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支持區域經濟合作應與區域安全合作相配套的同時，區域主義理論認為，當經濟合作的區域化進程啟動之後，區域的安全合作是不會長久停滯的，經濟合作會最終激發起安全合作，這一理論被稱之為“溢出”（spill-over）理論，即經濟的多邊合作在經曆了一段時間之後，將溢出到安全領域。建立起區域的多邊安全安排。[22]對區域主義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的新趨勢和新問題進行研究的學者對經濟合作是否會對安全合作有直接的溢出作用常表示懷疑，認為安全關係到國家最敏感的主權以及國際權力的再分配等問題，其運作的難度遠比經濟合作要高得多，但並不妨礙區域主義認為區域化過程中經濟合作與安全合作應相互促進、彼此支持這一基本看法。
第三，區域合作與國際規範的關係。
區域主義的核心是多邊合作、協調與集體行動的權力，這也是區域主義最為寶貴的財產。要在多邊的範圍內合作、協調、集體行動，就必須要有各國都願意遵守的原則、規範和規則。這些因素不僅要同平等、互利、自願等國際行為的國家法則相一致，還必須符合國家間利益共享得以實現的可操作程序的基本規律，滿足互利目標下國際經濟要素運行的必要條件。
因此，區域主義必須同增進合作有效性的各種國際規範相結合。研究適應於健康的區域化進程的國際規範就成了區域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之一。國際規範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要點和標牌產品，當代區域主義理論把國際規範導入研究方法，不僅更新了區域主義的理論內容，增強了其現實說服力，而且也使新區域主義突破了舊區域主義側重在組織和整合理論的傳統研究方法。諾曼·帕爾默認為，如果區域化進程能夠很好地適應各類成功的國際規範，即使不馬上走向區域組織體製，區域主義一樣也能很好地發展。可見，國際規範的概念對區域主義特別有用。[23]
不同的學者對國際規範的定義會有所不同，但這隻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不是內容的不同。例如，史蒂芬·哈戈（Stephen Haggard）和貝斯·A西蒙斯（Beth A。 Simmons）認為，國際規範是指“國家行為的範圍”[24]；奈和基歐漢則認為是“一種識別體製化的集體行為模式的標誌”[25]，史蒂芬·D·科雷斯納（Stephen D。 Krasner）把國際規範定義為“在一個既定的國際關係領域，圍繞行為者聚合期望的一整套明確、或不明確的原則、規則、規範以及決策程序”。[26]國際規範總是同一定的國際關係中的問題領域（issue area）相聯係的，使用於區域主義的國際規範可以說囊括了新自由主義的所有國際規範。因為在區域主義中國際規範是指“那些創立來用於方便國際合作進程的多邊主義安排”[27]，而合作、多邊主義、安排一體製，這已經是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最主要的三個關鍵詞了。
但問題不是國際規範該不該用於區域主義的問題，而是如何用的問題。事實上，不同的國家對國際規範的理解和認同是非常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方麵還存在著尖銳的對立，不同地區的區域合作過程所適用的規範也會有明顯的不一樣。這正好說明了區域化的進程應該根據本地區的實際和特定條件，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選擇自己所能適應的國際規範。西方區域主義的理論架構總是希望建立從西方實踐經驗中獲取的、以西方的利益與價值觀為中心的區域化的國際規範，盡管他們也承認不同的區域化模式是不能亂套的。因此，在區域化進程中，我們一方麵必須充分尊重國際規範的重要性，有時甚至是約束力，隻有這樣，在某一領域的合作所產生的互利才能實現；另一方麵，國際規範的“國際性”畢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對國際規範的使用在區域化過程中應該是在協商一致的前提下進行的，而不是強迫的。具體的某項區域合作進程應適用什麼樣的國際規範，需由參與國或參與地區和組織通過對話、磋商來解決，區域主義的漸進路線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國際規範，它為參與國采取什麼樣的區域合作形式、程序和時間表提供了豐富的彈性。
東亞的現實：召喚什麼樣的區域主義
冷戰的結束激發起了在東亞推進區域化進程的熱烈期盼，如何在東亞實行區域主義和實行什麼樣的區域主義一直是學界和政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討論的觀點大致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樂觀派，另一派是悲觀派。
樂觀派認為，由於中國成功的經濟發展戰略以及東亞持續的經濟高速增長，區域經濟合作既具有基礎，又符合區域內各國的利益，是東亞保持繁榮和穩定、增強區域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與競爭力的必由之路。樂觀派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信心；二是認同APEC現行運作機製的合理性，認為其雖然隻是一個鬆散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但鬆而不軟，散而不亂，區域經濟合作目前正有條不紊地進行；三是區域內的相互依存和產業分工大有潛力，正在由水平向垂直方向發展；四是區域局勢穩定，沒有大的衝突危險，區域合作有良好的地區政治與安全環境；五是認為區域內的主要國家均有推進合作的強烈意願。因此，東亞的區域主義會逐步地向前發展，節奏雖然不會很快，但會保持應有的勢頭。
悲觀派則從整體上對當前東亞的區域主義進程持懷疑態度。悲觀派的理由比較複雜，也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對中國的看法十分消極，認為中國的崛起正改變著區域的安全與權力結構，一個不穩定、麵臨潛在的衝突和不確定因素的東亞是無法承受正常的區域合作的；二是對APEC所能起的作用表示懷疑，對目前東亞以APEC為龍頭的區域化進程沒有信心；三是認為東亞開展區域主義不具備良好的客觀條件，如各民族間的文化認同程度低，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曆史的糾紛和各國間巨大的經濟和生活水平差異等等；四是認為區域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有排外傾向——如1993年馬來西亞建議設立“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SCE）就明確不包括美國；五是認為即使東亞建立區域性的貿易投資自由化集團，也是區域性的，會加劇世界經濟的地區分裂，不利於全球化。悲觀派的觀點主要出自美、日等西方大國。對東亞區域化研究的這種複雜的“悲一喜心態”是東亞區域主義注定有一個艱難曆程的真實寫照。但不管是悲也好還是喜也好，冷戰後東亞畢竟出現了席卷幾乎全地區的區域化浪潮，加強區域合作是區域內所有國家的共同心聲。目前的問題並不是東亞要不要實行區域主義的問題，而是實行什麼樣的區域主義以及如何更好地實行的問題。
如果我們把亞太區的合作與聯係視為東亞經濟強勢（economic dynamism）必然涵蓋的範圍，也是開放式的東亞區域合作在區域間交往層麵不可回避的一部分，那麼，今天以APEC而為主體的亞太經濟整合過程的成敗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東亞所決定的。東亞特殊的地位和實力決定了東亞在整個亞太地區的區域化進程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就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而言，東亞是亞太區四個次區域中最重要的一個，它是整個亞太區經濟的支柱，同北美、西歐一起共同構成了世界經濟的三大中心；東亞是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家園，東亞能否保持持續穩定和繁榮，事關所有人類的生活質量。東亞也是世界上目前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全球軍事前四位的大國——美、俄、中、日——都集中在東亞[28]，使東亞成為世界大國密度最高的地區；亞太區區域主義進程的主要動力和障礙幾乎都與東亞密切相連，東亞的區域化程度將在根本上決定亞太區區域主義將處於什麼樣的狀態。而亞太區非東亞國家對東亞區域主義的態度和反應也將影響東亞的區域合作。麵對當今全球化趨勢以及區域間互動越來越顯示出的重要意義，東亞如何發展區域主義的構想都應該牢牢把握開放主義和非排他性這一基本原則。
然而，開放主義並不意味著東亞區域化應該具有強烈的外來色彩。近代以來東亞的曆史一直飽含西方的殖民侵略和奴役。東亞的命運也似乎同外來勢力息息相關，區域化問題上同樣如此。以往東亞所出現的區域化努力大部分都具有外來勢力的背景，甚至同西方殖民統治有關，例如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亞太理事會（ASPAC）和亞洲與遠東經濟委員會（ECAFE，現更名為ESCAP）。這些由外來人強加的、膚淺的區域主義模式不僅作用有限，而且無法作為今天東亞進行區域化合作的有效機構。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曾斷言，正是這些機構組成了亞太廣泛的合作現實的網絡。[29]冷戰時持這種觀點還情有可原，冷戰後的今天，再從這樣的觀點看待東亞的區域化努力將忽視東亞充沛的創造力，東亞的區域化進程應該完全由東亞人自己來掌握。不幸的是，東亞和亞太依然還有不少國家在區域化問題上對外來力量的依賴遠大於對區域內部的自我支持資源的依賴。東亞的區域主義應該以“亞洲方式”（Asian Way）來設計和推行。所謂亞洲方式就是要意識到許多從西方政治經曆中發展出的國際關係原則並不一定都適合於亞洲。[30]東亞可以以自己的實踐和能力來以我為主地推動區域主義在東亞的深入。EAEC建立東亞自身經濟合作體的設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別於非排斥性原則，但EAEC作為東亞國家以我為主對區域主義的安排，展示了東亞國家在區域化問題上的覺醒了的獨立性和創製精神，未嚐不可以是一種探索。
此外，東亞區域主義進程的開放主義原則也應同世界別的地區的經濟一體化聯係起來，以跨區域開放性的交流與合作作為東亞區域化開放原則的基礎。目前，世界的全球化趨勢盡管是明顯的，但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機製保障，全球化未必就不會有什麼反複。和全球化相比，區域化是東亞經濟的立足點，對東亞也更實在。基於經濟安全的考慮，美國一方麵強調任何東亞的區域化組織都不能把它排斥在外，克林頓總統甚至表示任何排斥美國的舉動都會使美國撤銷對東亞的安全責任；[31]但另一方麵，美國在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設計中，始終傾向於“內向”（turning-inward）的政策。這對東亞經濟合作的開放性來說是不公平的。東亞的區域化應該向美國傳遞一個明確的信息：跨區域經濟合作的公正和彼此開放應該是東亞經濟合作開放和非排斥原則的前提。對這一點，日本的體會就特別深刻。[32]
東亞國家自己掌控區域化的進度和時間表，關鍵在於東亞各國必須具有合作的強烈意願、通過合作創造共同發展機會的堅定信仰，以及對合作利益的充分信心。區域主義的發展盡管有諸多客觀條件的製約，但總體來說，是一個自主意識（self-consciousness）的過程。[33]各國政府對區域力量的重視、有關多邊合作的風險代價的估算、參與國際事物的方式以及對國際係統中互動關係的觀念等等因素也都會影響政府對區域化問題的態度和投入。政府實行區域化政策的意願由弱到強，確實需要一個逐步調整的過程。坦率地說，按照區域主義的理論和經驗，東亞實現區域主義的客觀條件並不理想。在經曆了將近40年分裂和衝突的曆史，麵對著直到今天依然巨大的製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對諸如台灣與南沙群島爭端等地區熱點問題的不同看法，各民族缺乏共同的文化認同，再加上經濟持續增長後所出現的新的權力調整的壓力，東亞各國區域化政策還要保持同步遞進的強烈意願，談何容易。事實上，區域化進程中風險和機遇如何平衡，是目前絕大多數東亞國家麵臨的難題。這一難題在近兩年的亞太經合組織首腦年會上就已經表現得很清楚。要克服這一難題，並不能坐等時機自然成熟，而應該本著在區域化進程中去不斷解決推進區域主義所存在和出現的各種問題。
羅伯特·基歐漢曾經指出，“合作不應該被看作就沒有衝突了，而應該被看作是對衝突或潛在衝突的反應”。[34]推動區域化的深入，本身就是一個合作不斷發展的過程，是對目前存在的和將來有可能出現的各種矛盾與衝突的解決及預防的過程。合作中的衝突是正常的，合作前的衝突也是必然的，合作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目前和將來的衝突。當代國際關係中的合作理論特別強調合作是各國政府間政策協調的產物、合作本身對解決和預防衝突的價值，認為合作的前提不是衝突升級的被動選擇，而是彼此政策之間能否存在實現共同目標的可能性。[35]區域主義本身就是一個多邊合作的過程，它所需要的共同體建設和體製建設無非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合作；其中，共同體是區域合作的基礎，區域組織的體製是合作固定化和協商製度化的框架，它們是區域主義中相互支持的兩個麵。區域主義之所以今天成為普遍的國際現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它為國際間合作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載體，適應了當今國際社會以合作尋求共同利益與發展的基本潮流。因此，東亞各國沒有理由降低自身參與東亞區域化進程的意願，也沒有理由缺乏對推動東亞區域化發展的熱情。對風險和機遇估量方麵的猶豫本身應該在區域化的探索中得以解決。
當然，根據東亞的現實，采取適度的區域化形式是促成東亞各國提升區域化政策意願的重要條件，而適度的區域化形式關鍵在於機製建設。共同體建設雖然也很重要，但共同體屬於一個更自然的過程，往往獨立於政府意願之外。對共同體建設過分人為地強求，反到會傷害某些民族的感情。麵對政治和社會文化多元主義的東亞，共同體建設更多地需要靠經濟的相互依存和市場經濟的普及等自然因素的推動。東亞各國政府鼓勵各國間密切的人員、商品、信息以及資本和技術的流動與往來，增加各民族間的了解和信任，增強政府間的互信與合作，都是推動共同體建設的有效做法。各國政府有義務視建立共同體為區域化政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事實上，東亞自然經濟疆域擴大和形成是東亞共同體建設的強大動力。[36]和共同體建設相比較，區域化的體製直接關係到各國的基本利益，是協商、協調與合作的具體程序和規則的體現，也最容易涉及國家主權、自主性等敏感因素，所以體製建設要複雜和艱難得多，對區域化進程的作用也更為直接和深刻。
到目前為止，區域主義機製建設的成功經驗主要來自西方，有關機製的區域主義理論也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除了個別的學者之外，幾乎都一致認為這些經驗和理論很難套用到東亞。其基本理由是，一個類似於歐共體那樣的、以削弱國家主權為代價的緊密型機製在東亞幾乎沒有可能。現有亞太區域化進程中APEC鬆散的論壇型機製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它把18個不同製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捏合在一起，在實現經濟領域的合作目標方麵已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有了APEC，東亞就不需要任何多邊經濟合作機製了嗎？東盟在2003年建立東盟十國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的計劃對其他東亞國家已經構成了挑戰，APEC的2020年投資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如果沒有東亞有關國家首先實現加以保障的話，恐怕在亞太更大的範圍內就更難落實。東亞當前次區域一級的經濟合作正在開始啟動，如中日韓三國間的環渤黃海經濟區、圖們江開發區等；以日本為首的區域內雁陣式產業分工與合作也是當前經濟界探討東亞經濟合作的主要可能性之一。麵對這樣的形勢，APEC並不能取代東亞經濟合作的所有課題，東亞經濟合作也不會在APEC麵前就此止步，研究新的東亞經濟合作的有效機製是東亞各國麵前的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緊迫任務。如果東亞在經濟領域繼續采取鬆散型的區域合作機製的話，那麼，安全領域呢？
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區域糾紛中一個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中美、中日國家間關係的滑坡。滑坡的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彼此的不信任而導致的安全關係的緊張。目前，這種緊張關係雖然還沒有造成分裂的現實，但它不僅同東亞蓬勃的區域經濟發展勢頭格格不入，事實上也再度引起了冷戰末期曾一度淡化了的東亞潛在的衝突危機。東亞大國密集的地緣政治特點決定了大國關係是東亞區域局勢的主軸，健康、良好而又富有建設性的大國關係是東亞區域合作的必要條件。否則，大國的爭鬥會葬送東亞區域化進程的美好前景。即使維持區域合作的某種機製，也隻是流於形式。解決東亞大國間的安全困境關鍵的出路是進行區域多邊安全對話和在適當時候建立某種區域多邊安全機製。今天，東亞安全的基本事實是各國的安全利益縱橫交錯，彼此之間相互關聯，安全概念互為前提，呈現出安全利益簇生體的明顯特征。隻是依靠自保或像美日那樣增強雙邊軍事同盟與合作的方式並不能建設性地改善東亞的安全狀況，反而會加劇不信任感和地區安全緊張局勢。建立多邊安全對話對於進行軍事信息交流、增加各國軍事措施的透明度以及培植互信都有積極的作用。多邊安全對話論壇本身也是一種安全合作機製。東盟地區論壇（ARF）的建立，第一次把東亞的主要國家同時都拉入了對話席。但要解決東亞大國間的安全摩擦，還需要東亞直接進行多邊安全合作。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SCE）對於推動歐洲緩和與冷戰後歐洲的裁軍及區域安全保障作出了突出貢獻。東亞雖然並不適合於照抄照搬CSCE模式，但以多邊合作的形式進行整個區域的多邊安全安排同樣是東亞應該、也有可能實現的區域化目標。
因此，以鬆散的、對話型的方式推進東亞多目標的區域化進程中的體製建設，可以是東亞現階段落實區域主義的主要特征。鬆散機製的組織程度雖然較低，但能從無到有地建立起基本的合作框架，保持APEC所開創的區域合作勢頭，並能以較大的彈性調和各國對區域化體製的不同嗜好；對話型機製的權威性小，但好處是同樣能開展多邊合作、協調與溝通，照顧對主權、自主性等方麵的敏感度；東亞經濟的相互依存的出現，給東亞各國的傳統主權、自主性和民族國家的概念確實造成了新的挑戰[37]，但東亞的具體情況，尤其是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東亞不能采取馬上削弱主權、自主性的區域化發展模式。多目標則強調東亞的區域主義也應該實現經濟合作與安全合作的結合，使經濟合作與安全合作在東亞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如果東亞經濟合作與安全合作相分離的狀況總是延續的話，對東亞的區域主義將是沉重打擊。在這裏，多目標性並不意味著不管什麼問題都在區域化過程中采取多邊主義的立場，而是指區域合作可以在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同步進行。東亞區域主義不可忽視各國間不同經濟水平和不同道路選擇的現實，以及區域化進程基礎差、起步晚、問題多和現有區域化程度低的客觀狀況，因而區域多邊合作的議程要集中於在區域內增進共同福利的普遍問題。美國希望在亞太區域合作中采取“聯係問題”（issue-linkage）做法，力圖把人權也列入區域合作議題，這隻會損害區域合作的宗旨和原則。
最後，東亞的區域主義必須包括東亞區域內的所有成員國，以任何理由或任何借口對任何東亞國家的排斥都是在實行歧視原則。非歧視性應該是東亞區域化的基本立場。許多國際合作問題的研究者認為，多邊合作的參與國和地區越多，在協商解決集體行動問題時的責任心就越強，這在區域化進程中同樣如此。[38]隻有團結和吸納所有的東亞各國共同平等、公正地參與東亞的區域化進程，才能真正地兼顧不同國家的願望和要求，才是具有生命力的區域主義。區域化不應隻是大國或工業化國家主導的舞台。
結 論
區域主義是當今世界政治經濟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它由二戰後區域組織的建立開始起步，經過近50年的發展曆程，已成為國際關係中擁有較為係統的理論和成功經驗的一種勢力，與全球主義一起展示著今後世界的發展趨勢。區域主義的基本價值在於它深化了國際合作，通過多邊主義的內涵和區域組織機製的形式，為在地理鄰近、往往又處於同一區域的國家間尋求共同的合作利益與發展機會提供了有效的載體。區域主義可以有助於維護和豐富區域地方文化、堅定區域觀念和塑造區域認同，促進區域內各國的團結與合作，解決和預防現有的和未來的問題與衝突，對於區域的穩定、進步和繁榮而言，區域主義的貢獻是相當顯著的。區域主義的努力也總是同多極化的方向聯係在一起的。區域力量的多極化是區域主義啟動和演進的重要條件，區域主義發展的結果則必定是在提升區域力量的同時進一步增強全球範圍內的多極化。為此，羅伯特·吉爾平認為，區域主義是填補霸權真空的一種有效手段。[39]從這個角度來看，區域主義也是建立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