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拙著枟人間詞話譯注枠的一個增訂本，應香港某出版社之邀而作。由於好事多磨，盡管已經到達植字製作的最後階段，但終究還是未能付印。
這本書由大陸到台灣，再由台灣經香港，返回大陸，其間種種，似頗有某些未曾為外人道，或未曾完全為外人道者，謹借此機會，記述如下。
一、著書立說與裏程標誌
在武夷山召開的中國首屆柳永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應邀講話，我曾說過：“過去一百年，乃著書立說之一百年。”然而，是否人人著書、人人都曾立說呢？到了世紀之末，某些人不僅立說，而且立學，其“說”與“學”究竟在哪裏呢？此“說”與“學”是個什麼物事，能不能拿出來看看？這一切，看來都應當問個究竟。而依我所見：一百年當中，有意立說，並且真正立了說的學者，可能隻有兩個人。一為王國維，一為胡適。王國維標榜“詞以境界為最上”，倡導境界說，這是劃時代的創立；胡適提出“大膽的設想，小心的求證”，雖與一般意義上的學說有異，但其開天辟地的創立，卻不能不承認其為“時或稱而道之”（枟莊子·天下篇枠）的百家學說中之一家。二氏創立，皆甚有功翰苑。
就詞學而論，王國維與胡適之所創立，主要體現在分期、分類上。分期與分類，是從縱橫兩個不同角度所進行的一種判斷與劃分。枟文賦枠稱“操斧伐柯”，所指應當就是這麼一種本事，這是一種大本事。麵對千年詞業，無論怎麼繁複多樣，萬頭千緒，隻要巨斧一揮，就看得一清二楚。如曰“詞以境界為最上”，有最上者，必有最下，那就是沒有境界的詞。是分類，也是分期。以前論本色，看似與非似，而今說境界，看有與無有。這就是非常清楚的一道分界線。以此劃分今與古，判斷新與舊，旗幟鮮明。這是王國維對於千年詞業的判斷與劃分。而胡適之所謂詞本身曆史（805—1250年）、詞替身曆史（1250—1650年）、詞鬼曆史（1650—1900年）三個大時期以及第一個大時期之三個階段——歌者的詞、詩人的詞、詞匠的詞，其劃分、判斷，亦十分幹脆利落。一個著眼於意和境，以有盡、無窮評定優劣、高下；一個著眼於人和事，以匠手、天才評定高下、優劣。前者以治哲學方法治詞，能寫、能觀，善入、善出，充滿睿智；後者以治史學方法治詞，設想、求證，選擇、去取，代表識見。二氏皆不愧為二十世紀的大學問家。
操斧伐柯，分期、分類，這是做學問的方法，也是一種標準。人人著書，是否人人都曾立說？於此似可看個究竟。在一定意義上講，方法似乎更為重要。例如胡適，他的半部哲學史和半部文學史可以不要，而方法則不能不要，千秋萬代之後，可能依舊用得著。有感於此，我也曾嚐試對中國詞學史進行判斷與劃分。依據文學批評模式的傳承及運用，我將全部詞學史劃分為二段：古詞學與今詞學。二段劃分，以1908年為界線，因為這是王國維枟人間詞話枠手訂稿發表的年份。在此之前，通行本色論；在此之後，出現境界說。所以，詞界也就有了舊與新之分以及古與今之別。這一意思，本書“導讀”（香港版）已說明。在這一基礎之上，再將今詞學劃分為開拓期（1908—1918年）、創造期（1919—1948年）、蛻變期（1949—1995年）三個時期，並將蛻變期劃分為三個階段——批判繼承階段（1949—1965年）、再評價階段（1976—1984年）、反思探索階段（1984—1995年）。這是1908至1995年間事。1995年以後，屬於新的開拓期。經此劃分與判斷，對於全部詞學史，相信已有了個印象。
有此印象，我曾進一步嚐試，將李清照“別是一家”說、王國維境界說以及吳世昌詞體結構論，看作中國詞學史上的三座裏程碑。三座裏程碑，三段裏程，三個裏程標誌。第一段，一千年，屬於李清照地段；第二段，一百年，屬於王國維地段；第三段，吳世昌地段，目前尚無立足之地，可能是今後一千年。李清照主本色，講求似與非似；王國維主意境，講求有與無有；吳世昌主結構，講求生與無生。三個代表人物，各有目標，各有創立，容當小心求證，細加論列。2002年9月6日，我在北京師範大學一百周年校慶的演講，可看作是一種大膽的設想，有機會將繼續加以發揮。
二、人文精神與文化闡釋
一部枟人間詞話枠，一百五十六則，其價值究竟何在？是不是隻在詞學上麵？恐怕未必。曆年來，講授“古典文學專題”，我曾與諸生共同探研這一問題。以為：這是牽涉到天、地、人三者關係的問題，屬於一種人文精神思考，並非隻是在詞學上麵討生活，宜深入一層加以推究。如曰：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係在誰家樹”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