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四十年，不久前我又去了涼山。引起我再訪涼山念頭的是彝族詩人吉狄馬加。
去年我陪老作家陳荒煤先生由雲南去新疆，路經成都時吉狄馬加請我們吃飯，我讀過他的詩，印象極好，是現代派青年詩人。我問他家鄉何處，他說是涼山。我聽後渾身一震！那除去巫師無人識字的涼山也出現了詩人，而且如此有成績，實在難以想象。我跟他打聽了幾個相識的彝族上層人物。原來多是他的父輩和老師。我進一步向他打聽曲木阿呷。他睜大眼睛問我：“她早死了，你不知道嗎？五十年代中期，她從北京回來後，熱心參加改革，被反對改革的人殺害了。當時她躲在山洞裏，暴徒們在洞外說：出來投降吧，你是彝人，我們不殺你，你發表個聲明就放你。她回答說：彝族一定要改革，你們幾個人是攔不住的，我死了沒關係，改革必定成功。結果被極殘酷地殺害了。那年她還不滿二十歲。如今在西昌有她的陵墓。”
他還告訴我，事後人們在曲木背包中發現了一疊她寫的情詩，顯然是寫給羅洪的。因為她是白彝，他是黑彝，他們始終沒敢公開戀愛過！
我這才知道涼山在五十年代已經進行了改革，而且為改革付出了這麼大犧牲！到底有多少人為它犧牲了青春，犧牲了愛情？永遠無從察考了。
我終於去了涼山。走的不再是蜿蜒小徑，是柏油公路，而且看到彝族個體企業家開著平治車奔馳！看到水渠稻田，豬牛羊馬。在一個富有稀金屬礦產的地方，還看到了比當年我住過的那棟“洋樓”更地道的歐式民居。不僅外型美觀，屋內吊燈電扇，沙發冰箱齊全。我問吉狄馬加：“這是公家房還是私家房？”他說：“公家蓋不起，此地礦業允許個人承包開采，這是小礦主們的住宅。”
當然，涼山還沒有全都達到這個水平，但即使在貧困區，其生活水平也非當年奴隸主們所能想象。這裏比起許多漢族地區平均收入高，少數民族自治區，在財政上會受到許多補貼和優待。
我走了涼山大部分地區，接待我的有作家藝術家，也有地方官員，全是彝人，大都受過大學或專科教育。到那位姑娘的墓上祭奠之前，先去拜訪了她的弟弟。當年他父親被某大奴隸主殺害，他寄居在叔叔家。是個衣衫不整的白彝孩子。如今竟當了西昌最大醫院的院長，成了著名心髒外科專家。論文在國外發表後很引起重視。他告訴我，我們走後他被醫院招收作了勤務員，後來送到民族中學學習，畢業後又考上了北京醫學院，已經從醫有二十餘年了。我看他那儒雅文明的學者風度，真弄不清是真是夢。後來我了解了一下，涼山現在各部門主持工作的彝人幹部，都是他這一代人，不少有相似的經曆。這新的一代彝族精英，既有黑彝出身也有白彝子弟，沒受唯成份論的影響。可能黑彝幹部占的數字還要大些，因為他們經濟基礎好，接受教育機會多。
朋友們請我參加晚會，看彝族青年唱歌跳舞。不僅跳民族舞還跳迪斯科，霹靂舞；不僅唱彝族民歌還唱港台的“勁歌”“金曲”。在家中時，我一聽女兒唱那協和語般文理不通歌曲就厭煩，但從彝人口中唱出，卻使我高興狂喜。因為它使我感到涼山彝人跨進了現代社會！
我不是記者，也不想寫宣傳文字。為此我沒記那些工農業生產數字，也不問各項計劃和措施。隻憑觀察和直感印象，就很感欣慰。當然涼山還有許多不足，有未盡人意甚至令人遺憾的事務，許多方麵還有待發展、改進。但我還是感到欣慰。因為這些都是“人”的不足，是“人”的缺憾。人真的成為人了，不再是會說話的畜牲，自由買賣的商品，任人宰割的豬狗！
涼山，不再是停滯在奴隸製的時代的地方！
1993年10月
§§說說故鄉平原
——為一張照片寫的補充說明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夜晚，放下筆後我習慣地翻閱當天報紙，在《人民日報》第二版發現一張小照片，照的是在集市上幾個農民挑選布料和針織品，說明寫道：“山東省平原縣去年農業又獲豐收，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
普通的人，普通的商品。“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在三中全會後的中國農村，算不上冒尖。一般的讀者可能隨便看一眼就放開、忘記的。
然而我激動了，失眠了，忍不住的淚水把手背沾濕了。
中國有史四千多年了，平原這地方，自戰國“惠文王封弟勝為平原君”算起，也已二千二百多年了。我的祖先，我的兄弟這是第一次“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平原人頭一次被當作富裕了的形象拍下照片來，登在報紙上，向整個地球亮相。我怎能不流淚，怎能不失眠嗬！
我很想找個人談一談。鄰居已經睡了，是不是去打個傳呼電話，把女兒從床上喊起來談幾句呢？
這孩子還算老實、儉樸。可我擔心她不會把這“二百八十元”的數字當回事。會說：“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一個月平均不才二十多塊錢麼？”
是的，我們國家盡管窮，一個大學生畢了業，第一年工作就會“人均分配”五百多元，第二年達到六百多元。比起經濟發達國家來並不算多。他們也還不大滿足。把這“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不放在眼裏，也有他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