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方會談中“次級國家”扮演活躍的“促談”角色，事實上是2007年以來六方會談出現積極進展不可或缺的輔助性手段。2007年3月到6月持續了3個月之久的澳門彙業銀行朝鮮被凍結資金如何解凍的僵局最終被打破，就是因為俄羅斯銀行作出了貢獻。朝鮮堅持解凍資金應由現金轉賬的固執態度，說穿了，就是平壤希望在獲得2500萬美元解凍資金的同時能夠重新獲得全球銀行體係的業務承認，保持與全球銀行體係正常的業務往來，拒絕美國財政部在2007年2月下旬所作出的朝鮮涉嫌偽造美元、洗錢等指控。[37]俄羅斯在堅定地表達朝鮮核武器是對俄羅斯這一鄰國的“直接威脅”的同時，幫助解決朝鮮在澳門彙業銀行解凍資金的轉移，說明了俄羅斯在六方會談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日本在朝核問題上的立場近年來趨向強硬。2006年9月後的安倍政府堅持將人質問題與六方會談掛鉤，拒絕對朝鮮進行任何援助，對“213協議”中的對朝援助部分持反對態度，但日本的強硬政策畢竟影響力有限。相反，從另一方麵來說，鑒於朝核問題的複雜性和嚴峻性，強硬但非關鍵性的日本對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與其他各方一起共同扮演“紅臉”和“白臉”等多重角色，共同推動朝鮮拋棄幻想、切實意識到隻有棄核才有出路。2007年9月上台的福田政府開始在朝鮮問題上逐步修正和拋棄安倍政府的強硬立場，日本對朝政策與其他各方的協調性開始上升。雖然福田政府延長了2006年10月朝鮮核試驗之後的對朝單方麵嚴厲的經濟製裁措施，但日本願意同朝鮮舉行雙邊會談、認真討論朝日關係正常化的意願已經明顯上升。[38]福田政府是改變安倍時代日本僵硬的朝鮮政策的最好選擇。在朝核危機開始後的5年以來，日本各方出現了對朝政策的針對性空前發展的難得局麵。
朝鮮的“切香腸”戰術與未來的東北亞安全機製
盡管2007年六方會談出現了積極進展，但朝核問題的分析家們仍然普遍擔心朝鮮在使用“切香腸”的戰術盡可能地拖延六方會談進程。這種“切香腸”戰術，簡單來說就是平壤想要以自己現有的所有核計劃、核設施和核材料分別打包進行“棄核”，一小塊、一小塊地拿出來進行“交換”。[39]其最終的目的不是棄核，而是盡可能地獲得利益的滿足，進而實現在擁有核武器的同時和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懷疑朝鮮並非真心棄核的理由有很多，可以從平壤以往出爾反爾的曆史記錄，從漠視人民的基本權利以及金正日政權並沒有任何改變等各個方麵得到結論。[40]然而，朝鮮意圖的不確定性，事實上隻能通過提升六方會談的多邊合作機製來得到解決。
首先，六方會談機製的法律約束力建設，是未來六方會談麵臨的重要考驗。東亞多邊合作，都存在著缺乏法律化的特點，或者說，都存在著多邊製度的強製性約束力薄弱以及缺乏對參與合作的各國具有法律性規範的弱點。[41]這也形成了東亞合作，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安全領域的製度建設，表現出“軟多邊主義”的特征，以有別於同歐美相比較而言的多邊合作製度中具有的高度法律化的特性。多邊合作機製的法律化，是防止和克服多邊合作中的機會主義威脅、阻止對已承諾的義務的違背和推進合作目標實現的重要保障。其最基本的手段是對多邊合作義務的違背采取集體懲罰。顯然，推進六方會談機製的法律化，是促進六方會談製度建設的重要目標。
從目前來看，六方會談架構主要是通過“不予獎勵”，而不是通過“予以懲罰”來獲得對已承諾的合作義務的執行能力。這一方麵是朝鮮問題的特殊性所決定的，例如朝鮮對外依賴程度很低，經濟和社會缺乏開放，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投資和經貿等懲罰手段難以生效。另一方麵，這也是美朝、美日等關係的特殊性決定的。從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以來，美國和日本等國一直實行的是對朝的嚴厲製裁和孤立政策。即便2006年10月9日朝鮮進行核試驗、聯合國通過了新的製裁朝鮮的1718號決議，其效果並非是促動朝鮮簽署“213協議”的直接原因。在這樣的背景下，分階段地滿足朝鮮合理的安全、外交、經濟及能源利益，並對朝鮮在分階段的合作進程中“違背承諾”的行為“不予獎勵”，是六方會談迄今能夠形成的最大限度的執行能力。從短期來說，這一狀況很難改變。從區域合作的理論和政策來看，多邊機製的法律化進程是由需求推動的，也是和法律化進程中功能主義模式的升級相適應的。隨著“213協議”落實進程的發展，未來六方會談機製的法律化發展應該是共同追求的目標。
根據2007年10月3日《落實共同聲明第二階段共同文件》的規定，朝鮮同意在2007年年底對其寧邊三個核設施實現“去功能化”，在12月31日前完成對其全部核計劃進行完整、準確的申報，並重申不轉移核材料、核技術或核相關知識擴散的承諾。[42]而美國則負責牽頭對朝鮮核設施“去功能化”，負責向朝鮮提供1000萬—2000萬美元的“去功能化”費用。[43]美國的立場也很明確。華盛頓願意在朝鮮核申報和去功能化進展順利的情況下把朝鮮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中去除，並最早在2008年1月和朝鮮啟動關係正常化談判。[44]但美國助理國務卿希爾也說得很清楚：“在朝鮮放棄全部核野心和放棄已經擁有的50公斤核物質之前，將不會同朝鮮建立完全正常化的外交關係。”[45]隨著第二階段落實《共同聲明》文件的進展，美朝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勢必將涉及半島和平協定的談判，以取代1953年7月27日的《停戰協定》。和平條約的簽署不僅將最終宣布結束美朝之間的敵對狀態，同樣也將逐步成為美朝關係正常化的政治條件之一。美國目前的立場是在朝鮮棄核之前，不會就半島和平條約問題加入包括中、韓等多個國家共同簽署的國際條約，該條約顯然可以通過明確各方在半島和平與東北亞地區安全問題上的義務將六方會談機製“法律化”。這也是將六方會談機製發展成為東亞多邊安全製度的重要契機。[46]可以預見的是，未來朝鮮半島和平條約的談判進程和內容，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六方會談架構是否能真正升級為東北亞多邊安全機製。然而，半島和平條約談判必須是在朝鮮棄核之後。沒有明確的、可以核查與保障的朝鮮棄核目標的實現，半島和平談判有可能成為朝鮮拖延棄核的借口。由於在2007年10月朝鮮半島北南首腦會談中使用了未來半島和平條約談判“三方或者四方”進行的模糊措辭[47]，事實上未來的和平談判究竟如何進行，還存在著尚未解決的爭議性。
其次，六方會談的“問題解決能力”建設從未來的發展需要來看，必然要求各國加強政策協調，以便能最終通過反映各國共同安全關注和尊重各國安全利益的同時，實現對東北亞安全的整體性貢獻。
朝鮮的“切香腸”戰術想要獲得成功，不僅取決於平壤是否能分階段。地取得其想要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取決於六方會談架構內是否有平壤可以“鑽”的“空子”和利用的“機會”。在2007年“213協議”之前，平壤可以利用的最大理由是美國的“敵視政策”。由於在多邊會談中，美國越製裁朝鮮越堅定、平壤的反擊力度越大的事實，使得朝鮮認為隻有通過擴大危機，它才能獲得理想的談判條件，才可以得到其他國家不同程度的“同情”。[48] 2005年11月之後美國曾一度將對朝鮮的金融製裁與棄核談判脫鉤，拒絕希爾訪問平壤是朝鮮公然進行核試驗的重要原因。2007年經過美朝1月的柏林談判、3月的紐約談判、6月希爾助理國務卿直接訪問平壤和9月的日內瓦談判，美國不僅取消了對朝鮮2500萬美元的金融製裁，也恢複了與朝鮮直接接觸的“克林頓方式”。白宮目前的“掛鉤”策略暫時難以給平壤提供任何實質性借口。[49] 2007年11月1日，美國負責的10萬噸重油也運抵了朝鮮。但由於2005年9月《共同聲明》，2007年2月的“213協議”和10月3日的《第二階段共同文件》都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例如，並沒有明確說明朝鮮是否有和平核能開發的權利，對於朝鮮要求的輕水反應堆措辭含糊，也沒有說明一旦朝鮮無法履行文件要求將受到什麼樣的製裁，未來平壤繼續利用這些文件的“模糊空間”還存在著可能性。現有文件對“去功能化”的定義還存在著不徹底性。例如，現階段的“去功能化”隻是拆除核物質提煉和處理設施的部分核心部件，並不等於“銷毀”或者“放棄”。理論上“去功能化”之後朝鮮還可以通過重新組裝和更新來建立新的核能力。目前的六方會談還難以說服朝鮮朝著決定性地搗毀核設施的方向上邁進“去功能化”。[50]因此，現有的“分階段”去功能化和棄核的談判進程依然漫長。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仍然是麵對現實，六方會談中除了朝鮮之外的其他各方是否能夠有效地增強政策協調，不給朝鮮任何可以利用的機會，同時展示出滿足朝鮮正當利益要求的基本決心，這是目前六方會談麵臨的重大考驗。
與此同時，沒有必要對朝鮮的真實意圖給予特別悲觀的認識。繼續參與六方會談和通過談判達到平壤的目標，可以說是2002年10月朝核危機以來朝鮮一貫的主張。即便朝鮮數度采取故意激化危機的政策或者挑釁性的“邊緣政策”（brinksmanship），但沒有六方會談朝鮮將一無所獲。核試驗之後朝鮮很快宣布願意重啟六方會談，至少表明朝鮮力圖重新贏得“中國與韓國好的評價”。[51]從目前來看，尋求和西方，特別是和美國改善關係，是平壤基本的政治和戰略目標。這不僅是朝鮮政權生存所需要的，也是其克服各種內外困境的基本條件。從平壤的外交傳統來看，這也是朝鮮一貫推行的“平衡”政策的延續，即發展和大國的關係，並讓其在朝鮮問題上彼此製衡，以便為朝鮮爭取最“有利”的外交與利益格局。[52]因此，即便六方會談在朝核問題上采取分階段的、漸進式的方式，也是符合朝鮮根本利益的。自2007年7月美國解凍的朝鮮資金到位之後，朝鮮在落實“213協議”和配合國際核查方麵態度堅決。除了IAEA的核查小組之外，9月又邀請中、美、俄三國的專家組到朝鮮核查；10月11—18日又有一個美國的技術小組前往朝鮮核查。這些都表明，朝鮮的合作達到了“新高度”。[53]平壤沒有理由放棄現有的六方會談架構，或者在美國態度出現重大調整的背景下再度製造新的危機事態威脅六方會談的存在。
然而，分階段“獎勵”朝鮮棄核的本質應該是鼓勵朝鮮改革開放，鼓勵朝鮮放棄目前“斯大林模式”的社會經濟體製，引導朝鮮回歸國際社會。一個改革開放和融入國際社會的朝鮮，是平壤得以放棄核武器，且不再成為東北亞安全“症結”之一的根本保障。六方會談架構中如果其他各方缺乏對朝鮮實質性的政策協調，隻是基於自身的政治與戰略考慮而單方麵實施對朝的“接觸”政策，不但會消極地提供給朝鮮拖延履行棄核義務的借口，更會加劇半島問題上的大國競爭，並有可能使得朝鮮棄核問題摻進複雜的地緣戰略性的競爭，甚至衝突因素。例如，在朝鮮沒有改革開放之前任何對朝鮮的大規模投資與援助都可能實質性地增強朝鮮現有政治精英對權力的控製，增加朝鮮核武器能力，降低朝鮮棄核的願望。[54]相反，隨著六方會談進程的深入，朝鮮的對外關係從2007年以來出現了“轉暖”的趨勢。2007年10月朝鮮總理金英日訪問越南等東盟國家，傳達了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對越南模式的改革開發的濃厚興趣。[55]朝鮮接受分階段去功能化的協議，迄今所表現出的擴大對外接觸、希望與美日等國達成妥協的一係列動作，與2006年10月朝鮮進行核試驗時的立場畢竟發生了180度的“轉變”。[56]朝鮮轉向與世界“接觸”的政策，是和棄核進程同樣讓世人充滿期待的重要指標。
即便朝鮮“內心”對棄核還有所保留，朝鮮是否會改革開放還有疑問，但朝鮮想要通過在六方會談中的進展，取得與美國關係的實質性改變卻是真實的。與金正日進行了首腦會談後的韓國總統盧武鉉明確表示：“朝鮮想要解決核問題的理由是因為他們想要改善與美國的關係。”[57]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不僅可以讓朝鮮獲得美國結束經濟製裁以改變國內經濟建設的外部條件，更重要的是，在朝鮮看來，和美國關係正常化就能讓朝鮮贏得“美國因素”以平衡朝鮮周邊的其他大國。[58]美國近期對朝政策上的“希爾路線”也恰恰是看到了朝鮮想要改變美朝關係的戰略性意圖，爭取最大限度地抓住時機重新發揮對朝鮮決定性的影響力。以往布什政府的強硬路線事實上是削弱了、而不是提升了美國在朝鮮及半島事務上的影響力。朝鮮決定公布自己的鈽數量以及停止濃縮鈾活動，都是對美國方麵作出的實質性讓步。[59]
六方會談並不一定會成長為東北亞多邊安全機製，但解決半島和平問題的多邊和平協定與六方會談的結合，卻有可能發展出某種形式的東北亞多邊安全機製。雖然許多朝核問題的觀察家將六方會談與東北亞多邊安全機製聯係在一起，認為六方會談不僅提供了建立這一機製的基礎和合作實踐，最重要的是，隻有將眾多的區域安全問題放在多邊機製中進行討論，才有可能真正為各方協調朝核問題的政策建立起普遍的合作共識鋪平道路。這樣的看法固然重要，但問題是朝核問題的成功解決具有多種可能性，即便是最終成功實現朝鮮棄核的六方會談，也不一定就能發展為東北亞的多邊安全機製。但是，隻要六方會談各國繼續在多邊合作中承擔其應有的義務，“去功能化”將逐步打通最終朝鮮棄核以及東亞多邊安全的大門。
注 釋
[1] Mitchell B。 Reiss，\"A Nuclear Armed North Korea： Accepting the Unacceptable？\" Survival， Vol。 48， No。4 (Winter 2006/07)， pp。 89-104； Jonathan D。 Pollack， ed。， Korea： The East Asia Pivot，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Jacques AE。 C。 Hymans， The Psychology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Identity， Emo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Kurt M。 Campbell， Robert J。 Einhorn， and Mitchell B。 Reiss， eds。， The Nuclear Tipping Point： Why States Reconsider Their Nuclear Choic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2] Mtchell B。 Reiss，\"Prospects for Nuclear in Asia\"，in Ashley J。 Tellis and Michael Wills， eds。， Strategic Asia 2005—06：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5， pp。 313-335； Victor D。 Cha，\"Nuclear Weapons： Missile Defense， and Stability： A Case for Sober Optimism\"， in Muthiah Alagappa， ed。，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58—496； David Kerr，\"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nd U。 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From Hegemony to Concert in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4 (Winter 2005) ， pp。 411-437； Michael O'Hanlon & Mike Mochizuki，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ow to Deal with a Nuclear North Kore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3] Francis Fukuyama， \"Re—envisioning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5) ， pp。 81-88； Scott Snyder， Ralph A。 Cossa， and Brad Glosserman， \"The Six Party Talks： Developing a Roadmap for Future's Progress\"， Issues and Insights (Pacific Forum/CSIS)， Vol。 5， No。 8 (August 2005)， pp。 1-49； Jaewoo Choo， \"Is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ix Party Talks Possible？\"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 Vol。 22， No。 4 (Winter 2005) ， pp。 39-58； Gilbert Rozman， Northeast Asia's Stunted Regionalism： Bilateral Distrust in the Shadow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有關朝核衝擊下日本與韓國的核能力考慮，請參見Christopher W。 Hughes，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Nuclear Ambitions of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sia Policy， Number 3(January 2007) ， pp。 75-104.
[5] 對於六方會談這樣的“軟製度設計”與其協商過程的漸進性分析，請參見Chadwick I。 Smith，\"North Korea： The Case for Strategic Entanglement\"， Obis， Spring 2006， pp。 343-353.
[6] 有關六方會談已經簽署的三份文件的文本，請參見Joint Statement of the Fourth Round of the Six—Party Talks Beijing， September 19， 2005， at www。state。gov/r/pa/prs/ps/2005/53490. htm； North Korea： Denuclearization Action Plan-Initial Ac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Statement， February 13， 2007， at www。state。gov/r /pa/prs/ps/2007/feburary/80479. htm； Second—Phase Ac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State， October 3， 2007， at www。state。gov/r/pa/prs/ps/2007/oct/93223.htm。
[7] Miho Yoshikawa， \"North Korea Nuclear Disabling to Begin Monday： Hill\" ， AP， November 3， 2007.
[8] 目前對朝鮮擁有的武器級鈽隻有大致的推測數字，一般認為是50公斤，也有說是40公斤。具體的數字在平壤申報之前確實無法驗證。參見Graham Evans and Jeffrey Newnham，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 340.
[9] John G。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3.
[10]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