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人間詞話》手訂稿六十四則，最初刊行時間為1908年11月13日及1909年1月11日和2月20日（詳本書《王國維治詞業績平議——枙人間詞話枛前言》注①）。從這一時間算起，《人間詞話》在學界流傳，至今已有八十多年曆史。八十多年來，凡是學詩詞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人間詞話》的；這是人人案頭必備之書。那麼，今日讀《人間詞話》，究竟應當注意哪些問題呢？——這就是“導讀”所要說明的內容。
本書前言在評述王國維治詞業績時，曾著重說了三個問題：
第一，關於境界說；
第二，關於兩宋詞優劣說；
第三，關於治詞門徑。
王國維說詞，千頭萬緒，本書所錄詞話一五六則，似已涉及到詞學領域的各個方麵，但從總體上看，王氏所說基本上可用此三個問題加以概括。因此，本文隻對此三個問題作些補充說明。
一、王國維著《人間詞話》，倡導境界說，標誌著中國新詞學的開始。
一般地說，自有詞的作品問世，便有對於詞作品的鑒賞、批評，或有關考訂等工作，這一些就是所謂“詞學”。中國有千年詞史，因而也有千年詞學史。這是毫無疑問的。千年詞學史，其發展演變可以王國維為分界線：王國維之前，詞的批評標準是本色論，屬於舊詞學；王國維之後，推行境界說，以有無境界衡量作品高下，是為新詞學。王國維在中國詞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是今日讀《人間詞話》應當注意的第一個問題。
二、境界說與本色論比較。
以上我將王國維的境界說作為中國新詞學的標誌，對於中國詞學所進行的新舊之分，其依據除了觀念上的含義之外，更主要的還在於模式，即批評的標準與方法。具體地說，以本色論詞，著重看其似與非似，不一定都要落到實處，諸如“上不類詩，下不入曲”等說法，實際並無明確界限，這和隻重意會、不重言傳的傳統批評方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為“舊”；而境界說，不僅因其注入了西人哲思，而且隻就境界而言，起碼也有個空間範圍在，所謂闊大深長、高下厚薄等等，似乎都可借助現代科學方法加以測定，所以為“新”。這是境界說與本色論的主要區別。以下說具體運用。
《人間詞話》附錄之二五則稱：
溫飛卿《菩薩蠻》：“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少遊之“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當作“亂”）燕泥香”，雖自此脫胎，而實有出藍之妙。
這裏所說的是兩首詞：溫庭筠（飛卿）的《菩薩蠻》和秦觀（少遊）的《畫堂春》。如果從本色論的批評標準看，所謂當行出色，這兩首詞的優與劣，是不易說清的。但是，如果從境界說的批評標準看，兩首詞則不難一比高下。以下是本書對於王氏這則詞話的“題解”：
少遊《畫堂春》有句“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亂燕泥香”，乃由溫詞“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脫胎而出，王國維以為有出藍之妙。二者相對照，少遊之不同於飛卿，不過是於飛卿所造物境再加上“芳草”與“燕泥”二物而已。就字麵上看，二者實在難見高下優劣，但就全詞所造意境看，少遊添上二物，效果就不一樣。原來，溫詞所寫隻有“斜陽”及“杏花”，一點明時令，一為眼前實景——零落之杏花，雖能與“無聊獨閉門”時之主人公之心境相映照，使得詞中所寫“物”與“我”，境與意，互相切合，但其所造意境，其闊大、深長之程度還是很有限的。少遊在此基礎之上，平添二物，“芳草”與“斜陽”相接，顯得無邊無際；“杏花”與“燕泥”相合，更加可惜可憐。於是，詞中所謂“無限思量”，其內涵就更加豐富。就兩首詞的意境看，少遊確實高出一籌。
這是依據境界說的標準所進行的審美判斷。我想，王國維的“出藍”之說，應該也著眼於此。
當然，以本色論詞，並非完全落不到實處，也並非不能言傳。一千多年來，從宋、元間所出現的論詞片斷、詞學專著，到明、清時所出現的詞譜、詞韻專著以及大量詞話、詞評，其中大部分都以本色論作為立論的依據。本文將境界說與本色論進行比較，目的並不在於否定本色論，而是為了說明：境界說與本色論，各自體現著不同的批評模式和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講，境界說比本色論更加可感、更加切實，因而也更加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這是王國維倡導境界說的曆史功績，也是今日讀《人間詞話》所應當注意的第二個問題。
三、境界說的缺陷及其誤人誤世的表現。
有關境界說的缺陷問題，本書前言曾指出：
王國維以境界說詞，往往將思路引向詞的外部，在詞外求取“解脫”辦法。這一點，使王國維自覺不自覺地走向自己的反麵，在新的分道口上，與自己的對手會合。這就是說，王國維倡導境界說，本意在糾正比興說、寄托說所出現的偏向，結果自己在某些問題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現為填詞諸公所不許的現象，即難免牽強附會。
並指出：
王國維反對比興說、寄托說，片麵強調藝術上的“不隔”，反對“隔”，對於傳統藝術表現方法進行全麵否定，這也是違背藝術創作自身的發展規律的。
這是境界說本身的問題，即其批評標準和方法所存在的問題。此外，還必須指出：
王國維的境界說仍然屬於一般的詩歌批評理論，而並非詞的本體理論。境界說關於有無境界的標準以及創造境界的方法等重要論述，隻是涉及一般詩歌創作及批評的共同問題，對於詞所特有的問題，諸如詞的入門途徑、詞的結構方法等有關詞體自身的問題，或者根本不曾涉及，或者已涉及而說了外行話，仍然未能幫助解決詞的有關個性問題。
這是我在另一篇文章——《詞體結構論簡說》（載台北《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三卷第二期，第39～55頁。1993年6月出版）中所說的一段話，指的也是境界說本身的問題。以上為境界說的先天缺陷，至其後天影響，亦即其誤人誤世的負麵影響（詳下文所述），也是不可忽視的。因此，對於王國維創立新說，既要給予很高的評價，進行充分肯定，又必須看到其不足之處。這是今日讀《人間詞話》所應當注意的第三個問題。
四、王國維與中國當代詞學。
如上所述，王國維是中國新詞學的開創者，因而，中國當代詞學也是從王國維開始的。王國維堪稱為中國當代詞學之父，他的《人間詞話》堪稱中國當代詞學的奠基作品。八十多年來，王國維的學說對於中國當代詞學的發展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但是，在前四十餘年及後四十餘年這兩個不同發展階段，其影響之具體體現及實際效果，則有所不同。
大致說來，從清末民初至四十年代末期，為前一個四十餘年，這是中國當代詞學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當代詞學經曆了新舊交替的過程以及多種發展道路的探索過程，已有初步的建樹。
清末民初，詞壇上以複舊勢力占主導地位。晚清詞壇代表人物——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及文廷式，其詞業活動主要在這一時期。王、鄭諸人的詞業活動，標誌著千年詞業的終結，而其影響卻未終結；王國維獨當一麵，大膽革新，為當代詞業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稍後，新一代作者也陸續登上詞壇，而王氏的影響，在此時尚未見實質性的效果。在清末民初，詞壇新勢力尚未能與傳統勢力相抗衡。
民國以後，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中國詞壇也產生了變化，主要是開始了多方探索。拙作《百年詞通論》（載北京《文學評論》1989年第5期，第43～53頁，轉73頁。1989年9月15日出版）曾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至抗日戰爭時期的詞業隊伍劃分為三派：解放派、尊體派、舊瓶新酒派。三派中，積極推行王國維學說的首先是解放派，其次是舊瓶新酒派，而尊體派，就總的趨勢看，其所推尊的仍為傳統的本色論。一方麵，解放派首領胡適在嚐試以白話文作新詩的同時，大力鼓吹用所謂新起的詞體來作“新詩”，重內容、輕音律，將王國維“詞以境界為最上”的論詞宗旨進一步加以推廣；另一方麵，尊體派隊伍龐大，詞業活動相當活躍，對於傳統詞業各領域，包括詞的創作、詞學論述、詞學考訂等，均多所開拓，本色論的內容與表達方式，由此得到了極大的充實與完善。這是抗戰以前的情況。至於舊瓶新酒派，那是抗戰期間才出現的。這一派對於傳統題材及傳統表現方法，尤其是對於詞的傳統格式，既非采取推倒重來的做法，又非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這是對以上兩派的調和與折衷。當然，三派的劃分並非絕對，三派中也有善於取長補短的詞家和詞論家，不能一概而論。三派的建樹，共同為中國當代詞學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業。
可見，在第一個階段，《人間詞話》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於處理內容與形式的矛盾這一問題上，牽涉麵不很廣，追隨者也甚寥寥；隻有到第二階段，《人間詞話》才在中國當代詞學史上產生出人意料之外的影響。
五十年代至今，為後一個四十餘年，這是中國當代詞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人間詞話》曾產生過左右全局的作用。這裏所說，主要指大陸詞界。五十年代開始，中國詞學頗有振興之勢。原來的三派——解放派、尊體派、舊瓶新酒派，躍躍欲試，都想在廣闊天地裏大顯身手。但不久，毛澤東《關於詩的一封信》公開發表，詞界三派就隻剩下一派半——解放派和部分舊瓶新酒派，詞業活動被限定在極為有限的空間裏進行。即：隻能在批判繼承方針指導下進行評賞。而此時所用的評賞武器——風格論，便是由王國維的境界說演化而來的。
二十年代，胡適編撰《詞選》，鼓吹詞史上的解放派，其論詞標準是作者的天才與情感，而其具體批評方法則看如何處理意境與音律的關係。胡適讚揚蘇、辛，貶斥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人，以為有意境的詞可不管音律，這都是從王國維的境界說引申出來的。三十年代，胡雲翼著《中國詞史略》和《中國詞史大綱》，將蘇軾以前及以後的詞分為女性的詞及男性的詞兩種，並將詞風分為淒婉綽約與豪放悲壯二類。這是胡適理論的進一步發揮及明確化。至此，中國當代詞學史上的境界說正式演化為風格論。不過，在前四十餘年，胡適、胡雲翼的理論推衍，並不引人注目，倒是五十年代以後，尊體派抬不起頭來，解放派得勢，胡適追隨者才在大陸大量湧現。六十年代，胡雲翼編輯《宋詞選》，將宋詞作家分為二派——以蘇軾、辛棄疾為首的豪放派和以晏、歐及周、薑等人為首的婉約派，這就是中國當代詞學史上所出現的豪放、婉約“二分法”。這種“二分法”，將風格論推向極端，但卻風行一時，成為一種固定的批評模式。因此，詞界產生了重豪放而輕婉約、重思想而輕藝術、以政治鑒定代替藝術評判的偏向。這一偏向的產生，雖不能完全歸咎於王國維的境界說，但與王氏論詞忽略詞體本身的問題，卻頗有關聯。這就是上文所說的負麵影響。“文革”後的再評價，反其道而行之，而批評模式仍舊也還是胡適、胡雲翼的風格論。這說明，在第二個階段，《人間詞話》之經過發揚光大，已占居詞壇的領導地位。這當是中國當代詞學史上的一大“奇跡”。——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在這一階段，還是有一批不願隨風倒的詞家、詞論家，堅持詞的本體理論研究，為詞學基本建設做了大量工作。因本文不擬對此進行全麵評述，就不多說。總而言之，在第二個階段，《人間詞話》的負麵影響是比較明顯的。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後，中國詞界產生了大量新人新作，有關風格論這一批評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造，詞界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新局麵。這期間，有兩位衝鋒陷陣的猛將值得一提：一位是葉嘉瑩教授，跨洋過海而來，重新標舉王國維的境界說，感發聯想，賦予風格論以新的內容，並引進西方文論（詮釋學、符號學），對於大陸詞學研究起了一定推動作用；一位是業師吳世昌教授，知難而進，堅決反對以豪放、婉約“二分法”論詞，對於獨立思考、進行別開生麵的研究工作，起了一定的啟發作用。近幾年來，某些研究者致力於詞的藝術世界的探討，並重視批評模式的思考，已有若幹新的著述問世，就總的發展趨勢看，突破王國維的學說，超越《人間詞話》，並不是一件遙遠的事情。
大陸以外，北美、台灣兩大詞學重鎮，也值得稱述。北美詞家、詞論家，生活在西方社會，頗以為“天之驕子”而自豪，近二十幾年來，碩果累累，而其中有關詞體結構及研究方法的著述，更加處於國際領先地位。這是中國當代詞學的發展助力。台灣詞家、詞論家，利用其雄厚的財力，加緊進行詞學基本建設，並且有部署地開展全麵研究工作，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量。這是中國當代詞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此外，日本人的求實精神，用在詞學上，其成績也相當可觀。至於港澳地區，雖尚未形成重鎮，但其潛在力量的發展，將不可估量。我相信，當中國當代詞學進入其第三個發展階段時，王國維所開創的中國新詞學將出現更加輝煌的業績。這是今日讀《人間詞話》所當注意的第四個問題。
我的這部《人間詞話釋注》寫成於1988年9月。1990年4月，由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印行初版，1991年5月，由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印行新版。今征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同意，由香港學津出版社印行香港版。在此對於廣西教育出版社及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的熱情支持，表示衷心感謝，並盼讀者對本書多予批評指正。
施議對
1993年8月26日於香江之敏求居
（此文原載1994年8月19日及26日香港《大公報》藝林副刊）
·王國維治詞業績平議·
——《人間詞話譯注》前言
王國維，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號觀堂，又號永觀，浙江海寧人。1877年（清光緒三年）12月3日生，1927年6月2日自沉於北京頤和園之昆明湖而死，享年五十。在其短短的一生中，對於學術、文化的諸多領域乃至整個社會人生進行了廣泛的探討，著作六十餘種，而填詞與論詞，則僅僅在其三十歲前後，花費二、三年功夫。據稱，王國維乃於治哲學之暇，兼以填詞自遣。二十九歲至三十歲刊行《人間詞》甲稿，三十一歲刊行《人間詞》乙稿，共存詞百餘首。三十至三十二歲發表《人間詞話》。此後，王國維就轉而專治宋元明通俗文學了。但是，王國維治詞頗為自信。曾說：“餘之於詞，雖所作尚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餘者，則平日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餘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詞人，亦未始無不及餘之處。”（補錄第一四則）並說：“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餘謂：北宋以前之詞，亦複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麵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本編第九則）
對於王國維的治詞業績，尤其是詞論，八十年來，學界不斷展開討論。至今，有關《人間詞話》的注本已有五種：（一）靳德峻注本《人間詞話箋證》（北京文化學社，1928年印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人間詞話》，除靳氏原箋外，尚有蒲菁補箋）。（二）許文雨注本《人間詞話講疏》（南京正中書局，1937年印行。成都古籍書店1983年將許氏《詩品講疏》及《人間詞話講疏》合為一冊印行，並將徐調孚所輯《人間詞話補遺》收為附錄）。（三）徐調孚注本《校注人間詞話》（上海開明書店，1940年第1版，1947年增補重印。1955年3月，北京中華書局用1947年上海開明書店原版重印）。（四）徐調孚注、王幼安校訂本《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即通行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1版）。（五）滕鹹惠注本《人間詞話新注》（齊魯書社，1981年11月第1版，1986年8月新1版）。此外，有關《人間詞話》的研究文章，則難以計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