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趙構為了議和，任用奸臣秦檜，打擊迫害主戰派人士，不惜害死嶽飛、罷免韓世忠，自毀長城；又與金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紹興和議”，向金國稱臣，割讓土地，每年不僅納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外，還要送給金統治者賀正旦、生辰禮物“以巨萬計”。如此苟且，徹底丟失了中原王朝的尊嚴，也創造了中原王朝對北方遊牧民族“稱臣納貢”的空前絕後的案例。
這種國家態勢對整體國民的心理打擊是巨大的，武官們悲憤不已，文官們跟風妥協，百姓一次次呐喊抗爭卻無濟於事，終宋一朝，出了多少令人歎息的悲劇故事，上演了多少屈辱猥瑣的醜劇。
宋真宗、宋仁宗、宋徽宗、宋高宗……不可否認，這些帝王個人素質都非常優秀，但唯一缺乏的是勇於麵對強敵的勇氣。或許這並不能完全怪罪於他們個人，而是整個大宋王朝“重文輕武”的靡靡文風造就出來的，隻是，當他們以一國之君的形象表現出來時，就顯得是那麼懦弱、可笑、可悲。
遼人、金人、蒙古人都恥笑宋人，一次次淩辱中原，所謂“契丹是北朝，大宋是南朝”，所謂“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落後的遊牧民族竟然如此鄙視文明國度宋王朝，此乃國家不幸，民族不幸！
中原王朝自古以來都是以“華”自居，征服周邊少數民族，到了宋朝這裏，卻隻得與周邊民族互稱“兄弟”、“叔侄”乃至“君臣”。相比漢朝、明朝甚至清朝的帝王來說，真宗、仁宗、徽宗、欽宗、高宗這些宋朝皇帝們，哪一個不是文化涵養頗高的，吟詩作賦，得心應手，卻唯在強敵麵前猶豫不決，倉皇逃竄，毫無勇氣可言。
每當讀史到此，我不禁捫心自問：對於一個人或一個國家，文化的淵博是否就能使之成為崛起的唯一因素呢？不，知識的豐富、學識的熏陶，倘若不是以國家民族的大胸襟、迎難而上的奮勇精神為支撐，那麼隻能成為小家子氣的附庸風雅、小資情調，成為一種文化的軟骨病罷了。
這種文化上的“軟骨病”，不僅為宋朝皇帝們所有，也一直是宋廷大臣們的常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臣隻懂得書麵文字上的大義、忠誠，一旦麵對強敵惡寇，就統統變為了妥協分子——
神宗時期大將種諤擊敗西夏軍隊，招降了西夏數萬名士兵，這本應該是戰勝方得意的事件，然而朝廷卻憂心忡忡，害怕西夏的報複，文官們紛紛譴責種諤將軍，甚至“議誅諤”，朝廷下旨命他把收降的士兵全部放回西夏去，以此與西夏消除仇恨，“解仇釋兵”。
一個王朝，在得勝時也仍然是這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苟安心態，難怪小國寡民的西夏人敢接二連三地挑釁大宋了。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妥協思維廣泛存在於宋王朝文官群體中，無論是忠是奸。不僅僅是秦檜這樣的大漢奸屈辱求和，像一些正直耿直的朝廷重臣也同樣對外妥協：
北宋哲宗時期司馬光重新執政，升至宰相，掌握朝廷大權，在對待西夏問題上，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為了一時的安定，不惜將宋朝土地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割讓給西夏王朝，以換取和平，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
南宋孝宗時期的宰相史浩，學識淵博，知人善用，是南宋朝廷最正直的一位名相，卻始終持對外保守、息事寧人的態度。當時抗金將領吳玠在四川擊敗完顏亮，一舉攻克秦鳳、熙河、永興三路地區，軍威大振，宰相史浩卻害怕金兵報複，以“陝西弗能守”的理由強令吳玠放棄領土，撤退自守。當時的朝臣虞允文等人力勸不可退兵，否則會引起大禍，可宰相的命令已經發出，吳階退兵，果不其然，金兵見宋人軟弱，乘虛追擊，導致宋軍折損三萬人潰敗，連原先收複的其他土地也一並丟失了。
綜觀北宋南宋兩朝，連司馬光、史浩這樣正直優秀的大臣都是對外妥協的心態，至於蔡京、高俅、秦檜等權奸的昏庸賣國，也就見怪不怪了。
從“澶淵之盟”的貢送歲幣，到對西夏人的妥協政策，再到北宋汴京被金人攻破，最後到南宋的北伐無功而返，直至整體滅亡，一係列的事件貫穿，都反應了宋人的保守怯弱心理。宋人自己也承認：“本朝無內患而有外憂者。”
反觀前朝曆代，漢朝初年也曾有“白登之圍”的戰敗，漢初文、景二帝也是對北方匈奴“和親安撫”暫時妥協，但目的是為了積累財富、充足實力，到了漢武帝時就開始重兵出擊，一舉擊敗匈奴；唐朝初年長安幾乎被突厥人攻破，唐太宗早期也對突厥人采取安撫政策，但為的也是聚積實力、韜光養晦，而後唐軍鐵騎夜襲陰山、斬殺突厥數萬之眾，一舉攻滅西突厥汗國，才真正解除了外患。
宋朝不是不可以用“金錢換和平”的方式來緩和衝突，不是不能以暫時的妥協來穩定局勢。但如果送金錢、割土地後，就一味苟安，不思進取，依舊是“重文輕武”的觀念，最後落得亡國悲劇，這其中的差別，就顯而易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