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讀書人”》從丁帆教授隨筆集《江南悲歌》切入，呼籲讀書人擺脫“工具的工具”的命運，努力建構自身的人文主體性，言近旨遠，意味深長。作者本人曾擔任大學副校長，有過當“官”的體會，故能令人信服地觸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特有的政治情結和高度政治化現象。有鑒於知識分子扮演的悲劇角色，作者期待21世紀的知識分子實現社會定位、社會功能、治學心態的根本轉變，拒絕奴化，消解權力與真理的不平衡現象，堅守求諸“內”、求諸“己”的“主體”之學、“為己”之學，遠離政治實用主義、經濟實用主義和文化市儈主義，從而達到魯迅所說“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或如薩義德所言“（知識分子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敢於向權威說真話的人，執著、善辯，具有非凡的勇氣和反抗精神的人，對他來說，即使再強大再有威權的權力都可以被他斥責。”困惑於近年學界孳生的虛假浮躁之學、嘩眾取寵之論、欺世盜名之書、抄襲剽竊之風，作者沉痛感歎：“在一個社會中，當知識分子都忙著騙飯吃而不再去思考整個社會文化的命運，沒有人對既定的‘文化秩序’進行超越性的批判，這個社會就成了一個沒有腦袋的巨人。”怎不令人深長思之。
商品時代，金錢與權力殘酷剝奪了文學的主體精神，已成不爭之實。在《商品經濟和失魂落魄的文學》中，作者旗幟鮮明地反對文學的政治化商業化，呼喚人類主體精神的高揚和批判意識的加強，發出了“魂兮歸來，文學”的招魂之音。《“櫻桃園”情結》則是一篇有膽有識的檄文，它寫南京大學校園的文化象征、幽雅靜謐的北大樓：“突然有一天，一座20多層的大廈在校園的圍牆外拔地而起，像一根灰不溜秋傻裏巴幾而又蠻橫粗野的大柱子，擋斷了北大樓背景上那藍藍的天空，奪去了北大樓那古樸高雅的巍峨氣勢。這給人的感覺是大學教授被暴發戶打了一個耳巴子，又似乎是文明與教育受權勢擠壓的象征。”作者憂心如焚，恨不得把這一給大學之美破了相的龐然大物夷為平地；麵對物欲的擠壓，我們聽到了一個有良知的文化人的歎息。在《訪問台灣雜記》《從維也納到薩爾茨堡》諸篇，作者以親身經曆談及中國教授的清貧，探討了飽經磨難的知識分子在今天光著屁股坐花轎的尷尬境遇，卻非世俗意義上的發牢騷，而是從特殊到一般，從個體到群體，超越了知識者常有的促狹之思，洋溢一種人類情懷，令人動容。
《告別“花瓶”情結》是全書的重頭文章，該文首發於2000年第1期《鍾山》雜誌時，曾引起不小的反響。作者開篇就說：“花瓶是闊人的擺設，它是不懂真美的有錢人和權勢者用來裝潢門麵的。花瓶裏的花沒有生命之根，遠離大地的土壤，因而怕風雨也怕見太陽。花瓶存在的唯一依靠就是‘主子’的賞識。”繼之指出，中國知識分子自古就有當花瓶的傳統，“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作者引了沙葉新描述過的上海文人：“有一位名氣不小的作家在一次座談會上正巧坐在市領導的旁邊，當電視機鏡頭對準他們時，他趕快轉頭麵向首長作親切交談狀，臉上還掛著矜持的微笑。”這類作家，戴著華麗桂冠，寫著漂亮文章，自命清高，卻以被賞識為榮；滿嘴文化，可惜靈魂鄙俗。人格與文格的分裂，使他們始終不可能擁有恢弘博大的氣度、淪肌浹髓的深刻，產生不了振聾發聵的力作。這種以被賞識為榮的心理，就是“花瓶”情結的典型表現，這一情結實為奴性的變種。作者集教授、博導、學者、官員於一身，而自歎半生奴性，是一個在思想和精神上被去了勢、未能從精神奴役中解放出來的人，充其量屬於半知識分子、準知識分子，緣此展開沉痛的自剖與自省。70年前，清華研究院同人為紀念王國維自沉兩周年立碑紀念，國學大師陳寅恪寫下《海寧王先生之碑銘》：“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碑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碑文推崇的，正是一種今日學人普遍缺乏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董健先生在對碑文反複稱賞之餘，也道出了生平之誌：“讀自己想讀的書，說自己想說的話，寫自己想寫的文章，要哭則哭，想笑就笑……”真是痛定思痛，擲地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