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是一介寒士。這一身份非常重要。因為屈原是一位大起大落的高官，他傳奇性的生活經曆，大多數的人是沒有的，後來的追隨者硬要模仿屈原的創作，就很容易變成空洞的抒情。而宋玉作為一介寒士，他的這一身份和他表現的不平與感傷，倒是最為普遍的人生經曆和人生感受。在中國文學史上，宋玉敏感地發現了自然與人生之異質同構關係，通過對自然與人生之雙重感傷，開創了中國文學的“傷春”與“悲秋”主題，表現了“貧士失職而誌不平”的感傷與哀怨，以及對時代、社會、人生的悲慨。《招魂》結尾雲：“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裏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九辯》開頭雲：“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淒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恍□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誌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廱廱而南遊兮，□□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從此以後，“傷春”與“悲秋”乃成為中國文人易患的“季節性情緒低落症”和中國文學綿延不絕的永恒主題。這樣的情緒、這樣的主題未免低沉、沮喪，甚至消極，但卻和封建時代眾多落魄文人的情感息息相通，引發了曆代文人的共鳴。宋玉的“傷春”與“悲秋”遂奠定了中國文學的感傷主義傳統。
宋玉從沉重的政教負荷中徹底解脫了出來，揭開兩性生活的神秘麵紗，真實自然地表現了人類的生理欲望，成為開啟中國豔情文學的祖師。《登徒子好色賦》記述了具有魔鬼般身材和仙女般容貌的東家之子“登牆窺臣三年”的豔遇。《諷賦》描寫了遭遇主人之女性挑逗的經過。而《招魂》所寫：“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娛酒不廢，沉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明顯多“荒淫之意”（《文心雕龍·辨騷》），“幾如‘妓圍’‘肉陣’”⑩。宋玉不僅描寫了凡夫俗子、少男靚女的性挑逗與性放縱，而且還展示了帝王乃至神靈的性饑餓與性衝動。《高唐賦》寫了“旦為朝雲，暮為行雨”的高唐神女主動為楚懷王“薦枕席”，懷王遂與神女歡愛的人神性愛故事。《神女賦》又記述了楚襄王夢遇高唐神女，“褰餘幬而請禦兮，願盡心之惓惓”的情節，並對神女的“瑰姿瑋態”作了出色的描繪。後代文人由此推波助瀾、變本加厲，於是產生了大量的豔情文學。宋玉遂成為中國豔情文學之祖。宋玉辭賦中描寫的“雲雨”“巫山”“高唐”“陽台”“神女”“楚夢”“襄王”“登徒子”“宋玉”“東家之子”“宋玉東牆”等對象，於是也成為中國文學表現豔情的經典意象和高頻符號。
“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文心雕龍·時序》）“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龍·辨騷》）在中國文學史上，屈宋曆來並稱，兩人均被尊為“中國文學之祖”。劉師培說：“中國文學，至周末而臻極盛。……而屈、宋楚辭，憂深思遠，上承風雅之遺，下啟詞章之體，亦中國文學之祖也。”（《論文雜記》）陸侃如說：“誰是中國文學之祖？我毫不遲疑地說：屈原與宋玉。他們不但給予楚民族文學以永久的生命，並且奠定了中國文學的穩固的基礎。”“古代若無屈、宋，則文學史決沒有那樣燦爛；而楚民族若無屈、宋，則楚文學也決占不到重要的地位。所以，凡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尤其研究古代文學的人——都不可不從屈、宋下手。”（《屈原與宋玉》）由此可見，屈原和宋玉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傳世的《楚辭》，除收入了屈原和宋玉的騷體詩外，還收入了漢代的擬騷詩。漢代人用楚辭形式寫作，大都用“代言體”，即作者代表屈原、用屈原的口氣來敘事和抒情，這就不能不流於矯揉造作、因襲模擬。王逸《楚辭章句》中收入的漢人辭作，較有特色的是賈誼的《惜誓》和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其中《招隱士》尤為後人稱道，原因就在於不是對屈原作品的簡單模仿。其他幾篇漢人辭作，大都辭氣平緩，意不深切，有的甚至“如無所疾病而強為呻吟者”（朱熹《楚辭集注·楚辭辯證上》）。因此，本書幹脆將這幾篇漢人辭作刪掉。
20世紀受疑古思潮的影響，宋玉的作品幾乎全部被懷疑為偽作；受權威學者的宰製和主流話語的閹割，宋玉甚至被改塑、醜化為一個“無恥小人”、“可恥叛徒”。這導致人們醜化宋玉的形象，貶抑宋玉的人格，剝奪宋玉的作品，曲解宋玉的思想，從而冷落、歧視了這位中國文學先驅。為了改變這種極不正常的狀況，也為了讓大家更加全麵係統深入地學習與研究屈原和宋玉的作品，本書除校注了傳世《楚辭》中所收的全部屈宋作品外，還補錄並校注了《文選》《古文苑》《文選補遺》等傳世文獻中所收的宋玉的全部作品（不包括偽作）以及銀雀山出土的宋玉賦佚篇《禦賦》。
本書所收屈宋作品底本情況為：傳世《楚辭》所收屈宋作品據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書局重刻汲古閣毛表校刊洪興祖《楚辭章句補注》收錄；宋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五篇據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出版清嘉慶十四年（1809）胡克家刻本《文選》收錄；《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五篇據上海書店1989年影印的《四部叢刊初編》本《古文苑》收錄；《微詠賦》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影印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選補遺》收錄。《禦賦》據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吳九龍著《銀雀山漢簡釋文》收錄。
校注時，凡原書中難讀的字均加括號注明讀音。各篇作品的解題說明不強求篇幅長短一致，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本書的注釋力求詳盡通俗，爭取給讀者少留難點。書中對難字難詞采用分句注釋。前後重見的典故，在不同篇中分別作注，以便閱讀。注釋盡量選擇古今學者合理的解釋，特別是充分吸收了二十世紀以來楚辭學、神話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為便於讀者理解原文，本書譯文盡量采用直譯。
此本《楚辭》是目前國內外唯一的一部屈原、宋玉全集校注本，全書對屈宋作品作了精要的校勘，詳細的注解，通俗的翻譯，扼要的點評，充分吸收了古今中外學者豐富的研究成果。欲其深者，可以得其深；欲其淺者，可以得其淺。凡有誌學習和研究屈原和宋玉者，請從這裏開始！
2007年10月23日
注釋
①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八“集部總敘”。
②關於屈原的故鄉，袁山鬆《宜都山川記》雲：“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裏也。原田宅於今具存。”又雲：“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即《離騷》所謂女嬋媛以詈餘也。”（見《水經注》卷三四“江水”注引）以前學術界據此認為屈原的故鄉是湖北省秭歸縣樂平裏。但酈道元在引用袁山鬆的這段話時就說：“餘謂山鬆此言，可謂因事而立證，恐非名縣之本旨矣。”明確對此說表示了懷疑與否定。而據曆史地理學家考證，秭歸之得名與古夔國有關，而與屈原無涉。據詩人的自述和漢人的記述，屈原的故鄉應當是楚國郢都，即今湖北省江陵縣紀南城。
③據屈原自言生於寅年寅月寅日考證其生年月日，郭沫若《屈原研究》推算為楚宣王三十年（前340）正月初七日，浦江清《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推算為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曆史研究》1954年第1期），胡念貽《屈原生年新考》推算為楚宣王十七年（前353）正月二十三日（《文史》第五輯；又見《先秦文學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另外還有十幾種說法。過去通行的說法是前340年說和前339年說，但現在讚同前353年說者愈來愈多（如趙逵夫、金開誠、雷慶翼等）。此事至為複雜，爭訟未已，迄無定論，我暫取胡念貽說。
④關於屈原的沉江年代及原因，自明人汪瑗《楚辭集解》提出《哀郢》作於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其主旨為哀悼郢都被秦將白起攻陷之後，郭沫若《屈原研究》從此說，並將屈原之沉江說成是因“白起破郢”而“殉國難”，將屈原之沉江年代說成是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此說影響很大，從者甚眾。然而，此說後來被章培恒和潘嘯龍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徹底駁倒，並得出了趨向於兩極的新結論。章培恒認為屈原死於頃襄王三十年（前269）之後，《哀郢》是郢都淪陷、遷都於陳之後九年，即頃襄王三十年（前269）時，屈原因回憶這次悲慘的事件而作，抒發的是郢都淪陷、詩人東遷逃亡的哀思（參章培恒《關於屈原生平的幾個問題》，載《學術月刊》1981年第10期）；而潘嘯龍則認為屈原早在頃襄王十六年（前283）或十七年（前282）即已沉江，《哀郢》是屈原遷逐江南九年以後，即頃襄王十三年（前286）或十四年（前285）所作，抒發的是無罪棄逐、九年不複的哀思（參潘嘯龍《關於屈原自沉的年代及原因》，載《江漢論壇》1982年第5期）。潘嘯龍又在《安徽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發表《從漢人的記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一文，指出從漢初到東漢，凡是提及屈原事跡的大學問家，無不確認屈原之死是由於“被讒放逐”，對楚王朝的黑暗朝政失去希望所致，而無人說過是因“白起破郢”而“殉國難”。屈原沉江年代及原因的考證，亦至為複雜，爭訟未已，迄無定論，我暫取潘嘯龍說。
⑤關於宋玉故裏，舊有鄢郢（今湖北省宜城市）、郊郢（今湖北省鍾祥縣）、郢都（今湖北省江陵縣）、歸州（今湖北省秭歸縣）四說。當以鄢郢說為確。晉代習鑿齒《襄陽耆舊傳》（一名《襄陽耆舊記》）卷一說：“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八“沔水”經文：“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注曰：“城，故鄢郢之舊都，秦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也。”宋代祝穆《方輿勝覽》卷三十二《京西路·襄陽府·人物》說：“宋玉，宜城人，有宅在城南。陸龜蒙詩（按：指《讀〈襄陽耆舊傳〉》詩）：‘自從宋玉賢，特立冠耆舊。《離騷》冠日月，《九辯》即列宿。卓哉悲秋辭，合在風雅右。’”宋代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八十二《襄陽記》說：“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為大，江陵以漢水為北津。襄陽，舊楚北津。宋玉、王逸、張悌、習鑿齒之徒實生此土，故民尚文。”又言“漢宜城故城”有“宋玉宅”。清代陳夢雷、蔣廷錫編《古今圖書集成》卷一一五四《方輿編·職方典·襄陽府部·古跡考》說：“宋玉宅，在（宜城）縣南三十裏（按：據同治《宜城縣誌》卷一‘三十裏’乃‘三裏’之訛）宋玉墓之南。”清代甘鵬雲《楚師儒傳》卷一《楚大夫宋玉》說：“宋玉，宜城人，楚大夫屈原之弟子也。”根據以上記載，可知宋玉是楚國鄢（今湖北宜城）人。新修《宜城誌》卷二十五《文化》在介紹“文物古跡”時，對宋玉故居與墓地作了介紹，說：“宋玉故居與墓地，座落縣城15公裏的臘樹村中，新中國建立初宋玉居宅依存，‘文革’期間夷為平地。宅後有宋玉墓，封土高215米，直徑195米，後平為耕地。墓前立石碑多塊，現僅存嘉慶丙子年淮東陳廷桂在重修宋玉墓時所立碑，高133米，寬083米，厚024米。上鐫詩文：‘儒雅風流妙一時，左徒弟子少陵師。《陽春》《白雪》千人廢，暮雨朝雲萬古疑。《九辯》至今歌絕調，一抔何處聽微詞。斷腸我亦悲秋客，落日招魂為涕洟。’”宋玉的故裏即今湖北省宜城市鄢城辦事處臘樹村。詳參吳廣平《宋玉故裏考辨》，載《江漢論壇》2003年第10期，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4年第1期全文轉載；又載中國屈原學會編《中國楚辭學》第十輯，學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155—167頁。亦可參吳廣平著《宋玉研究》上編第三章“故宅與墳墓”，嶽麓書社，2004年9月第1版，第30—74頁。
⑥關於宋玉生卒年的考證，可參吳廣平著《宋玉研究》上編第二章“誕生與死亡”，嶽麓書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9—29頁。
⑦關於宋玉作品真偽的考證，可參吳廣平《宋玉著述辨》，《文獻》2003年第3期；《宋玉著述真偽續辨》，《長江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又載中國屈原學會編《中國楚辭學》第八輯，學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170—190頁；《宋玉研究》上編第五章“著述的真偽”，嶽麓書社，2004年9月第1版，第86—111頁。
⑧詳細論述請參見吳廣平著《宋玉研究》下編第十一章“賦祖與賦聖”，嶽麓書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74—191頁；吳廣平為王澧華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上冊第二卷“賦”撰寫的第一章“從高唐神女到宮闕苑囿”，商務印書館，2007年8月第1版，第171—182頁。
⑨李炳海：《辭賦研究的視角轉換》，《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此文又作為“導言”收入其學術專著《黃鍾大呂之音——古代辭賦的文本闡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引文分別見第13—14頁、第14頁、第16頁。類似闡述還可參見許結《論宋玉賦的純文學化傾向》，《陰山學刊》1996年第1期；吳廣平《論從屈原到宋玉的四大轉型》，《職大學報》2005年第1期；《宋玉研究》中編第十章“從屈原到宋玉”，嶽麓書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62—172頁。
⑩錢鍾書：《管錐編》第二冊，中華書局，1986年6月第2版，第6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