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近代的經學遭到嚴酷的空前的批判，始於上個世紀的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整整十年的大革文化命，更把對經學與孔子的批判推上了頂峰。早在“五四”運動前後若幹年，經書經學被宣判為“古衣冠的僵屍”。大革文化命的年月，據說已將孔老二再次打倒，將經書經學定性為“封建文化的糟粕”。如果說“五四”運動前後“打倒孔家店”的宣傳與對經學的清算為啟發民智、解放思想所必須，隻是那偏離理智的狂熱終究在曆史的檢驗麵前難免令人遺憾；那麼，後來大革文化(包括經書經學)命的浩劫，就未免讓人覺得十分可笑而且可惡了。
公元2001年，距離上世紀的“五四”運動已經八十餘載，告別大革文化命的時代也已二十多年。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中華讀書報》“文史天地”欄的首篇《李學勤談清代學術的幾個問題》，如下的綜述中華學術的議論赫然在目：
乾嘉學術的核心是在經學。實際上，整個中國學術的核心都是經學。……說中國學術的核心在經學，是就其學術地位和影響而言。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學術的核心不是佛道，應該是儒學。儒學的中心就是經學。
大學者評價經學到如此高度，上世紀委實罕見，而新世紀此時始聞之。沒有非凡的穿雲破霧的洞察力，沒有源於真知灼見的巨大的學術勇氣，誰敢說經學原本有如此重要的學術地位呢？凡是尊重曆史、尊重學術的文化人，隻要認真思索，都應該承認：中國經學史固然積弊不少，而經學本身終以精華為多。誰能說學勤先生言過其實了呢？難道中國古代史上曾有別的什麼能夠取代經學的學術地位與影響嗎？
從學勤先生的高論得到啟發，我們對中國古代學術的林林總總思索有年，自覺大體上弄清楚了若幹問題。已知前修時賢關於中國學術多有精辟之言。在反複證實了他們的種種見解之後，如果加以融彙貫通的工夫，一以實事求是為上，那是可以就中國古代的學術(包括經學)與學術史(包括經學史)略述梗概或心得的。其要有七。
自東周到清朝，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核心隻能是經學，隻能是解說、研究《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經(漢以後附加《論語》《孝經》與小學，宋以後加上《孟子》)的經學。沒有別的什麼學術盛行時間如此之長，包羅內容如此之廣。如果不是這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獨立性就會喪失殆盡。此其一。
昔司馬遷論六經要指，充分表現了他熟諳六經的學識。“《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史記·太史公自序》)是六經各有所長，各有其顯著的學術特色。聯係後世通行的學科分類，《易》是講哲學的，《禮》是講行為實踐，講倫理學社會學與政治學的。《書》和《春秋》是講曆史是非的，《詩》和《樂》是講文學樂舞藝術的。然而人為地劃分界限並不完全符合各經所有的內容。實際上，人文社會科學所有領域，經學幾乎沒有不涉及的。太史公說的隻是各經的主要情況。他論六經與他的父親論六家要指一樣具有權威性。此其二。
中國古代人文社會科學當然有列於經學之外者，然而惟有經學才是當時學術的中心。諸經各有其主要分野，然而諸經之間的關係是不是平列的呢？曆來有《易》或《詩》為群經之首兩說，經古文學家與今文學家各執其是。但是沒有說《詩》為經之原或經之本的。倒是《漢書·藝文誌》早就說過六經“《易》為之原”。鄙意：六經(後來《樂經》亡佚，已是五而不六)對於中國社會科學都很重要，可是六經之間並非平列關係，而與《漢誌》不同的說法確已存在。至遲初唐以前就有學者說：“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這話是南朝梁皇侃說的，而初唐孔穎達等人援引之，突出《禮》在六經中的地位，這個觀點畢竟已見於小戴輯《禮記·經解》的孔疏了。後來吾湘經學家皮鹿門先生作《經學通論》，其中有一條目為“論六經之義《禮》為尤重，其所關係為尤切要”，此條正文一開頭就說：“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六經之義，亦以《禮》為尤重。”皮氏以為《禮記·經解》“首節泛言六經，其後乃專歸重於禮”，正可以證明他的論點。換一個視角看：《禮》之外任何一經與他經的關係，都不如《禮》與他經關係之“切要”。我們相信：學術之貴，在乎經世致用。質言之：任何曆史時期的統治階級都不會重視對於當時的統治、當時的社會穩定沒有任何幫助的所謂學術，而與統治階級關係最密切的社會活動首先是保護其所代表的社會群體經濟利益的政治，而統治階級此類意識形態才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牽涉政治與禮的關係。《禮記·哀公問》記孔子的話：“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禮者長於行，禮者政之本。禮的經世致用最為現實，最為直接。所以曆代統治者無不重視禮製建設與禮學教育。屬於經學的其他諸經本來就沒有誰離得開禮，如皮鹿門所言：“皆有禮在其中。”張惠言《虞氏易禮序》：“《易》者，禮象也。”《周易鄭荀義·略例》說到“易三義”，又說：“其言爻象消息皆變易也，禮製經論乃不易也。”曹穀蓀元弼先生《禮經學》：“《書》者，聖人以禮治天下之實政也。”王安石《答吳孝宗書》早就說過：“《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而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更早就說過：“《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至於鄭康成《六藝論》說的“善於禮”的《左氏春秋》，這裏就不必說了。讓我們再說到《周易》。《易·係辭上》：“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根據是什麼？“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那繁多的爻位之變，難道不是以禮製原則為根據嗎？這裏伴隨著相關的疑問：六經“《易》為之原”的說法究竟該作何理解？難道《書》《詩》《禮》《樂》《春秋》之“原”都在乎《易》嗎？我們認為：《易》長於變，這個強調“變”的思想原理為六經所證實。禮也會變化，不能一成不變；總該變得適應社會的需要，才會有永恒的生命力。禮學也是如此。與五經相關的各個領域的學術莫不如此，所以說“《易》為之原”。然而，由於諸經之撰作都在社會生活中無時或缺的禮儀禮典的實行之後，包括《易經》在內的經書都不可避免地反映當時社會“政之本”的禮製，所以說“總以禮為本”。此其三。
其四，應該說到經學與史子集部之學的關係。吾湘近代經學家王壬秋的弟子為王氏編輯詩文集《王誌》，其卷一論“子史不必讀”，寫道：“為學但當治經，讀子史者失學之人也。”我們不敢附和此說。說“為學當治經”，不錯；說“為學但當治經”，加一“但”字，這就不對了。我們認為經史子集之學都應該學，都應該治。一則史子集部之學自身重要，其內容與作用非經學所能取代；二則史子集部文獻或者可以證明五經文字，或者可以證經學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