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紅色協會”之後，具有政治天賦的科爾如魚得水，鋒芒初露，他獨特的見解常常受到施特恩貝格爾的稱讚。愛才的教授先生出於體恤之心，將這位生活困難的高才生安排到了本校的阿爾弗雷德·韋伯研究所當學術助理，月薪150馬克。此外，還為科爾聯係了德國科學基金會的獎學金。這樣，使得赫爾穆特·科爾越發顯得鶴立雞群了。
科爾的理想是成為一名職業政治家。因此，在海德堡學習期間，他有的放矢地選修那些對從政有益的課目，並開始關心裁軍、緩和政策和德國史。關於這一點，科爾的博士導師瓦爾特·彼得·富克斯在1990年3月9日回憶說：“根據科爾的經曆，我知道他讀完博士學位後會進入政界，對此，他也毫不隱瞞。至於他在這方麵會有什麼作為，我倆從未談起過……”
富克斯的推斷是不無道理的。從1954年開始，科爾就擔任了萊茵蘭—法爾茨州青年聯盟副主席的職務；1955年又被任命為基民盟萊茵蘭—法爾茨州執委會委員。
得天獨厚的政治地位並沒有滋長科爾的虛榮心和滿足感。1956年，他開始攻讀博士學位並懇請51歲的曆史學家富克斯做他的博士導師。他知道，博士學位對於一個未來的職業政治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在富克斯接納他為博士生之後，科爾開始著手博士論文的撰寫，他的論文題目是《1945年後法爾茨的政治發展和政黨重建》。在當時還沒有這方麵的資料，對此論文的撰寫更是無人問津，可是科爾卻偏偏獨樹一幟，並因此同曆史結緣。為了能找到有關的資料，從1957～1958年2月，科爾翻閱了大量的年鑒，並深入諾伊施塔特社民黨區總部、基民盟區辦事處、區政府查閱卷宗、記錄和口頭報告。
從當時來講，科爾的這些努力完全是為了撰寫論文的需要，但是從中獲得的收益遠遠不是當時的科爾所想象的。兩年之後，他憑借著這方麵的根基在政壇上獨當一麵，成為州議會中一顆耀眼的新星。那時的記者竟公開地把這位年青人同著名的社民黨主席赫伯特·魏納相提並論。
這時的科爾不但學會了全麵地對待問題，而且知道如何從曆史的角度思考問題。他說，“我們不能回避我們的曆史”，曆史事件是實實在在的。我們不可能對原來發生的事情熟視無睹。我們應該原原本本地接受它，研究它，從中探索自己的行動準則，防止重蹈覆轍。
廣博的知識使科爾變得含蓄而有深度。在學術討論會上，他不會草率地發表論斷，而是微笑地坐在椅子上，雖然，他明白自己可以引經據典駁倒對方。
緊張的學習和艱辛的工作並沒有使科爾的政治活動受到冷淡和衝擊。在1957年聯邦議院的競選中，為了盡職盡責完成好領導選區的競選工作，他隨著張貼宣傳畫的小組東奔西走，常常工作到深夜。
1958年初，杜鵑鳥發出第一聲啼叫的時候，科爾的博士論文終於完成了。當長達160頁的論文交到史學家富克斯的手中時，這位史學家連聲叫好，稱它是“大膽之作”！
洋洋萬言中，科爾以精辟的語言，從盟國對德政策中德國的奧得—尼斯河邊界談到萊茵區問題；又從1945～1947年成立萊法州法爾茨的國家法地位談到了解散中因—薩省問題。
在論文的最後，科爾這樣寫道：“在法爾茨居住著一群生性快樂、思想開放的人，他們對社會的共同生活和美好的時代充滿熱忱，對教條的思想深懷反感……除豁達大度外，他們還具有時常表現得過於強烈的、令人難堪的自尊心。”
1958年7月28日，科爾順利地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
有人說，赫爾穆特·科爾仕途平坦，毫不費力地平步青雲。這種評價對科爾來說是極不公正的，這一點至少從他在海德堡的學習和工作上就體現出來了。
從1946年加入基民盟發展到1982年10月1日的聯邦總理，在36年的宦海生涯中，如果沒有狂風驟雨的衝擊，他絕對不會成長為一位成熟的堅強的總理。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唾手可得，更沒有傻子會將一個國家的命運交到一個庸人的手裏。
這一切，正如泰戈爾所說的：“像一支和頑強的崖口進行搏鬥的狂奔的激流，你應該不顧一切縱身跳進你那陌生的、不可知的命運，然後，英勇地把它完全征服，不管有多少困難向你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