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本來就對這支進貢使團不太感興趣，下令立即終止使節團的一切活動。
嘉慶帝在給英國國王的國書裏，一味抱怨阿美士德拒絕行跪拜禮，認為責任全在英國使臣。英國使節團連近在咫尺的圓明園都沒進一步，沒看一眼就打道回府了。
兩種文明的碰撞
對於這兩次中英禮儀衝突，過去是一味的指責，現在是一味的抱怨。在某些人眼裏“傳統”好像是曆史的痼疾與病因。那麼，如何認識傳統呢？恩格斯提供的西方經典理論裏“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於它隻是消極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毀”。到了18世紀，中國的傳統文化麵臨著內外兩種壓力，一種是內部的異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衝突，民族內部漢民族和包括滿族在內的其他民族的融合；另一種是外部與西洋文化的衝突。對於中西文化的衝突，以往多認為是一種“文化侵略”；現在更傾向認為是西方向中國傳輸了文化，“西化東輸”，成為促進中國現代化的主力因素。東西文明衝突的實質究竟是什麼？東西文明衝突從來不是泛泛的文明體係衝突，而是東西方政治文明的衝突，更具體一點說是東方統治集團與西方自由、民主為內核的政治文明體係的衝突。
近代著名學者陳獨秀和梁啟超等都對中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與衝突進行過最早的分析和總結。
1916年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中說：呼喚最終的文化上“新舊思潮之大激戰”，以根本解決“愈覺愈迷，昏聵糊塗”的近代以來之困局。
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和黃遠庸在《新舊思想之衝突》中，都將西學東漸分為器物、製度和思想文化三個層次，中西文化的衝突也體現在這三個方麵。
近代，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清王朝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攻擊下節節敗退，這使中國的有識之士痛感中國在技術裝備上的落後。於是林則徐、魏源等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這種思想的結果，導致了以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與物質文化為目標的“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這是中西文化交流與衝突在物質層麵的表現。
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的慘敗，使中國人認識到，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地方不僅僅是在物質技術方麵，更有管理製度方麵的原因，於是，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衝突進入製度層麵。由於中國封建製度已延續了數千年之久，因此，在製度文化這一層麵的中西文化衝突則顯得更加尖銳和複雜。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從政治的角度講，有革命和改良的分別，而從文化的角度講，要解決的都是製度的問題。
辛亥革命後，中國建立了一個類似西方的共和國，但是，袁世凱的篡權使這個西式的共和國有名無實。“吾人於共和體之下，備受專製政治之痛苦”，“外迫於強敵，內逼於獨夫”。殘酷的現實迫使中國人從心理層麵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和批判，同時也加深了對西方文化的接觸和了解，進而發動了具有啟蒙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時期出現了一次關於中西文化大論戰，體現了中西文化在精神領域的衝突，這是最簡單層麵上的衝突，要解決的是文化深層即“國民性”的問題。
曆史發展的過程中，維護幾千年封建統治舊秩序的封建文化，在先進的世界潮流麵前，也阻礙了中國社會的變革和文化的進步。西方文化帶有侵略與掠奪性，但是也對封閉、守舊的中國文化帶來了巨大衝擊，使之發生了深刻變化，對近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變革起到了推動作用。
近代中國處於一個激烈動蕩與多變的時代，西方文化以十分激烈的方式快速進入。麵對舊秩序的崩潰和“亡國滅種”的生存憂患，中國人急於尋求出路，此時的中國人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的心態，可謂是愛恨交加，不是痛心疾首地加以否定，就是固步自封地堅守陣地，缺乏冷靜的態度。對西方文化要麼全盤肯定，惟洋是崇，站在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上提出全盤西化論；要麼全盤否定，盲目排外，站在華夏中心主義的立場上提出了中國文化本位論。
幾次禮儀衝突泛文化既有心理的衝突，也有製度層麵的衝突。東西文明衝突起碼已有四百年，最熱鬧地談論東西文明也有二十多年，東西文明衝突的實質究竟是什麼？東西文明衝突真正構成東西文化衝突的核心部分，從來不是泛泛的文明體係衝突，而是東西方政治文明的衝突，更具體一點說是東方統治集團與西方自由、民主為內核的政治文明體係的衝突。
鴉片戰爭發生了多年後的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燾在上海虹口碼頭登上英國航運公司的郵船，於當晚12點準時起航。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郭嵩燾的使西曆程，從此開始了。
郭嵩燾一行原計劃乘法國輪船一個月以前啟程，在使團翻譯英國人馬格裏的勸阻下推遲行期，馬格裏堅持中國公使要搭乘英國輪船，別有一番用心。馬格裏在自己的旅行日記中記道：搭乘英國輪船，從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港口，如香港、新加坡、錫蘭、亞丁、馬耳他、直布羅陀，全是英國的殖民地。這樣，中國使團每見到一塊陸地，必見到英國國旗，得出的印象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國的，大英帝國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國的，大英帝國就是全世界，郭嵩燾的印象還真是這樣。在多天的航程中，郭嵩燾所見所聞，令他感慨良久，世界廣大，從上海到倫敦，凡西方人所在，政教修明，足夠讓人震驚。郭嵩燾將自己的旅行日記寄回國內，作《使西紀程》，誇飾英國“政教修明”、“環海歸心”，在國內一時引起軒然大波。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這是中國士大夫譏諷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的對聯。郭嵩燾受命出使英國，朝野一片嘩然。在國人的心目中，西方蠻夷之地，西方人犬羊之性，原本無可同情，更不必說羨慕了。辦夷務已是迫不得已，士人不屑，使夷邦更是奇恥大辱！當年，郭嵩燾出使的消息傳至家鄉，家鄉父老群情憤慨，幾乎燒了長沙城裏郭嵩燾家的房子。而現在，他竟在《使西紀程》、《倫敦與巴黎日記》等著述中，盛讚西方的民主製度、現代教育與科學，所謂“西洋立國以政教為本”……在當時的中國，如果讚歎西方富甲天下，船堅炮利，尚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反感，因為夷人奇技淫巧，不足以動搖國人的文化自信，所謂“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盛讚西方政教人心修明美善，真可謂大逆不道。竟說中國從器物製度到學問人心處處不如西方。
翰林院編修何金壽上書彈劾，朝廷下令毀版，並將郭嵩燾從國外招回，罪名是有傷國體，舉了一些事例，諸如天寒外出，披了洋人的外衣，凍死事小，失節事大；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致敬，有損天朝尊嚴；聽音樂會，索取節目單看，仿效洋人。當然，還有一些小節，諸如讓洋人畫像，與洋人握手，帶夫人出席洋人的宴會之類。
多年以後梁啟超回憶起這段事時說：“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裏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文明。噯呦！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後世覺得不可思議，其實，這並不是純粹因為愚昧麻木，而是因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優勝心態所致。
當年鴉片戰爭失敗，朝野人士竟無動於衷，林則徐說這是“大有雨過忘雷之意”。郭嵩燾出洋時，距《海國圖誌》與《瀛環考略》出版，已近半個世紀。大概國人已經知道，世界廣大，天朝之外還有列國，西方強盛，商貿器物，無不勝出中華。但是，即使明白這番事理，人們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依舊是鬼夷模樣。
而廣為流傳的乾隆帝複喬治三世的敕諭，在東西方長期以來都是被批評和嘲笑的對象，而在1922年，羅素就曾說過，隻有到這一文獻不再被認為是荒唐可笑的時候，西方才能夠理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