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是應對西方挑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前進的需要。自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建立以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從來就未曾中止過，對抗的焦點是社會主義製度與資本主義製度誰勝誰負的根本問題。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主義的發展出現了暫時的低潮和挫折，而資本主義則發展迅猛，這對人們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帶來了巨大的衝擊。我國作為現存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說通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獲得了巨大發展和進步，但是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蘇聯解體後，美國把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當做潛在對手，並竭力用思想文化手段西化分化我國。目前，打贏意識形態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是現代西方傳媒的主要任務之一。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空想論”、“失敗論”。不僅如此，他們還企圖用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取代愛國主義。他們還極力推行“新幹涉主義”，鼓吹“人權高於主權”、“內戰非內政”、“主權有限論”、“文明衝突”等。這些極具侵略性和擴張性的價值思想，在國際政治生活中有著很大影響，也影響著我們的價值觀念。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必須擺脫以前那種在理論上讓人感覺模糊的、遙不可及的意識形態的曆史敘述，鮮明地亮出自己的旗幟，形成和發展具體的、可感的而且符合人類價值需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讓社會主義在彰顯人類價值追求的過程中顯示其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的內在生命力，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精神動力。
總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內在精神之魂，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大廈的基石，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根本。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必將有力地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進程。
2.中西文化觀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傳統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中國文化衝突的焦點由傳統的“天人古今”之辯轉移和演變為“中西古今”之爭。“中西古今”之爭縱貫了整個20世紀中國文化的論爭。古今之爭，就是怎樣看待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乃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論爭的焦點。中國作為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為推進社會進步必須參與和追趕現代化的時代潮流，但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在參與現代化的過程中，在文化上最大的難題是如何使社會既接納現代性、又保持民族性的“文化整合”。中西之辯，就是怎樣看待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係問題。近代以來，中國文化不再是一個獨自發展的係統，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衝突和交彙一直困擾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因此，如何對待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麵對的問題。
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外來文化問題，毛澤東提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方針。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批判地繼承和吸收中國古代文化的精華，在於他對中國文化遺產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科學的態度。文化的發展具有傳承性。任何一種新文化的產生，總是以其母體文化為基礎。中國的文化建設也必須以已有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作依托，即以傳統文化為建設基點。毛澤東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1960年12月，毛澤東在與外賓的談話中說到：中國古代文化“並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人民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和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封建主義的東西也不全是壞的，我們要注意區別封建主義發生、發展和滅亡不同時期的東西。”這就是毛澤東對待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根本態度，也是他閱讀卷帙浩繁的中國古籍所得出的基本經驗。毛澤東多次講“不能割斷曆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要從曆史唯物主義出發，立足於時代發展，服從於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的要求和實際，對傳統文化“挈其瑰寶，而拒其淄磷”，“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原則，對那些“凡是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加以利用。一是利用傳統文化的形式，表現新的時代內容；二是發掘整理和繼承傳統文化中包含的合理成分，賦予它新的含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要求在新文化建設中“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同樣，對待西方文化，毛澤東也主張應該采取批判繼承、借鑒吸收的態度。西方文化相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來說，是一種異質的外來文化，鴉片戰爭以後大量傳入中國，也曾出現了對這種異質文化認識和態度上的種種偏頗：文化保守主義、全盤西化，等等。毛澤東對此進行了批判和總結，認為，我們應該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進步的東西，作為我們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凡是今天我們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腸胃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那種“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他一方麵為中國古代燦爛的文化而自豪，但另一方麵也深切地感到了傳統文化在西方現代文明挑戰下的危機和弊病。他曾經表達“庇千山之材而為一台，彙百家之說而成一學”的宏大抱負，積極主張出國留學，向外發展。他和先進青年一起創辦文化書社，經銷各種書刊，包括西方政治、經濟著作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毛澤東認為，西方文化是西方現代文明這一特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的整合物，是西方古代傳統文化的發展和演變，它反映的是西方文明的方方麵麵，與我們的文化不僅有民族差異性，更有時代差異性。它本身也有進步和落後兩個方麵，決不能“生吞活剝”，毫無鑒別地拿來，而必須批判地吸收。
建國初期，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宣布：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是接受外國的先進經驗和優良文化的。封建時代，在唐朝興盛的時候，曾經與印度發生密切的關係，學了佛教。我是不信佛的，但那個時候很多人信佛教，我們的唐三藏法師，萬裏長征去取經，比後來人困難得多。現在有人證明，我們現在的樂器大部分是西域傳來的。我們這個民族從來不拒絕別的民族的優良傳統。在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時候，特別是從中日戰爭失敗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時間裏，全國有一個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他們的科學的高潮。那一個學習對我們的進步是有很大幫助的。1956年，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麵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麵，吸取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這就是毛澤東的中西文化互補觀。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間，隻有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相互補充，文化肌體才會產生新的血液，才會有新的生機，文化發展才會由低級到高級，由不完善到逐漸完善。文化互補，不僅推動各民族本身的發展，而且會推動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同年，他在《論十大關係》中說：“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照搬。”1965年9月，他接見來訪的印度尼西亞客人，在談到現代科學技術已經不為帝國主義所壟斷時，他興奮地說：是嘛，全部開放，全部交流，不要壟斷。他要求中國的文化建設麵向世界，實行對外開放，在對外交流中吸納、融會世界各民族的先進文化。
當然，向外國學習，必須摒棄敝帚自珍、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態。那種借口強調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盲目否認西方文化的長處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指出，中國有向外國學習的傳統，過去，中華文化處於領先地位時我們都能接納外來文化，何況近代以來中國落後了，我們更應向外國學習。學習外國的先進文化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必須堅持不懈。毛澤東要求中國新文化建設應在對外交流中吸納、融會世界各民族的先進文化，他說：“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毛澤東的中西文化觀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都產生了劃時代的巨大影響，成為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基礎。但總結他的文化思想和實踐，從理論到實際作整體分析，也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們反思。如過分強調政治革命，強調意識形態領域無產階級的純潔性，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強烈地反對資產階級文化思想，也導致了現實中的嚴重不良後果。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無疑成為鄧小平對中西文化新的認識的基礎。
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主張在廣泛吸取古今中外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建設具有民族特色和時代精神的新文化，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這種文化的模式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共產主義為核心、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以外來優秀文化為輔助、以現代化為著眼點的有機整體。
鄧小平曾經深情地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和毛澤東一樣，他也為中華民族悠久的曆史、優秀的文化而自豪，但他沒有囿於傳統文化的束縛，而是以開放性的思維來反觀、審視和評判。一方麵他主張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另一方麵又提出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打破舊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他主張要在前人的基礎上，用前人的優秀成果來發展自己，使中國走向世界。1978年3月，他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的講話中說：“在科學技術方麵，我國古代曾經創造過輝煌的成就，四大發明對世界文明的進步起了偉大作用。但是我們祖先的成就，隻能用來堅定我們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來安慰我們現實的落後。”
鄧小平同樣清醒地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優秀的精華的成分在今天仍然是有用的文化和精神價值，而落後的糟粕的成分顯然不適應社會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畢竟是中國曆史發展中的產物，其中包含著封建思想的殘餘。建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特別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這種封建思想曾一度嚴重地侵蝕了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帶來了人們思想的混亂。所以，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固然重要，但同時要反對封建思想殘餘，防止封建思想借屍還魂。鄧小平列舉了我們黨內和幹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如官僚主義習氣、官氣，脫離群眾、權力過分集中，領導幹部終身製、家長製，領袖指定接班人，宗法觀念、等級觀念等，尖銳地指出：“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製，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麵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後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麵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製度上做一係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我們過去的一些製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製度入手。”怎樣改革製度？鄧小平提出必須抓民主和法製建設。他說：“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製。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製度和社會主義法製。隻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為此，鄧小平專門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如何認識西方文化？鄧小平首先肯定了文化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一切對我有用的文化思想、科學技術都應該吸收和學習。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指出：“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1979年，他又指出：“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曆史，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這是在一個曆史轉折時期的振聾發聵的指示，是對實踐中扭曲西方文化的“左”傾錯誤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