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作為複雜的生命文化個體，盡管汪曾祺的文字總體上呈現出一派清風朗月，但也許，那僅僅是一種有意為之的過濾和淨化，是一種對現實人生的自覺不自覺的逃逸——濾去了假惡醜，剩下的便是真善美；濾去了不堪與尷尬，剩下的便是適意與順暢。汪曾祺的許多“文革”後文本，有意識地疏離中心話語和意識形態，幾乎整個兒退回民國，退到從前，著意於寫數十年前的夢與醒，愛與美。這或許正是因為汪氏身為尋常文人，對政治天性疏離，卻陰差陽錯地一度和政治靠得過近，極一時之盛衰、曆半生之炎涼的緣故吧。不難揣測，置身現實世界，麵對銅牆鐵壁般的集體無意識，汪曾祺既然百口莫辯力不從心，幹脆便在喧囂的時代聲浪中三緘其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倘果真如此，我們完全理解汪曾祺的幽遠心曲。在一種“槍打出頭鳥”的群體氛圍中，每有時局變易，汪曾祺這樣率真行事的人往往最易淪為替罪羊。——別人紛紛倒黴之際，你兀自一個人在那裏“風光”，憑此一點，難道不該成為日後清算你的絕好理由嗎？而當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成為他人的箭靶子，汪曾祺內心的絕望與悲涼委實無可紓解。眾所周知，“文革”時期的江青，由於其身份地位的特殊，作為從古代的“士”演變過來的現代知識者，又有多少人能夠拒絕她的垂青呢？
汪曾祺的“文革”經曆頗讓人聯想到錢鍾書夫婦。錢氏夫婦也曾遭遇過那個特定時代的淒雨冷風（如下放幹校等），但總體上較少受到衝擊，並一度錦衣玉食，恩澤加身。期間，錢鍾書曾被欽點為英譯毛選定稿人之一，亦曾成為毛澤東詩詞翻譯小組成員，不免要承蒙江青關照；對此，楊絳先生在其發行量可觀的回憶錄《我們仨》（三聯書店2003年7月版）中提及，她與錢鍾書先後兩次斷然拒絕了江青讓他們搬到釣魚台去住以及用小車接他們遊園的美意。如1974年至1975年間，錢鍾書奉命翻譯毛主席詩詞期間，住在一間簡陋的學部辦公室兼宿舍裏。作者寫到，江青曾讓他們搬到釣魚台去住，“……傳來江青的話：‘鍾書同誌可以住到釣魚台去，楊絳同誌也可以去住著，照顧鍾書同誌。’我不客氣說：‘我不會照顧人，我還要阿姨照顧呢。’過一天，江青又傳話：‘楊絳同誌可以帶著阿姨去住釣魚台。’我們兩個沒有心理準備，兩人都呆著臉，一言不發。”最終兩人還是沒有搬家，堅持住在陋室。作者又寫道：“一九七五年的國慶日，鍾書得到國宴的請帖，他請了病假。下午袁水拍來說：‘江青同誌特地為你們準備了一輛小轎車，接兩位去遊園。’鍾書說：‘我國宴都沒能去。’袁說：‘鍾書同誌不能去，楊絳同誌可以去呀。’我說：‘今天阿姨放假，我還得做晚飯，還得看著病人呢。’我對袁水拍同誌實在很抱歉，我並不願意得罪他，可是他介於江青和我們倆之間，隻好對不起他了。”（均見《我們仨》152、153頁）上述文字表明，在那個年代，錢氏夫婦能夠對江青作出如此高調的反抗性回應，其鐵骨錚錚壯懷激烈，殊不遜於張誌新、遇羅克。但從《我們仨》前後文看，在當時的特定環境下，錢氏一家不要說對大人物，就是與一般小民往來尚有些誠惶誠恐，江青當時炙手可熱，又以心胸狹隘著稱，一介寒儒敢這樣大義凜然地去招惹她嗎？當事人在今天作出此番話語表述，未免給人以打“死老虎”之感；何況茲事真實程度如何，現在已難稽考。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錢氏夫婦當初拒絕江青的垂青可能有之，怎樣拒絕就未可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