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雖然沒能加入革命組織，但他並未停止以自己的方式從事摧毀政權的鬥爭。宮廷和邊境傳來的政治新聞使他義憤填膺，他給朋友寫信，信中說：“請給我講講軍營的情況，我需要了解這方麵的事情。因為我愛你，憎恨獨裁。”
他不理解自己一向尊重的卡拉姆辛怎麼會仍在為君主製歌功頌德。一天，卡拉姆辛又在給普希金宣講他的理論。普希金竭力反駁他，說“看來您喜歡奴隸製勝於自由啦？”卡拉姆辛大為惱火，說他是誹謗。普希金默不作聲，尊重他的義憤。大家開始談論別的，普希金起身走了。詩人與曆史學家的誤會和政治分歧使普希金寫了一首諷刺詩：
他寫的史書簡練，文筆華美。
他在史書中作過解釋，
為什麼需要專製，
還有鞭刑對庶民帶來的恩惠。
除了這些對不同政見者的含蓄的諷刺之外，普希金更多情況下是拿起筆，抨擊那些不折不扣的獨裁者、暴政者和追名逐利、不惜傷害人民利益的官僚。為此，他寫了大量諷刺詩。如對軍營製度的倡導者，最後執行鎮壓農民的可憎的阿拉克切耶夫，普希金滿腔憤怒又十分輕蔑地寫道：
全俄羅斯的霸主，
所有總督的劊子手，
沙皇的親信、兄弟和朋友，
既凶殘又愛記仇，
無心無肝又不知羞。
這位仆人是哪位？
是被稱為“不卑不亢”的老奴仆，
充其量，他隻是前台的一小卒。
這類尖刻的抨擊小品很快在首都青年中流傳開來，普希金的所有政治諷刺詩很快被搶購一空。甚至向往自由的青年們把一切勇敢的話語和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品都算在了普希金的頭上。他的名句在所有的沙龍裏流傳，這使他有了無數個朋友，也有幾位有權有勢的敵人。一位同代人曾這樣記述普希金：“他那些沒有正式出版的詩作，如《鄉村》、《詠阿拉克切耶夫》、《致恰達耶夫》等，人人皆知。可以說，在軍隊裏沒有一個掌旗官，沒有一個受過教育的旗手不會背誦他的詩句。”
的確，從1817年開始，人們都在逐漸地認識普希金，喜歡這個自由的代言人，喜歡他的那些膾炙人口的作品了。越來越多的人在偷偷抄錄和背誦他的詩歌，像《鄉村》、《自由頌》、《烏拉！他又回到了俄羅斯》，不會背誦的人簡直找不到。
從1817年創作的《自由頌》，到1819年寫的《鄉村》，這些革命詩歌可以說是普希金第一個創作階段的自由宣言。《自由頌》是詩人剛剛離開學校時在屠格涅夫兄弟家裏寫的。當時，屠格涅夫家就在米歇爾王宮的對麵，也就是保羅一世遇難的那座王宮。透過窗戶，人們看著這座空空蕩蕩、被人遺忘的宮殿，就請普希金做首詩。普希金和以往一樣，輕盈地跳到窗前的大桌子上，躺在木板上麵，拿起筆和紙寫了起來。這首即興之作表示要“揭露宮廷裏的罪惡”，“把自由謳歌”，並主張一切按法理辦事。普希金描寫了路易十六被人民推翻的可悲下場，然後寫回到保羅一世。保羅一世是在他的兒子、亞曆山大的同謀下被謀殺在米歇爾宮中的。這首詩實際上影射了這位執政沙皇，所謂“解放者”的專製統治。這首詩奠定了普希金自由主義思想的基調。
在另一首《烏拉！他回到了俄羅斯》中，普希金公開嘲笑了亞曆山大一世在華沙的講話。他在講話中承諾，不僅要給明智的波蘭立憲，而且也要給沒有文化的俄國以立憲的權力。詩人借搖籃中小寶寶的嘴說：“能相信他嗎？怎麼可能呢？難道這一切全是真的嗎？”他又用孩子媽媽的口氣諷刺道：“閉上眼、合上嘴，我們的沙皇對你講的是神話故事……”
在另一首《鄉村》中，普希金更拋棄了影射和含蓄，用寫實的手法高聲痛斥了農奴製和地主的殘暴：
老奴仆低頭挨著鞭子，
幹癟的身軀瘦骨嶙峋，
在為無情的老爺們，
吃力地耕耘土地。
已經成熟的少女，
沒有夢想，沒有希冀，
隻能供淫棍老爺發泄獸欲，
這就是她們的命運。
喔，願我的呼籲能喚起良知。
假如沒有《先知》那份天才，
為什麼憤怒之火會在心頭燃起？
朋友，我將看到人民解放之時，
看到沙皇廢除農奴製之日，
看到黎明的曙光，
在獨立的國土上升起。
高爾基說：“在普希金之前的詩人們是完全不了解人民，對人民的命運不感興趣，而且絕少寫及人民的……但是當他們在詩裏描寫農民和鄉村的時候……他們把鄉村生活描寫成仿佛是連綿不斷的節日，仿佛是和平的勞動之詩。”普希金不一樣，是時代的風雲變幻增強了他反專製農奴的革命意識；是童年的經曆使他把同情自然給予了農民和農奴；是秘密組織的革命鬥爭激發了詩人的創作熱情。他懷著滿腔的怒火聲討專製暴虐的沙皇統治，描寫人民的悲苦命運，冒著殺頭的危險展示自己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思想。這些詩歌，是詩人從愛情的哀詩和飲酒歌轉向政治的叛逆詩，是詩人從一個中學生走向一名自由歌手的宣言。如果說這幾首詩還具有某些溫和的色調，或者顯得有些毛躁，那麼《致恰達耶夫》就更加成熟了。
《致恰達耶夫》是獻給詩人皇村時結交的摯友、進步軍官恰達耶夫的，是一首熱情洋溢、美麗動人的抒情詩。詩人從一開頭就提出了個人和祖國、個人和人民的關係問題。整首詩充滿了愛國主義激情，渴望自由的崇高理想和追求光明未來的信心。
啊，趁自由的火還點燃著我們，
趁我們的心還在為正義跳動，
我的朋友，讓我們獻給祖國，
我們的靈魂中最美好的激情。
顯然，詩中表達的已不隻是個人的感受，而是整個時代先進人物的共同願望。在詩的結尾，年輕的詩人對專製暴政必然滅亡，自由事業必然勝利表示了堅定的信心，並發出了莊嚴的戰鬥的號召：
同誌，請相信：
就要升起了那迷人的幸福的星星，
俄羅斯將從睡夢中驚起，
在專製暴政的廢墟上，
將會寫上我們的姓名。
這最後一節後來被雕刻在十二月黨人的秘密徽章上，可見它的巨大的鼓動力量和政治意義。整首詩將巧妙的隱喻、鮮明的對比和濃烈的感情融為一體，語言清新，風格明快，激情蕩漾，成為俄國抒情詩的典範。
當然，剛剛步入文壇和政治鬥爭漩渦的普希金畢竟出生於貴族。在當時，他的想法和那些徹底的革命者的想法還不完全一樣。例如後來成為十二月黨人領袖之一的詩人雷列耶夫在他的《致寵臣》等詩中就主張應該用暴力推翻皇帝，讓人民掌握政權。這也是全體堅定的革命者的主張。但在當時，以普希金的思想認識，他還認為隻要君主製能給人民思想自由和必不可少的法律平等，就應該尊重它。天真的、從小向往和平而且一直受到沙皇恩澤的詩人還在做著這樣一個夢：他不希望流血的革命，希望雙方互相諒解，認為自由應該由沙皇給予人民，而不是由人民從沙皇手中奪取。隻要雙方都肯作出努力，一切都可以解決。
然而統治者可沒有普希金這麼善良。當時政府采取了嚴厲的鎮壓手段，警察嚴密地監視居民，社會上把普希金的點滴作品都當成了革命宣言，對他的勇氣和新潮思想既吃驚又惶恐。在這種政治氛圍裏，傳播這些詩歌都成了一件危險的事。屠格涅夫在寫給朋友的信上說：“寄這首詩（指《自由頌》）叫我擔心。對你對他都擔心，因為隔牆有耳，甚至有眼。”但對方在回信中堅決要求他把詩寄去，說：“把普希金的詩寄給我吧！你真是個膽小鬼！我不怕，誰也不怕……”
的確，雖然當局一再禁止，普希金的詩卻像長了翅膀似的，在人民群眾中廣泛地流傳著，連隻識幾個字的看門人和農奴中的知識分子也都熟悉他的詩作。當時，莊園主常把莊園裏的建築師、畫家、藝術家送到城裏學習。在軍營中，士兵們也爭相傳閱他的詩稿，許多人都能背誦如流。
大學生、自由派軍官、小商人、士兵們……都十分迷戀普希金，相比之下，那些比他成名早許多的詩人們像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卻顯得暗淡了。走出校門接觸社會，特別是與革命黨人的接觸，參加“綠燈社”的活動，成為普希金革命思想的源泉。他的詩歌在原來自如的韻腳和優美的文字基礎上，因為政治主題的深化而備顯成熟。他的詩已成為時代響亮的戰鼓，震撼著人們的心靈，衝破沙皇的封鎖，到處流傳開來。普希金成了全俄羅斯讀者公認的頭號詩人，成為當時文壇上第一尊偶像。那一年，我們的詩人隻有2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