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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我想和你談社會秩序的話題。近些年來，偷搶的事比以前多了，對人民正常生活有威脅。我今晚和你交談，你總算是聽眾的知心人。大家發表意見的多，但拿不出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法子。省上應成立個什麼組織來管……
任：國家的法律裏有規定，婚姻法、民法都有，兒女有養老的義務，不能虐待老人；要保護兒童等等。這是國家的“法”呀！這是每一個公民必須做的。
政府有引導風俗的責任。但是，社會還有社會的法律，你比如說，咱們國家搞開放，經濟改革好麼不好？好！經濟因素在社會裏重了，道德因素勢必少了。因此，沒有到發達國家水平以前，經濟仍然是每個人非常重視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就把其他非經濟問題有些排擠。這是個規律，經濟學家有研究的。一個人年均收入在50美元以下的社會，人的道德比較好，相當於“原始社會”，“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大家都是窮人，不想偷不想搶，有錢的人也少，也難偷難搶。下來是全社會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上（合人民幣四五千元），社會秩序就好了。咱們國家現在要全民平均，遠遠到不了這個水平。要是達到這個水平以上，大家就衣食無憂了。最窮的人也衣食無憂，你比如目前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給人的最低生活費一個月都到幾百美元了。在那種情況下，人們因生計問題偷搶都犯不著了。再一個全社會有錢的人很多，誰也犯不著偷搶。即使過不去，稍微伸個手，求個人，到處都是有錢人。隻有在50美元和500美元之間，窮人多、富人少，經濟差距比較大，一伸手，沒有錢來，要下大力氣去幹，才能掙來錢。於是有些道德水平不高的人就去偷去搶，就在這一段，道德狀況最差。到了人均500美元以上，人說“富足而知禮儀”。當然，咱不能說，麵對這會兒客觀規律就不起作用，等到將來自然就好了。這樣不行，政府呀，以及社會組織呀，這些責任就是引導嘛！原來江澤民講“兩個文明”，這會兒胡錦濤講“八榮八恥”“和諧社會”等等。這就是說，教育工作還是要做的。這會兒教育越顯得重要，這會兒把教育抓緊一點，情況就會相對的好一點。
我說的這些話，這會兒社會秩序比過去收入很低時要差些，差多差少，就看我們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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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現在做得很好，還要你們這些民主黨派幹啥？
任：你這個問題問得好，我同意你的觀點。中國共產黨現在把國家領導的很好，而且還將會把國家領導的更好！那麼，鄧小平先生為什麼要大力支持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呢？現在的民主黨派都是按公務員待遇，一個民主黨派一個“中央”，八個民主黨派就有八個“中央”級單位，省上和市上又分別多了八個省市級單位。這不僅要增大一筆開支還增加許多辦事程序，這是不是任超任“民進”省委常委時，在協和醫院召開了“民進企業家聯誼會”巧立名目，安插官位呢？不是的，我認為我們偉大的設計師鄧小平先生的英明設計，和下棋一樣，是一步看得很遠的棋。國民經濟搞上去了，要不要搞政治改革？鄧小平讓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我認為這是鄧小平的偉大之處，這正是他設計的深遠作用之所在。
鄧小平先生廣經世事，思想深邃。我認為民主黨派現在就要努力完善自己，探究治國方略，廣納人才，充分發揮多黨合作的偉大意義。這才不辜負他老人家的一番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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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聽說你對反“左”和反“右”有不同見解，能說說嗎？
任：這要因時因地而論，為此在陝西，在我們西安，我認為“官本位”是我們要極力反對的！什麼是“官本位”呢？就是那些當官的以“保官”“升官”為宗旨，而不是以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為宗旨。沒當上官的以能當上官為宗旨，當官無望的人以盲目服從長官意誌為宗旨，以畏官、順官為特點。“官本位”就是封建社會的東西，當然屬於封建的東西肯定屬於“右”的範疇。不管目前社會是啥形態的，這些封建的殘存東西肯定是“右”的東西，因此，我認為不是要反“左”，而是要反“右”。正如毛澤東當年所說的，極“左”實際上還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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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目前社會上腐敗的事情較多，想聽聽你的看法。
任：我認為經濟腐敗的根源是政治腐敗，政治腐敗的根源是監督製約機製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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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你如何認識中國共產黨？
任：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偉大的政黨，盡管她走過這樣那樣的彎路，但不影響她對中華民族的豐功偉績。中國共產黨裏有一批中華民族的精英。
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不受外侮欺淩，解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民主和尊嚴問題。
鄧小平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搞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大幅提高，解決了民生問題。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現在在鄉村搞村民委員會自治，實行直選，在城裏社區實行直選，這是推行民主進程中的試點，正在解決民主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於駕馭社會的偉大的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