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他始終堅守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良知和道德情操。1959年的廬山會議，彭德懷受到錯誤批判。洪學智參加了第二階段的會議，即集中批判彭德懷的所謂反黨罪行。在人人都要表明自己態度的情況下，他目睹了許多怪現象：有的人見風使舵，有的人火上澆油，有的人則落井下石。在當時那種政治高壓下，他沒有隨波逐流，沒有人雲亦雲，沒說違心話，始終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氣節。不但如此，當有人把“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彭德懷頭上時，他仗義執言，挺身反駁。比如，有人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裏通外國，洪學智就反駁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中央批準的，他又不會說外語，會談都有翻譯在旁邊，還有陪同人員，他怎麼能裏通外國呢！廬山會議之後的軍委擴大會議，主要是揭發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把洪學智也連上了。有人說，總後是彭德懷的“黑窩子”，依據是：洪學智在朝鮮戰場上是彭德懷的副手；彭德懷非常器重洪學智，經常表揚他；洪學智當總後勤部部長是彭德懷推薦的。某些居心不良的人逼著洪學智揭發彭總的問題，洪學智非常氣憤，逐一駁斥了這些無端指責。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有的人仍然揪住洪學智不放，在總後又開了一個星期的會，繼續要洪學智交代問題，揭發彭德懷。洪學智頂住巨大壓力，一身正氣，堅持不說違心的話。因此，他被免去總後勤部部長職務，下放到吉林省農業機械廳當廳長。“文革”期間，洪學智再受磨難。先是被造反派奪權，“靠邊站”，不久又被造反派看管起來，失去了人身自由。造反派接連開會批鬥洪學智，讓他揭發彭德懷的問題。洪學智義正詞嚴地說：“我跟隨彭德懷在朝鮮戰場幾年，出生入死，不知道他有什麼問題。”他在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始終堅持一個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堅持原則，講黨性，說真話，絕不為了自己免受批鬥，免遭痛苦，說違心的話、辦違心的事。
在大是大非麵前，他頭腦清醒，立場堅定，敢於堅持真理。1980年，洪學智複出後再次主持總後工作，麵對著“文革”遺留的一大堆問題，他大刀闊斧地開展整頓，撥亂反正。總後是“文革”的重災區，此時雖然粉碎“四人幫”已經三年多，但總後所謂的“反邱派”（邱會作，總後勤部原部長）和“保邱派”仍在明爭暗鬥，嚴重影響工作的正常開展。洪學智主持召開總後機關幹部大會，他明確指出，總後的兩派都是錯誤的，搞派性不得人心。他要求大家認真吸取“文革”的教訓，消除派性，不要再從兩派的角度糾纏。有人說他不講原則、和稀泥，有人公開散布對他的不滿，甚至向上告狀。洪學智頂住壓力，排除幹擾，認真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大膽平反冤假錯案。經過他的艱苦努力，使總後出現了安定團結的局麵，各項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軌。當時，我任副總參謀長兼總參政治部主任，也麵對總參機關派性紛爭、內耗不止的問題。在鄧小平總長、羅瑞卿秘書長和楊勇副總長的支持下，我們在總參開展“三查三整”，堅決消除派性，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經過艱苦努力，先後為1500餘人落實了政策，為430餘人平反昭雪，在全軍乃至全國引起了很大震動。洪學智給主持總參工作的楊勇打電話，稱讚這件事做得好，要求到總參取經。楊勇對他說：“這件事是遲浩田同誌具體抓的，你就找他吧。”隨後，洪學智和我開始了頻繁的交往和思想的交流。當時十一屆六中全會尚未召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尚未作出，“兩個凡是”還在禁錮著人們的思想，但洪老和我都深切地感到：“文革”必須徹底否定，派性必須徹底根除，否則，國無寧日，搞好軍隊建設也是一句空話。後來，我因為平反冤假錯案遭到一些人的誣告，受到不公正對待。洪老知道情況後，給我打來電話說：“浩田同誌，你一定要頂住，是非總會弄清楚的，我永遠和你站在一起！”他的正義感使我非常欽佩，也令我十分感動。
他顧全大局，淡泊名利，時時處處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無論身居高位還是被罷官貶職，他都能坦然麵對，心態平和，特別是在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情況下，能夠顧全大局，忍辱負重，始終保持樂觀精神，信念不丟，鬥誌不減，這點尤其難能可貴。1960年，洪學智被下放到吉林省當農機廳長，他愉快赴任，毫無怨言。有人問他：你從軍隊一個高級將領，到一個省直機關當廳長，不覺得虧嗎？他說：我參加革命不是為了當官，我本來就是個貧苦農民，戰爭年代隨時都可能犧牲，哪還想著當什麼官？黨和人民把我培養成一名高級幹部，隻要能繼續為黨和人民做點事，我也就別無所求了。他上任後，把實現農業機械化當做首要目標，深入村鎮了解情況，聽取各方麵意見，研究製訂了全省發展農業機械的規劃。在他的帶領下，每個縣都成立了農業機械廠，生產的農業機械逐步成龍配套，犁、耙、播、割等農機具形成係列。當時我國還沒有能力生產大型收割機，洪學智就協調有關部門，千方百計從德國引進了一台大型收割機，他從全省農機係統抽調精兵強將，認真研究其構造原理，日夜攻關，終於研製出我國第一台大型收割機。經過幾年的努力，吉林省生產的農業機械除滿足本省外，還銷往全國各地。吉林省委、省政府和國家農業部對農機廳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農機廳的工作是開創性的，為實現農業機械化作出了貢獻。1962年，吉林省農業機械廳與重工業廳合並，洪學智被任命為重工業廳廳長，他又為吉林省的重工業發展奔走努力，辛勤操勞，作出了新的貢獻。“文革”期間，洪學智被下放到金寶屯農場勞動改造。在那裏他喂豬、喂雞、磨豆腐、磨麵粉等，什麼髒活、累活、苦活都幹過。當時他已年近花甲，還要和年輕人一樣，扛100多斤重的糧食袋子，但他隨遇而安，勤勤懇懇地做好每一件工作。林彪自我爆炸後，毛主席通過周總理打聽洪學智的下落，吉林省革委會的人聽到這個情況後，趕緊把洪學智從農場調回到省裏，安排到石油化工局當局長。一到石化局，洪學智就一頭紮到扶餘油田，蹲點一年多，鑽研石油開采技術，由外行變內行，又為吉林的石油工業做出了貢獻。
他嚴於律己，寬厚待人，始終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洪老給自己和家人規定了幾條紀律：一是私事不準用公車；二是不準用公款請吃；三是到部隊出差要交夥食費；四是不赴酒宴；五是飯桌上不許剩飯；六是不準收禮。這六條，他經常檢查，嚴格督促落實。每次下部隊回來時，他都要問秘書：“夥食費交了沒有？”如果沒交，必須補上。隨著物資的豐富和社會風氣的變化，有人勸他不要太較真，他說：不管物資多豐富，社會風氣怎麼變，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不能丟。洪老對自己和家人嚴得苛刻，但對同誌和部屬卻無微不至地關心愛護。我曾經聽肖華同誌的夫人王新蘭大姐說過這樣一件事：王新蘭在長征路上不幸得了重傷寒，已經奄奄一息。當時任紅4軍政治部主任的洪學智發現後，給了她極大的關照，要求部隊再難再累也要把她帶上。王新蘭病重走不動路，洪學智就把自己的馬讓給她騎，使她最終跟著部隊到了延安。也是在長征路上，部隊在翻越夾金山主峰時，有6個戰士在風雪中倒下，停止了呼吸。洪學智說，決不能把戰友的屍骨留在山上，要抬到山下安葬。下山後他們在一個磨房裏取暖歇息，把6個戰士的屍體也抬到了屋裏。半夜，發現一個凍死的戰士醒過來了，大家喜出望外，趕快給他灌薑湯，竟然活過來了。接著一個個搶救，結果救活了5個人。大家都說，這個奇跡是洪主任創造的。建國後，洪學智長期主管全軍後勤工作，在他心目中，分量最重的永遠是戰士。他下部隊調研視察，從來不講官話，不講大話，走到哪裏都反複講愛兵，要求幹部要關心戰士。他下部隊，總是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看看戰士們吃的怎樣，住的怎樣，睡的怎樣。一次，他到濟南軍區調研，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浩田同誌，我們作為領導幹部，要做到上不愧黨，下不愧兵，什麼時候都不能虧待戰士，一定要讓他們吃飽，吃好。”他每次下部隊視察調研，都要先到邊防、海島、哨所，體察戰士的疾苦。許多接觸過洪老的戰士都感到，他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將軍，又是一個寬厚慈祥的長者，他的身上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
1988年9月，我軍恢複軍銜製後，時隔33年洪學智再次被授予上將軍銜，成為我軍乃至世界軍事史上唯一一位兩次被授予上將的高級將領。1987年我任總參謀長後，與洪老同在軍委班子工作，經常在一起開會、學習，交流看法。他言傳身教、循循善誘，在思想上、工作上給了我很大的幫助。與洪老接觸越多、了解越深，我對他的欽佩之情愈加強烈。每當黨和國家麵臨嚴峻時刻和危急關頭，他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定不移地捍衛黨和人民的利益。
洪老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偉大的一生，他為黨和人民的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高風亮節不僅是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也是我人生的楷模。洪學智將軍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遲浩田，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國防部原部長、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