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劍葉，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校區東亞圖書館中國研究館員。
薑士彬教授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曆史係教授。1985年，他與另外兩位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羅斯基（Evelyn Rawski）所編的論文集《明清民間文化》雖然有學者把該書翻譯成《晚期中華帝國的大眾文化》，薑士彬教授本人認為翻譯為《明清民間文化》更確切，所以本文直接引用他的翻譯。被認為是當代美國中國民間文化史研究的標誌性成果參見王笛；《新文化史、微觀史和大眾文化史——西方有關成果及其對中國史研究的影響》，《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29頁。多年來，他一直致力於中國民間文化史（包括民間宗教、儀式和戲曲）的研究，是美國在這一領域的著名學者，也為中國學界所熟知。
近日，薑士彬教授剛剛出版了其關於1949年以前華北部分村莊（包括山西南部、東北部，特別是山西東南部以及鄰近的部分河北的村莊）節慶與宗教祭祀活動中的儀式及其社會文化意義的研究專著——《景觀與祭祀：華北鄉村生活的儀式基礎》，該書由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出版，也是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叢書之一。這一研究，是他積10餘年對山西農村（特別是山西東南部）的節慶民俗、祭祀儀式和表演進行持續深入研究的成果，也是他綜合運用人類學、曆史學、曆史地理學、民俗學等的研究方法，編寫的關於中國華北農村以儀式為特征的鄉村大眾文化的一部微觀史。
在該書的“致謝”中，薑士彬教授間接地談到了他的這一研究的源起。他談到，在20世紀90年代曾主持過“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計劃”“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計劃（1991—2000），是一個以文化人類學為側重點的眾多學科研究計劃，也是一項國際性的研究計劃。參加這個科研項目的學者有美、英、法及中國和港台地區學者30餘人。“計劃”成果主要編入《民俗曲藝叢書》，由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編輯出版。主要以西南及東南的“儺文化”為切入點，內容包括調查報告、資料彙編、劇本或科儀本（集）、專書、研究論文集等，亦彙集了大量有關民間信仰、民俗文化及佛道教的民俗形態的資料文獻。並在2006年主持過“曆史視野中的中國地方社會比較研究——中國村落中的宗族、儀式、經濟和物質文化”計劃王秋桂與法國遠東學院的呂敏（Marianne Bujard）教授及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教授郝瑞（Stevan Harrell）合作進行的另一個大型研究項目，該項目的宗旨在於對中國大陸及台灣的一些村落進行研究，以便確定有助於村落變成一個社區，以及不同鄉村社區隨著時間發展的因素。本項目的一個主要方麵是對鄉村儀式進行研究，包括其折射及影響鄉村社會結構的方式、它們與更大區域係統的聯係，以及它們在刻畫政府及社會間相互關係中的作用。的台灣著名學者王秋桂教授對他的該研究有直接的影響，可以說以上這兩個重大學術項目就是催生這部新的學術著作的背景和研究目的。了解薑士彬教授研究的人可以聯係到他的一係列重要的關於山西村落儀式研究的早期成果。在1994年，他在王秋桂教授所主編的《民俗曲藝》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山西東南農村廟會和“賽”（或稱“迎神賽社”，是慶祝神的生日的酬神祭祀活動）的論文成為他一係列山西村落儀式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之作。1997年6月11日至14日，山西大學華北研究中心與法國遠東學院在太原市共同舉辦了“中國的祭儀、音樂與戲劇及其社會環境研討會”。薑士彬教授參加了會議，並與其他幾位中國學者討論了山西民間的“賽”和從事這一活動的“樂戶”（“賽”戲的專門表演者和樂人）。同年，他還在著名的歐洲漢學雜誌《通報》（Toung Pao）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山西東南“賽”的“孔教”因素的重要論文。以上的這些研究，都被充分地融入這部新作中，成為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在本書的簡介中，薑士彬教授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是研究中國的村落儀式，並解釋了為什麼選取“村落”和“儀式”作為這部微觀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對象。他說，選擇“村落”的原因有三個：一是研究中國的很大一部分曆史學家忽視了村落研究的重要性，認為生活在鄉村的庶民們對曆史事件不具有影響，因此他們的研究往往流於抽象的概念和宏大的一般性結論。但是，隻有對鄉村的具體深入的研究才會使我們意識到無法想象的諸種可能性，從而更正我們對鄉村文化的原有的觀念。第二個原因，事實上我們所知道的中國鄉村生活（至少在20世紀以前）是基於有缺陷的資料，這些資料是由那些並不了解中國鄉村的人所編寫的，比如一些清代地方誌對鄉村宗教祭祀活動的記錄過於簡略。他認為用“微觀史”的方法，即對特定的事件、地點或人所作的軼事性的描述和記錄可以導向更深入地理解曆史，這種理解不是通過分析，而是通過情感的共鳴。關於這一點，他曾經在一次研討會的發言中有過更為詳細的論述：“一個村落就像一則軼事，本身是完整的、無法縮小成什麼別的東西，也無法被孤立地理解。村落和軼事一樣，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為其獨特，也因為其背景。如果我們把這個模式用於村落研究，我敢肯定我們可以了解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如果我們把話題從個體村落轉到該個體村落加上其他共屬有機組織中的其他村落———廟宇聯盟、灌溉係統、標準行銷區域、團練組織、莊稼守護圈———我們就會得到一個相當有力的方法，適合該領域當前的狀態。”薑士彬：《方法論評議》，“台灣台北中國地方社會比較研究研討會”發言，2005年9月11—13日。第三個原因，是他認為正確的曆史研究方法應該是從底層自下而上的。這三個原因的解釋實際上正是反映了薑士彬教授這部新作的史學觀點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