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自傳！多麼可笑的要求！如果所有情況都受人喜歡，那麼關於我社會生活的故事也就沒什麼有趣之處。似乎不可能有誰願意讀這樣一個平淡無奇的故事。我看不出它有任何可吹噓的或有益的地方。再說我從未有意保存過一篇關於自己工作的文章，以此作為參考；我甚至沒將一本書，一篇布道，一篇演講，一份報上的評論或報導，一篇雜誌上的文章，我那些可貴的朋友時時寫的一篇友好的傳記，留作紀念，雖然它們有的可能就在我的藏書室裏。我曾覺得寫我生活的作者們太寬宏大量了，而我幹的工作又是那麼草率。因此我寫一篇傳記性的文章沒有任何可以依據的材料，有的隻是滿腦子的回憶。
綜觀我半個世紀的講壇生涯，我不無珍貴而美好的回憶，對於人們給予我的賜福與關心充滿感激——我本來是遠不應該享有它們的。我得到的成功大大超出了預料；我得到的好處連青年最強烈的夢想裏都沒有過；我隻努了那麼一點點力，取得的效果就遠遠超出我的計劃或希望——因此一篇真實的傳記應該多寫寫別的男女們為我所做的工作。
我活到今天，眼見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自己最高的希望，眼見我所從事的事業從我身邊一閃而過，有一千隻手把它們推著向前，直到它們把我遠遠拋在後麵。現實在我看來如夢一般。我祝福那些充滿仁愛、心靈高尚的人，他們多麼甘願為了他人的利益而犧牲自己，一心想著自己能做什麼，而從不考慮自己應該得到什麼！他們許多人已升入“光明之地”，年老的我獨自仰望天空，隻是等著陰影變得更長一點。
整整50年！我第一次走上講壇時還是一個年輕人。1861-1865年的內戰，讓人們產生了激情、愛國主義、恐懼和擔憂，我當時正在耶魯大學學習。小時候我就有“被召喚做牧師”的感覺。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就是我父親在伯克希爾山漢普郡高地上的那間舊小屋裏祈禱的情景，他用啜泣的聲音呼喚上帝讓我為救世主作出某種特殊效勞。這使我充滿了敬畏、恐怖和擔憂，從思想上開始退縮，直到我決心竭盡全力與之抗爭。於是我尋求其它的職業和正當的理由，除了傳教士外做什麼都行。
然而我一方麵為在滿屋子的人前發表演講感到緊張膽怯，害怕麵對各種各樣的聽眾，另一方麵我心裏又對在公眾麵前發表講話有一種奇怪的衝動，使我在幾年裏都覺得難受。戰爭及征兵的公眾會議使我受到壓抑的責任感有了一個表現的機會，我因此發表了第一篇關於反對南部邦聯的戰役的演講，題為“曆史的教訓”。
無與倫比的節欲演講家和富有愛心的朋友約翰B·高夫，1862年把我介紹給麻薩諸塞州威斯菲爾德的少數聽眾。我當時發表的一定是個小學生般的愚蠢講話吧！但高夫先生熱情讚揚我的話語，人們給我的鮮花和掌聲，使我感到不知怎麼通向發表公共演講的道路並非像我所擔憂的那樣艱難。
從那時起我就聽從高夫先生的建議，任何邀請我幾乎從不拒絕，任何題目我都演講，以此“尋求實踐”。曾有過許多可悲的失敗和淚水，不過我因此對於從事牧師職業問題良心上平靜地作了讓步，朋友們為此高興。我對於輕鬆工作、主日學校、愛國聚會、葬禮、周年紀念、學位授予典禮、辯論、牛展、婦女縫紉小組這些問題免費發表公正的演說。在最初5年裏所有的經驗就是我的收入。後來人們便自願時時送給我大折刀、火腿和書這樣的禮物；我的第一次報酬是一個農民俱樂部給的75美分現金，因我為他們演講了“馬的租用”問題。有一件很特別的事，該俱樂部有個會員後來遷到鹽湖城，1872年成為摩門教聖所委員會會員。當我作為通訊記者到世界各地采訪時，該聖所曾請我就“山裏人”問題發表演講，支付我費用500美元。
我在講壇生涯的最初歲月裏不斷實踐的同時，十分有幸做過軍人、記者、律師、編輯和牧師，獲得了可以賺錢的工作，使我得以支付自己的生活費用。50年來我很少將演講收入用於個人。最近36年來我已正式將所有演講的收入捐獻給慈善事業。如果說我寫傳記太古板守舊，那麼當我說在有些年裏，我每年要發表200多場《鑽石寶地》的演講，每場演講平均收入大約150美元，我的一把年紀也許足以使自己不會被批評為利己主義者了。
當詹姆斯·雷德帕斯先生組建第一個演講社時，我作為一名演講者真是幸運無比。雷德帕斯先生是美國廢奴主義領袖約翰·布朗的傳記作家，而布朗先生長期以來又是我父親的一位朋友，所以我讀書放假時便找到事做——賣約翰·布朗的傳記。直到雷德帕斯先生去世我一直了解他的情況。查爾斯H·泰勒將軍曾雇用我做了一段時間《波士頓旅行者日報》的記者，他的許多自我犧牲的友好行為令我感激，想起這些行為我就滿懷感動。他曾向雷德帕斯先生提到我的名字，說我是“填補小鎮空白”的人，在這些小鎮“大人物總是不會光臨”——這可給了我極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