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現代性”？這是一個含義極豐富而語義有點含混的概念，它“首先意指在後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曆史性影響的行為製度與模式。”
在中國，與“現代意識”、“現代化”等詞語相比，“現代性”一詞，出現較晚，它更多地運用於對現代社會文化進行整體性的考察、反思的語境之中，而前者則更多地運用於推動社會的“現代性”變革的啟蒙主義、創新主義語境中。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現代性”一詞更多的意味著一種中立的、學術性的對“現代”進行審視的態度。在人們去狂熱地擁抱“現代”的情境下，人們並不會太多地意識到它，隻有在它出現了問題的時候，它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正如一個人健康的時候是意識不到身體存在的，隻有出現了病痛，才會對身體敏感起來。經過尼采、韋伯、海德格爾、哈貝馬斯、吉登斯、伊格爾頓等幾代人的研究和思考，學術界對現代性的認識已比較深入，劉小楓在《現代學的問題意識》對此做了這樣的概括：“從形態學觀之，現代性是人類有史以來在社會經濟製度、知識理念體係和個體——群體心性結構及其相應的文化製度方麵發生的全方位轉型。從現象的結構層麵看，現代性事件發生於上述三個相互關係又有所區別的結構性位置。我用三個不同的述詞來指稱它們：現代化——政治經濟製度的轉型；現代主義——知識和感受之理念體係的變調和重構；現代性——個體——群體心性結構和文化製度之態質和形態變化。”具體而言“現代性”的內涵包含著三個主題：精神取向上的主體性；社會運行原則上的合理性；知識模式上的獨立性。三個方麵是有著內在的緊密關聯的。所謂“精神取向上的主體性”在文學中具體表現為“自我”的發現，一種個性獨立、個人自決意識。正如鬱達夫的表述：傳統的人是為君、為道、為父母活著的，現在的人則是為“自己”活著的。魯迅《傷逝》裏的子君也發出了這樣的個人獨立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即使是堅持“為中國文化說話”的梁漱溟，也明確地意識到“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是從來不站在個人的立場上說話，多少的情感要求被壓抑。”所以是否站在自我的立場上進行大膽的自我表現，正是傳統和現代的一個明顯區別。那麼這種覺醒了的個人憑著什麼來進行自決、自我定位呢？那就是“理性”，也就是康德所講的“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來評判一切。傳統的人判斷善惡是非的依據來自於宗教、傳統和慣例、習俗，而現代人憑借的則是自己對理性能力的運用，所謂“重估一切價值”、“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都是個人運用理性進行獨立判斷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性”即是一種將社會整體理性化努力，希望把社會完全建立在合理性化的基礎之上。這也就是所謂“社會運行原則上的合理性。”第三點知識模式上的獨立性，也是現代性的一大特點，即一種知識分殊的專業化傾向。傳統文化講究的是“通學”、“通識”，以“六經統六藝”、“士先器識而後學問”、“吾道一以貫之”等等，而“現代性”文化則表現為對神聖化的“傳統”的理性“解魅”，祛“神聖化”的過程。韋伯認為：歐洲的“現代性”是宗教與形而上學所表達的“實質理性”一分為三個自主的領域——科學、道德與藝術——的結果。這種解除“神秘化”的過程也就是理性化的過程，它在歐洲導致了宗教世界圖景的瓦解，世俗文化的產生。由此產生的是真、美、善三個領域的分離，“真”歸之為科學；“美”歸之為藝術；“善”歸之為倫理學、法學等領域。這三個方麵可以分別作為認識問題、趣味問題和道德問題加以處理，所以，科學、道德和藝術等價值領域在現代發生了分化。但這種分化，在中國出於建構新的意識形態的熱情，往往會表現出重新將之一同化的趨勢。即在一種絕對主義的一元論的價值觀念下，將分化的領域加以整合統一，但這種分化的仍作為一種潛在的趨勢存在，如關於文學自主、獨立的訴求一直是時斷時續、時強時弱的延續著，並在意識形態控製減弱時，從後台走向前台、邊緣走向中心。
“現代性”是一種不同於宗教向彼岸世界尋找生存理由的從此岸——人間世尋找生存理由的方案。在“上帝死了之後”，大寫的“人”取代了上帝的至高權威，由此開始了一種“世俗運動神聖化”的曆史進程。但這種建立完全“合理性世界”的試驗，在20世紀遇到了極大的挫折，由此引發人們對這種唯理主義現代性的反思。正如霍克海默所言：理性最初是作為“神話”的解毒劑出現的，但它最終卻可能變成一種新的神話：“使一切自然的東西服從於專橫獨斷的主體並最後服從於盲目的、客體的東西、自然的東西而達到頂峰。”由此現代性出現了一種“自反性”的後果，走向了其反麵。由此出現了對這種“經典現代性”的反省，對主體性、理性這些現代性的確定性內涵的顛覆。這種顛覆行為同樣屬於現代性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是一種“反現代”現代性。由於這種顛覆往往帶有很強的浪漫主義色彩並最終訴諸感性和個人，而感性、個體往往屬於審美範疇，由此就產生出了與社會現代性對抗的審美現代性。審美現代性，構成了“現代性”的一個特殊的維度和有機組成部分。波德萊爾從純美學的角度給“現代性”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現代性，就是那種短暫的、易失的、偶然的東西，是藝術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內容是永恒的、不變的。”現代性的文學表現為“理性追求”和“感性生存”衝突、矛盾的綜合體現。
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轉換是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標誌的，但“五四”顯然不是這種現代性轉換的起點、開端，現代性的文學轉換應該說還有更早的源頭，與整個社會文化的現代性轉換同步，它是由1894年“甲午之役”和1900年的“庚子之變”開啟的。近代文學研究者往往以“鴉片戰爭”為起點，強調其後的文學的不同於古典的“近代”特征，但“鴉片戰爭”的衝擊力並沒有使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崩潰，中國社會仍然保持著國家政權與基層社會組織雙重統治的格局未變，社會心態與“傳統”相比尚無大的變化。過於強調“鴉片戰爭”的起點意義，就是強調了一種“現代性”轉換的被動性和西方主導作用，既不符合實際，也忽視了中國自身在不得不變之外的“主動求變”精神在“現代性”轉換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從縱的方麵來考察，直到“甲午之役”敗於日本之後，中國社會文化的急劇變化才真正開始，於此人們的社會心態發生大的變異，文學也隨之有了新的氣象。梁啟超曾經說過：“甲午一役，打破中國四千年之大夢。”魯迅曾這樣描述當時“世風之變”與“文學之變”的關係：“光緒庚子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亦屢挫於外敵，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第二次波及社會的集體心態的大變異產生於“辛亥革命”前後。它始於癸卯年（1903年）革命排滿思潮的狂飆突起，江浙知識界的新覺醒，留日學生風潮、拒法抗俄運動，使得排滿革命的觀念逐步深入人心。據時人記載：當時大江以南的知識界“翹然於舊政治、舊學術、舊思想之非，人人爭從事於新知識、新學術、迄今而自由民主之論飄沸宇內，莫能禁遏，固不得謂智育之無進步矣。”於是此時文學上有“政治小說”的出現和文壇“三界革命”的提出。第三次社會心態的變異則主要是由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城市化的興起所形成的都市市民心態的變異。它主要表現為一種物質主義、實用主義、趨新崇洋、休閑主義文化傾向，在民國初年更由於政治上的失望而具有了頹廢、虛無、享樂主義色彩。據時人記載：“光複之後，嚐驅車至我國通都大邑，入其境、觀其風，而飲酒狎妓自若也，觀劇、豪賭自若也，變本加厲，有加無已。”其心態特征表現為傳統道德與都市生活之間的脫節，生活的異化。這種都市化的市民文化的興起為民國初年通俗文學的繁榮提供了生存空間。第四次社會心態的變異則表現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它集中表現為對既往的一切變革思潮、政治勢力的極度失望，希望通過全然與傳統斷裂的“西化”的“新文化”、“新青年”來徹底的改造社會。它不但要重建生活的價值體係，而且與時代激進的世界社會政治革命思潮實現了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