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妥切得當地處理真實與虛構的關係，是小說家散文呈現出的另一問題。我們常常看到，某些小說家的散文，下筆放浪失檢，無視法度，仿佛青草地上馳馬一般，極大地破壞了散文的純潔性。在這方麵，賈平凹的長篇自傳體散文《我是農民》表現得堪稱典型——文中寫青年農民引生無錢娶妻而性欲旺盛，幹脆用一把剃刀將自己的生殖器割掉，以了卻煩惱；寫作者來到渭北塬上，“彎腰捏起一撮泥土塞到嘴裏嚼起來”，並感歎“這土多香啊”，均大違常理，怪誕不可信。賈平凹近年推出的長篇“行走散文”《西路上》，寫西部某油城到處是歌舞廳、按摩房、洗頭屋，“前天一個小姐給她的家鄉姐妹拍電報，電文是：人傻，錢多，速來。”把現實中發生的真實故事信手植入文本充作細節，混淆了小說與散文固有的邊界。而作家莫言未曾去過俄羅斯，卻也以親曆者的身份活靈活現有枝有葉地寫出了長篇散文《俄羅斯散記》。對此他說：“咱家也坦率地承認，咱家那些散文隨筆基本上也是編的。咱家從來沒去過什麼俄羅斯，但咱家硬寫了兩篇長達萬言的俄羅斯散記，咱家寫俄羅斯草原，寫俄羅斯邊城，寫俄羅斯少女，寫俄羅斯奶牛，寫俄羅斯電影院裏放映中國的《地道戰》，寫俄羅斯小販在自由市場上倒賣微型原子彈。咱家的經驗是，越是沒影的事，越是容易寫得繪聲繪色。寫時你千萬別心虛，你要想到，越是那些所謂的散文、隨筆大師的作品，越是他娘的胡扯大膽，天下的巧事兒怎麼可能都讓他碰到了呢？”（《人一上網就變得厚顏無恥》）完全把散文與小說劃等號，並以此自矜自誇，未免離譜。散文當然允許一定程度的虛構，但散文畢竟不是小說。沒有對生活的尊重，對藝術的崇敬，僅僅憑感性寫作，重美輕真，因文害意，無異於對真誠心靈的褻瀆。這類不負責任的虛構筆法，悍然遮蔽了創作主體的真性情，也輕鬆抹殺了“修辭立其誠”的文學倫理。對於散文而言，即便沒有外部的、生活的真實，也總須持守心靈的、精神的真實。小說家散文所暴露出的某種輕佻的創作態度，當令廣大的散文寫作者引以為戒。
賦體散文的末路
時下的大散文潮流中，頗有人以寫作“賦體散文”自得自居，儼然開一路新生事物。在這方麵，除了大舉投入精力的李存葆外，還有範曾、梁衡、卞毓方以至餘秋雨，甚至再上溯數十年，抒情大家楊朔亦可納入賦體散文陣營。他們的文本追求雖程度不同，但都鮮明而相似：講究文章的駢儷、對仗、排比、鋪陳、賦興、煉字、摹聲，注重聲情並茂，端莊整飭。從修辭的角度，這些都是可取的。隻是此種“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劉勰語）的做派，固然會將文本打造得鎏亮光鮮，但一不小心就會在雕章琢句中蹈入形式主義迷途，讓作者和讀者都惑於其聲形，而疏於其內容。
毋庸置疑，當代賦體散文正是以古代賦體文學尤其鋪張揚厲的漢大賦為藍本而心追手摹的。“遙想漢人多少閎放”（魯迅語），作為中華民族血性賁張奮發向上的青壯年時期，正是彼時代一往無前的豪情，所向披靡的氣概，催生出那般“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穀為之蕩波”（司馬相如語）的漢大賦，宣告著一個青春帝國開疆擴土的雄烈氣象與非凡聲勢，呼應著健康向上的民族魂。包舉宇宙的漢大賦，充分迎合了那個風雲變色龍騰虎驤的大時代華夏民族征服世界的群體性的懵懂欲望和爛漫想象，在其歌功頌德潤色鴻業的基調中，別具一種原生態的粗糲美感。到了民生凋敝社稷飄搖的東漢王朝，賦體作者們無法硬作豪語強為壯詞，“向內轉”的抒情小賦遂應運而生。可見，“桔逾淮則枳”，文學與其社會語境、時代背景須臾不可分離。
反觀今天某類賦體散文，給人的感覺如同小孩子穿了大人衣服，實在撐不起來。尤其一些虛火上升喇喇不休的賦體散文，在其隔靴搔癢式的現實“憂患”的外衣下，盡是一派自我陶醉、自我玩味，是作者養尊處優的名士閑情的炫耀，是文采風流的賣弄。由此，不少賦體散文簡直成了大而無用的黔之驢，淪落到連“小擺設”都不如的地步。
並非所有的賦體散文無足稱道。範曾的《風從哪裏來》《梵高的墳塋》諸篇，以自然之心體悟宇宙藝術，筆意忽收忽放，筆調可柔可剛，古意蕩漾，元氣渾茫，不失其可觀。相比之下，李存葆那些試圖包羅萬象的賦體散文中展露出的“學問”，明顯帶有臨時抱佛腳的“惡補”痕跡。尤其作者無法正常地處理語言的雅與俗、文與白、疏與密、濃與淡的關係，筆下竟至頻頻出現該類句式：“山山林林的鹿鳴狼嗥虎嘯猿啼，岩岩石石的蜥行蟲跳蠍藏蛇匿，江江海海的魚騰蝦躍鯨馳鯊奔，土土縫縫的菇傘黴茸蚓動蟻爬，坡坡嶺嶺的蔬綠稻黃果香瓜甜，花花樹樹的蜂飛蝶舞鳥啾禽啁……”（《鯨殤》）正是鑿空強為、絞盡腦汁式的苦吟，把文章侍弄到了這般不說人話的地步。《東方之神》中，李存葆還隆重抬出關公這一民間偶像，希望借關老爺的大刀震懾今日之貪官汙吏，以“神治”取代法治；其緣木求魚式的認知水平，簡直要退回到義和團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