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能談談你對諾貝爾獎的看法嗎？
蘇：鼓吹諾貝爾文學獎是比較可笑的，因為諾貝爾獎操持在瑞典人手裏，是瑞典式、西方式的。西方話語霸權的存在毋庸置疑。那些評委，他們看日本文學還好，因為體製相近；看中國文學，首先定義在中國是非主流的，視社會主義為異類。所以中國作家最好不要談這個話題，往往在我們這裏是鮮花，到了他們那兒就是糞土了。像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小兵張嘎》，西方人就認為非常殘忍：一個孩子，怎麼可以加入到戰爭遊戲中去？但這卻是我們津津樂道的兒童團呀。
張：你如何看待新生代作家的創作？
蘇：新生代有他們的銳氣和特色。新生代的弊端在於每個人都很相近，看一個就等於把所有人都看了。
批評的缺席
張：作為一名活躍的作家，你對當今的文學批評怎麼看？
蘇：總的說來不滿意。現在都感慨大陸文學批評是缺席的，不是在場的，我看這話很到位。所謂批評的缺席，是指缺乏這麼一個群體，一種狀態，本質上指的是一種精神匱乏，一種主體性靈的缺席。
張：近年美籍評論家王德威攜帶一組有關當代漢語作家——包括你、葉兆言、餘華、莫言在內的作品研究的文本在《讀書》雜誌閃亮登場後，光芒四射，令大陸評論界驚呼“他是誰”，可算一景。
蘇：大陸不少搞評論的，總喜歡先入為主，拿作品文本來套他的觀念。王德威是性靈派，他的評論我讀過，很合胃口。王德威下筆精彩絕豔，氣象偉麗，時有過人之論。他那些縱橫飛動的文字，與我們讀慣了的筆法不同。
張：從當代文學評論的斜陽舊影裏，走出這樣一匹神駿的赤兔馬，確實令人擊節。
蘇：他的評論跟文本貼得比較近，外師造化，內師心靈，行文活色生香，既保持了漢語的純潔性，又與西方文化背景相通。王德威搞的是一種追蹤研究，他對作品本體的關注，做出的就是一種在場的反映。他們搞研究的路數，是先讀作品，感受作家氣味，然後再說事，沒有一個固定目標；不急於像我們那樣從社會學層麵切入，先發現社會學意義，表現為對社會問題的思考，再找一種急功近利的解讀方式。應該說，國外的漢學研究是有中文背景的，他們看你的作品比國內人看得要多，不受國內文壇一些喧囂浮躁的東西影響，能夠取一種比較純淨和相對獨立的視角。
張：如今國內一些文學評論，常被譏為“半死不活”，圈內人看了發笑，圈外人看了發蒙。
蘇：評論完全應該是自發的。首先評論者要被打動，自己發現了一些東西才好。但現在評論卻必須被組織了，這就不正常了。遠離大眾的自閉式評論正越來越多。現在報刊充斥的多是組織過的評論，我就懶得看。其實我對評論並非不屑一顧，凡寫到我的評論，我都會認真仔細地看，有的好，有的壞，有的認同，有的不認同，但多多少少總會對我有益。
張：當前文學評論界的不景氣與汙濁，已成公認。現在搞評論，在高校好多是為了評職稱，當導師，拿學位；在高校之外，則往往是為了拉關係，搞幫派，圖一點現實的好處。
蘇：評論成了地道的為稻粱謀。當然，圖一點實利，也可以理解。但評論不能成為鬼火，把人引向墳場導入混沌。
張：文學評論，從20世紀80年代的舉足輕重到今天的無人喝彩無人理睬，出現了巨大落差。造成落差的原因很多，如商潮的洶湧，人心的浮躁，傳媒的勃興等，更多的是評論自身品格的失落。如果說現在的文學沒勁，文學批評更加沒勁，成了影子的影子，附庸的附庸。
蘇：許多評論者喜歡玩弄一套別人不懂自己也未必真懂的批評話語，滿足於癡人說夢的把戲，結果是言者昏昏，聽者沉沉。
張：評論前輩李健吾們那種恢弘細膩富於才情的美文式印象式批評，已難得看到了。應該說，王德威的評論有意無意師承了李健吾的風格套路，感悟與理性交織，寫來神采奕奕，青出於藍。
蘇：不少評論家往往不讀作品而空發議論，販賣自個肚子裏早已內存好了的那點不變的貨色。反倒是無名的學生，讀作品讀得很多，但缺陷在於沒有能力對作品理出一個脈絡，作出理想的反應、過濾和梳理，從而上升到一種高度。有能力的恰恰相反。這就是尷尬的批評和批評的尷尬。久而久之，文學批評成了二流以下的東西。
張：評論家要是完全看臉色和紅包行事，就真成了“食腐肉者”。朱文們那份不無偏激的《斷裂》問卷調查顯示，當代文學批評因為對創作無補早已乏人關注，失去了基本的指導意義。這是可以說明問題的。
蘇：其實許多評論者的功底修養可圈可點，隻是用歪了地方。北大一位學者說他從不研究活著的作家，耐人尋味。文學評論不應受到與作者關係的限製。從這意義上，作者與評論者最好兩不相識，否則無法站在一個純客觀的視角思考評判。
張：評論需要一顆正直公道之心。目前，不少評論文章盡管洋洋灑灑卻不著邊際，在一種機械的操作中失落了心智性靈。更有甚者，不但流於職業吹鼓手的媚俗，更淪為長舌婦式的挑釁，小痞子式的叫陣，沒事找事的惡毒；在一片虛假的眾聲喧嘩中走火入魔。
蘇：評論者利用作者獲利，作者利用評論者成名；評論者與作者同床異夢，心照不宣，成為一種赤裸裸的投桃報李，成為功利主義的聯盟。這似乎就是當前評論的現狀。
張：好多評論者和作者稱兄道弟，卿卿我我，令人發膩。當然一味指責，也不現實。想想看，寫幾千字的評論，須看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字的作品；寫作難，發表更難，發表後稿費又低得讓人心寒。在一個物欲橫流的時代，還能堅持搞評論，已經不易。因此，不好空談堅守。當代文學評論暴露出的種種弊端，有賴於今後社會體製和文學機製的完善來解決。
危機與困惑
張：你這兩年的文風有了變化。從前，你的文風絢麗感傷，浪漫浮華，濃得化不開，那種獨特的文體，詩化的風韻，令人驚豔。現在，你的文風是趨於明白如話樸實無華了，原本天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恣肆筆法漸漸轉為平和。你近期發表的《馴子記》《桂花連鎖集團》《白楊和白楊》等作尤其如此。
蘇：我的文風，前幾年跟這兩年確實不太一樣。有些變化連自己都不知道。現在的我，喜歡上了樸素、簡單的敘述手法。這種變化蠻玄的，涉及到別人怎麼看你的問題。《我的帝王生涯》的想像力，一旦喪失，可能要出麻煩。大家會有兩種猜測：一種是既有的風格喪失了，你完了；另一種是承認你的改變，但不接受你的價值。這樣一旦失去，將是可悲的。作家曆來所謂的“求變”是最不好變的，是危險係數最大的。而不變是死路一條。你可以永遠寫你25歲的作品，但不能永遠以25歲的態度對待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