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0年代中期，政治伊斯蘭主義的崛起已經成為一種逼人的態勢。1994年，埃爾多安所屬的伊斯蘭政黨贏得伊斯坦布爾市長選舉，他出任市長。兩年後，伊斯蘭政黨又成為聯合政府的主導政黨，第一次進入國家權力的中心。事實上，他們的崛起已經不可逆轉，自共和國建立以來即奠定基本格局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中心，至此已經轉移到代表著社會一方的政治伊斯蘭主義之手，或者說其背後的“安納托利亞資產階級”。他們距離實現政治自主，最終掌握政權，隻剩下時間問題。到此時，意識到“養虎為患”的凱末爾世俗主義國家及其利益集團肯定會後悔當初的投機行為。他們並沒有放棄，但卻越來越乏力：在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收割莊稼、席卷議會議席之前，他們曾數次通過法院係統解散在所謂世俗主義問題上“越界”的伊斯蘭政黨和政府，包括1997年的“軟政變”，也包括自軍人監護製定的1982年憲法以來累計21次解散敵意政黨。而在我們看來，新世紀以來上演的一波波世俗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的“認同政治鬥爭”，或許可簡化還原為一種隱蔽形態的階級鬥爭，是新興精英和舊精英鬥爭的文化形式。
開啟當代土耳其政治新格局的標誌性事件是2002年選舉。自此以後的曆史，不過是鞏固和擴大這一新興資產階級的自我統治，至於軍隊，在一個已經足夠成熟到組織起多數意誌的資產階級執政黨麵前，自然也就失去了威風，而不再是一種監國式的政治力量。當然，對凱末爾世俗主義國家及其利益集團來說，局麵也並非毫無希望。畢竟，掌權的正義與發展黨已經是一個被“馴化”的伊斯蘭力量，早已失去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間其前輩政黨那令人不安的鋒芒。他們仍在與伊斯蘭主義進行抗爭，以捍衛自己所定義的世俗主義。盡管他們可能也明白，這不過是一場後衛戰。而埃爾多安的改製，又將把土耳其帶向一個未標明航道的新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