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如和珅所料，由於查不到什麼真憑實據，曹錫寶隻好承認自己無中生有，認錯請罪。最後落了個“革職留任”的處罰。此後他一直悶悶不樂，心情憂鬱，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死去。
雖然有了曹錫寶的教訓，但還是有人敢捋和珅的虎須，這個人便是錢灃。錢灃身為監察禦史，他向乾隆啟奏山東巡撫國泰貪贓枉法，濫殺無辜，乾隆於是派和珅、劉墉、錢灃赴山東查案。國泰乃和珅的黨羽。和珅知道劉墉和錢灃會查案銀，於是讓快馬送信給國泰，望其趕緊充實國庫，因為欽差馬上會來查收。國泰心領神會，馬上和下屬州縣在二日之內把庫銀持平。於是，山東各州縣官吏紛紛從商家手中挪借銀兩來應付檢查。和珅還怕出婁子，在赴山東之前吩咐手下蘇淩阿先準備兩份奏折，一份彈劾國泰貪贓枉法，魚肉鄉民；一份彈劾劉墉、錢灃，署上和珅同奏，到時視情況而定。國泰若有變故，蘇淩阿便上交彈劾國泰的奏折，和、劉、錢三人赴山東巡視，見庫銀皆滿，但錢灃發現庫銀並非官銀。於是和珅決定丟卒保車，率先逮捕國泰和布政使於易簡。國泰見和珅逮他，想拖和珅下水，便向和珅發求救信一封，被乾隆所得。此時，和珅安排蘇淩阿所寫的奏章發生了效用。乾隆憑和珅的奏章認定和珅與國泰並無私情，國泰乃一廂情願，於是國泰被斬，和珅繼續受寵。
和珅對於錢灃不屈從自己，十分嫉恨，總想找機會陷害、打擊他一下。於是他唆使黨羽湖南巡撫浦霖以“錢灃對生員匿喪冒考，置若罔聞”之罪，上奏彈劾，結果錢灃受到了“革職留任”的處分。但錢灃並沒有因此停止與和珅的鬥爭，當他看到由於和珅專橫跋扈，軍機處分成阿桂與和珅為首的兩派，以致不能同在一起辦公，便向乾隆帝上奏疏提出建議，請其恢複舊製讓所有軍機大臣均回到軍機處辦公地點共同辦公。而更深一層的意思是錢灃就和珅對軍機處以及其他一些朝政所作的一係列“變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涉及到了其核心的問題。但因事關重大，還不敢明言和珅犯罪的種種內幕，隻是以此作為試探而已。此外，錢灃還另外草擬了一篇長達數千字的奏折，上列和珅二十大罪狀，準備上奏皇上。僅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是以何等的勇氣向和珅開戰的。這在當時絕無第二人有此膽量，非常難能可貴。因此和珅更加忌恨於他，極盡打擊報複、穿小鞋之能事，凡遇苦差事、難辦的事全派他去作。結果他積勞成疾，醫治無效，於乾隆六十年（1795）與世長辭，終年55歲。關於錢灃之死，另有一種說法，即有人懷疑和珅得知錢灃要上奏折專門彈劾自己，遂派親信將其毒死。
有了曹錫寶，有了錢灃，還有尹壯圖。尹壯圖，曆任監察禦史、內閣學士、太仆寺少卿、禮部侍郎等職。他為官正直，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和珅當政當然不希望別人有過多的言論。而且，所有奏章都要經過軍機處，和珅為軍機大臣，尋常官員上奏折時，皆會思慮再三，而尹壯圖則不管這些，甚至對乾隆和和珅引以為自豪的“議罪銀製度”提出異議，認為這種製度是促使、慫恿地方官貪汙中飽的下策，如果繼續實行下去，必將造成地方吏治廢弛，銀庫虧空。這隻會使社會經濟惡性循環，從而加重人民的負擔，破壞社會安定。其實這也是尹壯圖對和珅損下肥上、貪汙腐敗、結黨營私種種劣跡揭示的一個嚐試。乾隆帝在和珅的建議下，委派戶部侍郎慶成和尹壯圖一起先後到山西、直隸（今河北）、山東以及江南各省查核各處倉庫。其實慶成是和珅的私黨，他在查核過程中處處鉗製尹壯圖，每到一地都要“遊宴數日，乃發倉庫校核”。在此期間，地方官們早已準備妥當，往往借商家銀兩充實庫存，待核查人員到來，已經不露任何馬腳，結果一點虧空也沒查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尹壯圖非常尷尬，隻好“自承虛訛，奏請治罪”。乾隆帝認為尹壯圖的奏折實乃“希榮卑鄙，飾詞謊奏”。結果尹壯圖被下刑部大獄，決定處決。後來乾隆帝又覺得這樣判罪未免太重，遂改為將其降職，改授“內閣侍郎”。尹壯圖心裏鬱悶，最後以回鄉奉養老母為名，回到雲南。直到嘉慶四年（1799）初，嘉慶帝親政，冤案才得以平反。
巨貪當誅啟及後人
嘉慶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壽終正寢，和珅失去了最可靠的靠山，意味著他的官運和命運走到了盡頭。第二天，嘉慶皇帝突然宣布：撤銷和珅的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的職務。那些早已對和珅不滿的官員，如大學士劉墉、禦史廣興等，紛紛上疏，列舉和珅種種貪汙受賄罪狀，要求嘉慶皇帝明察。初八日，嘉慶皇帝命令刑部逮捕和珅，並下令查抄了他的家產。正月十一日，嘉慶帝又下詔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狀。這些罪狀的內容綜合起來是這樣一些問題：一是泄漏機密，拉攏皇太子（即嘉慶帝自己），搶“擁戴”之功；二是對乾隆皇帝大不敬；三是欺隱軍機要事，隱匿邊報；四是專斷軍機處，把持戶部；五是任人唯親，所舉非人；六是稱和珅墓為陵，園林房舍逾製，有不臣之心；七是大珠、寶石、珍珠手串都比禦用者既多又大，衣貨千萬，金銀財產不計其數；八是開當鋪、錢店，與民爭利；九是縱容家奴到處勒索，廣置財產，等等。嘉慶帝最初決定將其“淩遲處死”，但後來考慮到皇妹和孝公主多次請求：乞望保和珅全屍，遂決定賜其自盡。和珅在獄中想起20年的歲月，百感交集，寫下《自悔詩》數行：“五十夢幻真，廿載枉勞神；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然後，他拿起嘉慶皇帝賜給他的一條白練，自縊身亡，終年50歲。
關於和珅的家產，即他在當政的二十多年中總共貪汙了多少錢財，這些問題至今仍然是個“謎”。據史載，嘉慶帝查抄的和珅家產清單共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已估者二十六號，即合銀二億二千多萬兩，著存戶部外庫以為川陝楚豫撫恤歸農之用。其餘的估價究竟有多少，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這就給後人留下一個懸念，和珅的家產到底有多少？據史學家粗略統計，和珅的家產大致有八億或十億兩白銀。因為從查抄和珅的家產清單上看，有些東西如當鋪、銀號等很難有準確的估計，有的估價過高，有的估價過低，所以導致史學界估價八億和十億差額達兩億的現象。
和珅確實堪稱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的大貪汙犯！當時清政府年收入為七千萬兩銀子，和珅當政二十年，其財產超過國家二十年收入總和的一半以上，這是多麼觸目驚心！要知道清朝的一品大員，正式年俸也不過白銀三百餘兩，祿米五百石！
和珅執掌權柄時間之長、貪汙之巨在曆史上都是罕見的，其中必有緣由，必有其存在的深刻社會根源，其曆史教訓是很值得總結一番的。
乾隆年間出現和珅這樣的大貪官，從根本上說，是源於高度集權專製的封建製度本身所固有的弊端。在封建製度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皇權高於一切，因而隻可能實現人治，而不可能實現法治。清統治者雖然承襲明律製定並頒布了號稱“集曆代刑法之大成”的大清律，但皇帝的集權專製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和珅雖然“寵任冠朝列”，集軍、政、財大權於一身，而且擔任淩駕於六部之上的軍機大臣達二十餘年之久，但這些權力都是乾隆給的，而且事實上在清代，隻有“皇上”才擁有軍機處的最高裁決權。在這種情況下，和珅如果不是“善伺高宗意”、唯乾隆之命是從，他是斷然坐不穩這個位置的。集權專製是腐敗的溫床，和珅罪案再一次昭示了這一點。
“明君”身邊出現大貪官的重要原因，是封建時代皇位、官位的“終身製”。乾隆皇帝25歲即皇帝位，在位長達60年。如果不是因為他不想超過“聖祖”康熙的在位年限，這皇位是非要坐到“駕崩”為止的。和珅發跡，是在乾隆四十年（1775），此時乾隆64歲，早已過了“耳順之年”。所謂“耳順”，當指好話壞話都能聽進去。做皇帝的，能聽進逆耳之言固然好，如果不加辨別地聽進順耳之言，而且感到飄飄然，喜歡而且重用巧言令色的諂媚之徒，那就是壞事了。乾隆是個有才有為之君，可供“歌功頌德”之處不少，一旦年老“耳順”起來，就難免視奸佞為忠臣，親手“培植”起和珅這樣的大貪官來。《清史稿·高宗本紀》在記載乾隆皇帝的一生事跡後，評曰：高宗“勵精圖治……惟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歎息焉！”這裏正指明了他進入高齡後的昏庸。這是自然規律，不可抗拒。人到耄耋之年，怎能不出現由生理心理原因而導致的某種偏執和昏庸呢？封建時代與皇位終身製相適應的，是官位終身製。它不但有因年老而陷於昏庸的問題，而且有由於久居官位而容易出現的結黨營私的問題，因此，皇位、官位“終身製”是滋生腐敗的重要體製原因。
乾隆晚年釀就和珅罪案的另一個原因，是封建王朝對官吏，特別是對高層官吏缺少有效的監督機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和珅罪案，隱伏期長達20餘年。其實，早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珅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與著名將領、大學士阿桂同往甘肅鎮壓回民起義時，就犯過“亂指揮”的錯誤，暴露出他缺少軍事指揮才能的事實，曾受到乾隆皇帝的“詔斥”，但是這並沒有妨礙他連續當了20餘年的軍機大臣。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命和珅與都禦史劉墉、舉劾人禦史錢灃共同按察山東巡撫國泰“貪縱營私”案，和珅就曾“陰袒”國泰，是錢灃堅持封庫並將案件查實的。和珅不但沒有因圖謀“陰袒”國泰而受處分，反而因為他是“負責人”而被“加恩中外大臣加太子太保”；乾隆五十一年（1786），禦史曹錫寶舉劾和珅家奴劉全，又被和珅僥幸過關；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珅詆毀尚書彭元瑞，乾隆雖然沒有聽信和珅之言，卻也沒對和珅產生任何警惕……總之，和珅曾多次暴露其劣跡，乾隆都沒有察覺，導致嘉慶皇帝在父親死後的第二天，就拿天怒人怨的和珅開刀，作出新君敢動“一品大員”、決心整肅吏治的姿態。
但是，嘉慶的學識才能遠不如他的父親，他並非真心也絕不可能根治導致封建吏治腐敗的“病根”。在經曆了“康雍乾盛世”之後，清王朝，乃至整個封建製度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走向它的“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