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部長對科技人員特別愛護，關心他們的成長。1984年，三醫大蔡文琴同誌在英國倫敦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那時改革開放不久，科技教學人員的職稱基本上仍處於“凍結”狀態，而洪部長提出，要為蔡文琴由講師越級晉升為教授。當時我任三醫大業務副校長，十分振奮，我認為蔡文琴應該提，同時，王正國也應該提，因此兩人一起被提到學校科學技術委員會上進行討論（當時沒有職稱評定委員會），有的老教授認為他們還是太年輕了些，專業基礎還弱了些，我極力做工作，最後還是通過了，由總後正式任命為教授。這在學校以至全軍產生了轟動效應，反映了總後領導對科技幹部的真切關心，預示了科技幹部特別關注的職稱評定將可能“解凍”，文革動亂中的“臭老九”有希望當教授、當研究員了。王、蔡二人晉升教授以後，更好更快地發揮了作用。王正國隨後很快擔任全軍野戰外科學專業組組長，為他以後在全軍全國創傷醫學的學術引領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礎；蔡文琴在組織胚胎學建立了學術地位，後來被選為中國解剖學會理事長。
老部長極其關心學科發展和國際交流。1984年為迎接在重慶三醫大召開中美國際燒傷會議，要擴建改建“燒傷樓”，我和黎鼇教授在北京開會期間要求向洪部長彙報，洪部長在當晚就來到京豐賓館11樓，聽取我們彙報後當即批準了130萬元建築經費。學校加緊施工建設，迎接了1985年10月27～31日在重慶、在軍隊召開的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1985年11月總後召開全軍醫學科學技術大會時，我和黎鼇教授希望當麵向洪部長報告，第二天洪部長就在京豐賓館親自聽取彙報。我們主要彙報說，這是我軍第一次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受到各方麵重視。國際燒傷學會主席、美國的亞曆山大稱三醫大燒傷研究是第一流的，這次會議是第一流的學術交流，第一流的會議安排和接待，對中國燒傷研究的高水平，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從此第三軍醫大學的燒傷進一步享譽國內外。在彙報燒傷會議以後，我提出燒傷研究所為進一步發展需要經費支持，洪部長當即指示，給燒傷研究所的經費“就這樣定下來吧”。
在這裏，我要特別憶述老部長關懷我們三醫大“征地”的前前後後。就在那次彙報時，我著重提出三醫大校園內有個農民生產隊，對學校管理產生諸多困難，原有土地受限，難以進一步發展，要求總後批準學校征地，並給以經費支持。洪部長聽後指示要好好調研，指出很多地方向農民征地，留下不少後遺症，長期未獲解決，一定不要留下後遺症，調研後再向他彙報。為征地問題，三醫大向重慶市有關部門做了大量工作，強調三醫大多年來為重慶市培養了多少衛生幹部，醫治了多少病人，做了多少好事，但進一步發展受到限製，要求重慶市為學校征地給以關注和優惠，三醫大發展了，也可進一步提高重慶的醫療衛生水平，更好地為山城人民服務。還指出重慶很多病人、特別是農村病人經濟困難，欠下了三醫大附屬醫院幾百萬的醫療費，也造成了三醫大的經濟困難。1987年4月洪部長來三醫大視察時，我詳細彙報了有關征地的必要，征地後的利用和對重慶市所做的工作。洪部長回京後特派總後紀委郝德章書記來重慶進一步了解情況，我陪他訪問了重慶市分管副市長，得到了肯定支持的答複，洪部長也就更放心了。有一天我們正在開校常委會，突然接到總後一號台電話，洪部長親自對我說“軍委楊副主席要來重慶，你去找他，向他彙報，要他同重慶市委說說，幫助解決好你們學校征地問題。”我接了電話，一股暖流湧上心頭，作為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總後勤部部長，要管多少事，而把我們三醫大征地的事一直掛在心上，真是實實在在為下麵辦實事，辦好事。後來，劉明璞副部長來重慶與肖秧市長商談重慶市的一些軍地產問題，我一起參加，肖秧說“看到三醫大的領導，就知道最後他們要征地”。在以前一係列工作基礎上，並經劉副部長與肖市長協調，重慶市同意我們以350萬元（其中包括給農民修建78戶的兩幢“農民公寓”、給農民以經濟補償、重慶市征收的有關稅費等等）征得了337畝地，從而為學校的建設發展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條件。學校的綜合辦公樓、圖書館、軍事預防醫學院、複合傷實驗樓、西南醫院外科大樓、門診部、傳染科和輻照中心等都是在新征土地上建設起來的。農民搬遷得到了合理安排，沒有留下任何後遺症。我們正是在洪部長的親自關懷，遵照他的指示，圓滿完成了征地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