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是說，毛澤東未曾意識到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的作用。1956年1月，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說：“搞技術革命，沒有科技人員不行，不能單靠我們這些大老粗。這一點要認識清楚，要向全體黨員進行深入的教育。”1958年1月，他又號召“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但是，由於深深植根於戰爭年代的經驗，毛澤東更注重用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方法來推進經濟建設。早在1956年他在聽取34個部委彙報時就多次談到，中國經濟發展所以能超過蘇聯，主要因為“我們有群眾工作傳統，有群眾路線”。薄一波指出：“‘大躍進’發展戰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們黨在戰爭中、土改中大搞群眾運動的傳統工作方法運用到經濟建設上來。”如大兵團作戰修水利、幾千萬人上山煉鋼鐵等等。政治運動、群眾運動這種戰爭年代的方法並不適合現代經濟發展的需要；企圖以“抓革命”來“促生產”，甚至把“階級鬥爭”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的觀點更是錯誤的。
建國3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主要靠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通過追加勞動手段、勞動對象和勞動力數量來擴大生產規模和加速經濟增長，這可以歸結為一種“粗放型”經濟。當然，鑒於我國的具體曆史條件，在一定時期發展“粗放型”經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以長遠的眼光看，我國經濟應向“集約型”經濟發展，即主要通過提高生產要素效率的辦法來擴大生產規模。現代生產力諸要素中，人是最活躍的因素，但它首先必須是掌握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人。為了加快我國經濟發展，鄧小平較早地把注意力移向科學技術。1975年9月，鄧小平在複出後的整頓過程中就提出，“如果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麵，就要拖整個國家建設的後腿”。1977年5月，鄧小平再次複出後又提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1988年9月，他進一步提出：“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證明這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據此，他多次強調把發展科技、教育事業作為我國產業發展的重點之一，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堅決停止了關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提法，指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鄧小平從對社會生產力內部因素相互作用的辯證分析中揭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發展的內在動力，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地位，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這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長遠的戰略指導意義。
麵對新世紀新階段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要求，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突出強調了發展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進一步明確必須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重要作用，深化科技和教育體製改革，加強科技、教育與經濟的結合。胡錦濤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更是明確強調，“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這些都是對馬克思關於“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思想的豐富與發展。
其次，毛澤東過多地強調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對生產力發展的反作用，忽視了生產力本身的發展要求；鄧小平則從發展生產力本身著眼，提出通過改革經濟體製、政治體製等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早在1937年8月，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曾說：“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決定的作用……然而，生產關係、上層建築這些方麵，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1959-1960年，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多次強調，“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製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這些論斷從原則上說是對的，但問題是，毛澤東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忽視生產力發展水平，片麵誇大了這種“一定條件下”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對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決定作用”，造成了不良後果。如在農村，人為地加快生產關係變革的步伐，當初級社建立不久，就建高級社，高級社還沒有鞏固，又搞“一大二公三純”的人民公社，這一切都是以生產關係為中心考慮問題的結果。對此，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自己承認：“我注重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的問題，至於生產力的方麵，我的知識很少。”這樣就違背了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規律，受到了經濟規律的懲罰。“文化大革命”中，又在上層建築領域“爆發革命”，大批“唯生產力論”，其結果又使上層建築不能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致使我國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
鄧小平吸取了這個嚴重教訓，在理論上取得的一個重大突破是提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改革是一場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等觀點。他指出：“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如果說毛澤東把發展生產力的重點放在生產關係以及上層建築的變更之上，那麼鄧小平則主要從我國生產力水平出發，通過改革與生產力水平不相適應的經濟體製、政治體製等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事實證明，鄧小平倡導的改革正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江澤民在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中指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十七年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就是在改革中實現的。實現未來十五年的奮鬥目標，關鍵仍在於深化改革。
再次，在對外開放問題上的程度差異。
發展對外經濟關係，這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需要，也是進一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對外開放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程度。毛澤東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也曾提出過對外開放的思想。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專門列了一個題目：“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由於種種條件限製，建國以來我國現代化建設是在長期處於一種相對封閉的狀態下進行的。客觀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經濟封鎖，正如鄧小平所說：“毛澤東同誌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主觀上則對對外開放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自己孤立自己”。毛澤東在1959-1960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到，“在國與國的關係上，我們主張，各國的建設事業自己盡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為原則。自己盡可能獨立地搞，凡是自己能辦的，必須盡量地多搞”。“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這個原則是對的，但過分強調前者就有問題。直至“文化大革命”，“四人幫”搞得什麼都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國同世界隔絕了，這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