朱元璋出身農民，與中國大地上千千萬萬的農民心理一樣，隻要能夠有飯吃，維持生存，就不會產生改變的思想，除非窮困到了極點，無法生存，才豁出去幹一場，造反。然而，當生存的需要得到滿足後，當生活富裕起來後，當一切重新走向正規時，這種農民的保守心理就再次重現，成為決定性力量。朱元璋本人的“重農”思想極為濃厚，相比於漢、唐、宋時的帝王們，他的一些思想行為顯得非常小器、封閉、保守：洪武時期的皇宮大院裏，隻要有空地便都栽上了菜，宮中菜蔬自給自足，還將“禦花園”改名為“禦菜園”，朱元璋本人更是以蔬食為主，省吃儉用，閑暇之餘便組織宮人種菜——這種農民樸素而封閉的思想，無疑強化了皇帝自身心理的保守。
在農業社會中，人們隻需要按照上天的規律，定時播種、收獲，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循環往複，千百年來都是這樣。在農民的思想裏，隻要遵循上天的意思，就能定期得到物質的回饋。一切農作物的生長都需要最穩定的環境，不要變化，這是最好的選擇。老祖宗傳下來的種植方式，已經足夠讓農民生產出糧食來，不需要再為某種額外的需要而去改良、變化。這種農業思想，相比於西方的海洋文明、商業思想，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西方文化起源於希臘，那是一片貧瘠的、隻能生產橄欖和葡萄的土地，人們沒有糧食，所以必須把葡萄和橄欖與外界交換，進行貿易，才能獲得生存的必需品，這種不斷與外界交流、吸收外界文化的思想，奠定了西方人進取的精神，這是東方人所欠缺的。
縱觀中華兩千年，漢唐時代的大氣，源自於與西域、北方民族的不斷融合，奇風異俗的交流。奠定強漢的諸多戰爭物器如弩、良馬等都來自於外族的傳入，展現盛唐輝煌的諸多藝術如唐三彩、胡琴、琵琶、樂曲等都歸功於胡漢風俗的融合，而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由於有了漢文化的輸入、漢族先進生產力的傳入，則衍生成了強大的半奴隸半封建的侵略國家——可以說，生物界中的“雜交優勢”是完全適應於人類社會的。今天的諸多新型農產品，超大的蘋果、豔麗的葡萄、多產的水稻、保質期穩定的蔬菜……這些優勢農作物莫不來源於“雜交”，而非“純種”。極端地說，在生物學上，“純種”的物種是生命力不能長期延續的，最極端的例子就是——近親結婚，導致生命的缺陷越發眾多，乃至毀滅，或是嚴重缺陷。
朱元璋所寫的《大誥》，規定全國的村子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在土地廟集會，接受思想政治教化，還規定每個鄉都要有專人敲打木鐸，高聲叫喊：“和睦鄉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到五更時，又派專人在城門樓上高聲唱道：“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所有的鄉村都要選派有聲望的老人每月宣講道德規範，每到農忙季節，人們還必須在鄉中老人的監督下黎明即起忙碌農活。朱元璋對人民的控製力，無論從思想上還是製度上，都大大超過以往皇帝，他製定了許多規章，限製人民自由流動，《大明律》規定“農業者不出一裏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離鄉百裏，都必須持有離鄉證明，不然就作為罪犯關押起來。
這種農民式保守的思想，成了維護專製政治的最好催化劑。
大明帝國的締造者，朱元璋，這個典型農民心理的帝王，他以及他身後的子孫們，極大地加速整個國家向保守方向發展：排斥外人（誅殺功臣）、集中自己朱姓一家（分封子孫）、對外人的極大不信任（設置特務機關、強調皇權正統、猜忌、文字獄、中央集權）、保守穩定（倡導八股文）、低賤者一旦富貴的報複發泄心理（嗜殺、各種酷刑的興起）……
在朱元璋的一手打造下，大明王朝興起了“特務政治”，設立了巡檢司和錦衣衛，分別對百姓和官員進行嚴密監視：巡檢司遍設於各府縣的關口要道，盤查行人，抓捕盜賊；錦衣衛是直屬皇帝的特務機構，被用來嚴密監視朝廷文武百官，特務們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軍情民意，凡是有一點對皇帝不利的言論都逃不過他們的耳目，官吏們也不敢隨便過問他們的事情，隻要流露出對他們的不滿，都有可能被抓去受刑，而明朝的酷刑繁多，諸如杖刑、夾棍、刷洗、油煎、灌毒藥等等，把人折磨得死去活來，生不如死，製造大量冤案錯案，人心惶惶，人民的生活、思想在這種高壓政策下顯得枯竭、萎縮。
有了朱元璋的榜樣，明朝的皇帝們都跟著紛紛效仿，明成祖朱棣似乎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明一代，錦衣衛、東廠、西廠等諸多特務機關活躍，在官場、民間各個角落充當皇帝的耳目，鉗製人們的思想，這種專製政治深入到國家的各個角落裏，無疑壓製了自由思想，比之宋朝時期寬鬆的言論環境已是大大地退步了。
§§四 文官群體的價值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