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局限性、穩定性，無法也不可能滿足司法的現實性、靈活性。法官在審判案件過程中，常會遇到一些疑難案件，立法規定不明，法律適用無依據，這時法官自由裁量則不可避免。法官通過解釋活動，有限地理性地行使自由裁量權。我國正處在轉型期，各種矛盾大量產生，新型案件頻繁出現，這迫切需要法官自由裁量。但是權威和公信力的缺乏以及製度設計的不合理，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充滿了風險。我們要吸取洛陽李慧娟法官的教訓。但也不能拒絕裁判。通過公開、公正的審判程序、判決理由製度來理性地行使自由裁量權。正如法諺所雲，正義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形式來實現。
裁判文書的說理，正能體現正義看得見的形式。法官對證據的分析判斷，就存在著法官心證的問題。法官的心證本身就含有自由裁量權的本意與屬性。法官心證的公開，不僅是指裁判文書反映法官對證據證明力大小的判斷，同時也包括對法官為什麼作出如此判斷的公開；法官不僅要說明自己對本案事實的認定結果，而且還要向當事人說明這一心證結果形成的過程。心證的公開，能使當事人及社會公眾對法官裁判的理由充分了解。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幹規定》第79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在裁判文書中闡明證據是否采納的理由”。
有司法，就會有自由裁量。中國司法審判經驗源遠流長。如周司寇的“五聽斷獄法”，即“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漢董仲舒的“春秋決獄”，即當遇到疑難案件，應援引《春秋》經學義理作參考予以裁判；明朝的海瑞在司法中，遇到疑案評判善惡，自由裁量的原則：“竊謂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鄉宦計奪小民田產債軸，假契侵界威逼，無所不為。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海瑞司法的這一原則，是符合儒家倫理法文化、法觀念的。於今天，仍不失民眾訴求的常理。我想本土化、傳統性的司法經驗，啟示我們：注重教化，善用傳統公理，對涉訴上訪可能會起到遏製的效果。
自由裁量，法官應在文書中充分公開地說理。不僅在事實認定及是非評判中，要公開其理由；而且還要在法律適用、解釋中公開其理由。丹寧勳爵主張法官應根據公正的原則，結合案件發生的具體情況靈活地解釋法律，而不必拘泥於法律本身。同時，說理要充分詳盡，公開各方當事人對案件所持的理由和觀點，公開法官對各方當事人意見的評論，公開法官得出裁判結果的所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