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空間式”的節目至少在後來的五年裏大行其道，成為中國電視屏幕上的一種新模式——中國內地電視台對央視的模仿是亦步亦趨和不折不扣的。
無論如何，《生活空間》開啟了普羅大眾上電視紀實節目的大門。
接下來是湖南衛視的《晚間新聞》，創辦於1980年代後期。
湖南衛視稱，《晚間新聞》“欄目定位為‘五性’：新聞性、社會性、貼近性、趣味性、服務性。這‘五性’最後又都要通過一個‘可看性’得以釋放”。 無論如何，完全沒有“政治性”或“導向性”之類的表述，那是“湖南新聞聯播”的事。
2007年6月下旬，這樣一則報道引起中國電視業界的廣泛關注，報道稱：“2006年，國內上星頻道節目創新出現新動向，大量不同形態、不同題材的欄目的敘事語態紛紛向講故事轉變，其中省級衛視以江西衛視《傳奇故事》、湖南衛視《背後的故事》、重慶衛視《拍案說法》、四川衛視《真情人生》、北京衛視《真情互動》等為代表，全國衛視熒屏掀起一股講故事風潮。2007年這股風潮依然保持強勁勢頭，而其中江西衛視的《傳奇故事》在2006年同時段收視第二的基礎上一躍到第一位，成為同時段、同類型節目的龍頭老大。”
這些節目，僅從節目名稱就可以看出來，都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名列第一的江西衛視的《傳奇故事》強調，這是一檔“民生新聞欄目”，“每晚為觀眾講述一個涉及真善美、德義理的社會故事”。以介紹全國電視節目為主旨的網站“e準網”（ezhun）則這樣介紹《傳奇故事》：“看天下眾生百態，說世間傳奇故事。《傳奇故事》欄目關注離奇、有故事、有特點的新聞人物和事件，以普通人群的市井生活為創造題材，強調事件或人物的獵奇性和曲折性，以情節吸引人，以細節打動人，以人物命運感動人。”
中國電視價值觀演變的原因
1. 執政黨價值觀發生重大變化
發生上述種種變化的主因隻能歸結為執政黨的價值觀發生了重大變化。
三十年前，中國共產黨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兩個凡是”，經過三十年的演變，現在是“聚精會神搞經濟，一心一意謀發展”。這是中國電視發生上述變化的根本原因。中國的電視，其發展變化跟中國文學很不一樣。——文學無論如何都還是非常個人的東西，而電視傳播則是集群行為，是重型裝備之上的行為，在中國目前的政體下，其所受政權製約的程度非常深，因而要討論中國電視，就必須密切聯係中國執政黨的情況。
鄧小平有兩句硬邦邦的話：“不要爭論”；“發展是硬道理”。核心就是少糾纏政治上的是非，不要糾纏姓“社”姓“資”的問題，別管白貓黑貓，發展是硬道理，賺到錢才是硬道理。錢在哪兒？在市場上，不在政治局的會議室裏。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對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說：“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
在鄧小平的主導下，中國人踏踏實實地幹了三十年經濟。“隨著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方麵，在許多領域政治掛帥的口號逐漸讓位於職業性工作，政治的優先地位不被強調和特別重視了。”③
在電視台的角色定位方麵，中國共產黨倒也沒有否定過它是大眾傳媒。隻不過，在“黨的喉舌”和“大眾傳媒”的先後順序上，有時這個靠前，有時那個靠前。
1998年10月7日，朱鎔基視察中央電視台，他贈給央視四句話：“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請注意，這是中共領袖人物第一次將媒體定位為“群眾喉舌”而不是“黨和政府的喉舌”，連“人民喉舌”都不是。“人民”與“群眾”兩者之間有著重大區別，此不贅述。
朱鎔基如此大膽，看來也不是自說自話。從央視以及其他中央直屬媒體都大張旗鼓地報道了他的這番話，並沒有“壓下不發”，就透露出執政黨內確有一種革新求變的意圖。
“溫家寶同誌去年8月26日在視察中央電視台時，對落實‘三貼近’提出了具體的要求，他說：‘群眾喜歡，喜歡就是需要。隻要社會需要，就應辦好。’”
執政黨對“無害”的電視節目也越來越有雅量。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曾經遭到很嚴重的批評，批評者包括廣電總局的高級官員。但是，由國家廣電總局發展改革研究中心編寫的《2006年中國廣播影視發展報告》，對於《超級女聲》的出現給予了頗高評價，表示“《超級女聲》的成功帶動了真人秀節目的大量推出”。
上述藍皮書發表之後一個月，2006年5月初，一位退居二線的大官，跟《超級女聲》展開隔空罵戰，後來竟然是那位大官不了了之，超女繼續操練。——有觀眾在兄弟我的博客上留言說，“那個大官一定是被組織上批評了，黨從來不允許二線官員對一線的事亂講一氣”。那也就是說，一線上的領導們已經給了《超級女聲》定了性，已經決定讓他們繼續操練。
在電視表現主體方麵，執政黨破除個人迷信，其領袖越來越平民化，也使得電視上的表現主體越來越接近，差異越來越小。
鄧小平對中國的貢獻不僅僅是大力發展經濟。他下令報刊引用馬恩列斯毛語錄時，不再用黑體字；他下令撤除天安門廣場上的馬恩列斯畫像；他說毛澤東“有些話講錯了”；他的自我評價是“三七開”。“他（鄧小平）的女兒最近也說，她爸爸從來就不是神，所以沒有‘走下神壇’的問題”，“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國的領袖都不再是神。北方農民一般稱呼他‘老鄧’。我們今天紀念他，也沒把他當成一尊神來紀念。”
江澤民是一位非常平民化的領袖人物，他敢於秀，敢於當眾開懷大笑，也敢當眾大聲訓斥記者，喜形於色怒形於色，唱歌跳舞彈琴，說普通話上海話武漢話廣東話英語俄語法語西班牙語。兄弟我十多年前曾看到過，江到軍中視察，對正在切菜的炊事兵說，切菜時，把菜的左手，手指要曲著，不能伸直，這樣安全。一句話就暴露出江年輕時是做家務的，用時髦的詞來說，他是個“新好男人”。
朱鎔基、溫家寶也都是平民化的領袖人物。2007年5月下旬，豬肉漲價，溫家寶到陝西視察，他對養豬的農戶說，豬肉漲價到一定程度後，要通過市場調節保持平穩，“城裏人也有吃不起肉的” 。大白話，家常話，不是官話。這些話通過央視播出（由他直接說出，不是記者轉述），容易造成“領袖也是人”的印象。
2. 國家財政的壓力
“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一個悖論是：國家一方麵要讓媒介更好地發揮上層建築的巨大功能；而另一方麵卻又無力承擔發展媒介所需要的資金。對新聞媒介改革的一個重大思路——‘事業性質，企業管理’，雖然還很難從理論上完全闡釋，但不啻使身處兩難選擇中的中國新聞媒介獲得一個在雙重（意識形態與商品經濟）擠壓下生存發展的空間。”③
早在1983年4月上旬，廣播電視部在北京召開的第十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上，部長吳冷西就已經提出廣播電視“開展多種經營，廣開財源的問題”。
上麵有號召，下麵就緊跟。“1984年全國廣告會議上，上海市廣播電視局提出了以宣傳為中心，一手抓宣傳節目，一手抓多種經營，兩者相互促進的設想。此後，上海市廣播電視係統的經營範圍從廣告經營發展到多種經營。1984年，上海市廣播電視局的多種經營創收達1099萬元，1986年接近2000萬元，1987年多種經營收入第一次超過國家財政撥款。”
從《上海廣播電視誌》資料裏，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廣播電視如何從吃皇糧的“事業”一步步變成靠自己弄錢的“企業”。
1979年之前，上海的廣播電視全靠地方政府的財政撥款，電視台沒有創收任務（也就沒有市場壓力），但也沒有“活錢”可用，預算外的開支沒處報賬，台長也無權運用經濟手段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台長自己也沒有增收節支的積極性。
1979年之後，變成財政撥款和廣電自己創收相結合。1979年開始，上海廣電開展廣告業務，當年的廣告收入達60萬元，以後每年的廣告收入成倍增加，至1993年全局的廣告收入為3.9億元。2003年上海文廣集團廣告收入達到21.26億元。
三十年來，中國電視完成了從全額財政撥款到自收自支這樣一個重大變化，於是“市場掛帥”的價值觀就自然而然地主導著中國電視的走向。
3. 社會轉型
吉林省婦聯於2006年末至2007年初對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延邊大學、長春稅務學院和長春工程學院等五所高等院校的女大學生進行了一項有關價值觀道德觀的調查。調查采取下發問卷、座談、走訪及個別談話等形式進行。其間下發調查問卷1200份，回收1134份。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女大學生中，超過五成五不反對傍大款，其中21.2%認為傍大款“很正常，每個人追求不同”，33.7%表示“無所謂，但自己不會去做”，1%的人表示“讚成，有機會自己也會這麼去做”，三者相加為55.8%，隻有43.7%大學生反對“傍大款”、“周末二奶”。
這是未來社會棟梁對錢的態度。
對政治的態度呢？
美國《時代周刊》7月下旬以封麵文章報道中國的Me Generation（唯我世代），對當今中國年輕人精神狀態的描述是：追求個人發展，不關心政治與民主。報道說中國的年輕人以追求財富為主要自我實現目標，他們追求時尚，享樂生活，滿足物欲，崇尚自我，但不問政治、不談政治、不關心政治。記者寫道：“這一代年輕人他們崇尚自私自利和遠離政治的實用主義……縱觀城市中的這些年輕人，你會發現，他們喝著星巴克、穿著耐克鞋、沉迷於寫博客，但卻對選舉權毫無興趣”。
對批評的態度呢？
2005年的“超女”張靚穎今年5月22日接受了CNN的專訪，她表示，縱使外界有再多的紛擾和評價，都與自己無關，拿起麥克風用歌聲表達真實的自我是最重要的。選秀僅僅是自己歌唱生涯的開始，在未來的音樂道路上她有信心能夠成為更為獨立、更為專業的歌手。
就是說，你們說她俗、說她格調不高、說她什麼都好，她不在乎。
上述三類，我剛好選擇了所謂“80後”這一代，其實，比他們大10歲甚至更多一點的那一代人，價值觀跟“80後”也相去不遠。我在六七年前就已經從電視晚會上發現，當時30歲左右的電影演員在台下看著台上的宋春麗朗誦詩的時候，眼神已經非常茫然。他們的前輩多半是除了朗誦別的什麼才藝也沒有，而他們則除了不會朗誦其他什麼都會。請閣下想象一下，不會朗誦的一代人，他們會像喜歡朗誦的上輩人那樣沉重嗎？
4. 市場多元化
“算了又算的統計結果明確地顯示：中國受眾的收視時間在逐年下降，目前日均隻有179分鍾。而且越有文化的人群，越不把看電視當回事。特別令人焦慮的是，近四年來，44歲以下、最具影響力和購買力的受眾收視時間在大幅下降。”
各種新媒體崛起，海外衛星電視大舉包圍，加上省級衛星電視林立，大量分流受眾，任何一家電視台不去適應這個市場，就會被市場所淘汰。
2001年美國紐約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香港鳳凰衛視中斷一切節目（包括廣告），進行了連續36小時的直播報道，對內地電視台是一次強烈的刺激。這一點不多說了。
新媒體和境外衛星電視給了執政黨某種啟發。這些媒體，都對內地的電視台構成競爭威脅，但黨和政府允許它們發展，而且天沒有塌下來。黨和政府並不像管理電視台那樣，把這些媒體收歸己有，而是以外科手術的方式對其進行監管。主管部門管理這些媒體，就像工商管理局管理小商小販一樣。——請注意，這是非常重大的變化，這些媒體根本就不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但是黨和政府一樣可以管得好好的，可能比“黨的喉舌”更好管。——如果“紙餡包子”是哪一個新媒體做出來的假新聞，我敢保證，它的CEO和它的總編輯統統都要辭職失業，哪能像北京電視台那樣，台長就一個通報批評了事？（此前台灣一家電視台也出了假新聞事件，有人假扮黑社會小弟，在那家電視台上向老大“嗆聲”（挑戰）。對這家電視台早已深惡痛絕的民進黨政府，硬是逼著電視台總經理李濤辭職。）當然，在“喉舌”體製內，這樣的處分已經非常重。“喉舌”台長跟非喉舌媒體負責人的區別在於：台長是黨栽培多年的接班人，隻要不貪汙受賄欺男霸女就OK啦，而因為一個台長可能都不認識的家夥（有關報道說，造假闖禍的這位訾某，是北京電視台的“臨時人員”）的錯誤吃一個“通報 批評”，今後的仕途一般來說就這麼交待了，簡直比竇娥還冤。而非喉舌媒體的CEO，處理起來黨和政府一點兒都不心疼，下手自然就會重些。
市場的多元化，給內地電視台的生存發展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動力，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當然官辦媒體無論如何不會慘到破產倒閉的地步，但如果一個電視台辦得不好，員工的福利差了，影響力弱了，在各級黨政領導那裏被看低了，你這個台長幹不成就是毫無疑問的。
5. 市場的牽引力
根據央視台長的說法，“《百姓故事》調整了敘述手法，拓展了選題麵，側重於對社會美好生活的關注，加強了對社會真善美的關懷，成為拉動觀眾持續收看《東方時空》的一個牽引點”。 它要“拉動觀眾”，因為它被市場拉動；它要“牽引”觀眾，因為它被市場“牽引”。
湖南衛視副台長梁瑞平2003年底在擔任該台新聞中心主任時說過這樣的話：“在湖南衛視自辦節目裏收視率最高，事實上是市場占有率(也就是市場份額)最高的兩個欄目是《晚間新聞》和《封麵》。”
《傳奇故事》於2005年年初開播，“開播不久便躍升並穩居全國衛視收視前十位，成為全國衛視持續熱播的欄目之一”。2006年，該節目上升到全國同時段衛星電視收視第二，2007 年到目前為止是第一。
大家都在看市場的臉色行事。
實際上，市場掛帥就像鴉片煙，吸了就會上癮的，一旦跟市場幹上，所有的電視台都舍不得放下。
6. 媒體自身的覺醒
最近有一件事直接觸動“黨喉舌”神經。7月26日，《桂林日報》刊發了題為《桂林開展專項整治行動直指違規旅行社和導遊》的新聞，對該市新近整治旅遊市場的政府行動進行了報道。報道刊發後，受到指責的當地導遊連續三天到市政府上訪，申訴自身利益，其實就是“示威請願”。一時人群聚集而事態緊急。7月29日，《桂林日報》和撰稿記者公開致歉，稱報道“造成不良影響，特向導遊及旅行社公開致歉”。
《桂林日報》何罪之有？該報刊發的不過是一篇照搬桂林官方立場的報道。“報道引述的案例，則完全出自當地旅遊質量監管所的立案卷宗，行文語氣也顯然充滿政府監管部門的底氣。甚至，報道開篇即點出市委書記整治行動的批示，要求‘在旅遊行業整頓一下，該曝光的要予以曝光’，報道的政治正確性應該毫無疑問。”
事件的性質是：《桂林日報》作為桂林市委和市政府的喉舌，表達了市委市政府的立場，最後卻被市委市政府推出來作為替罪羊。
但《桂林日報》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錯，作為黨的喉舌，他們太過代表官方單方麵立場，忽略對方（導遊）立場，導致自己成為導遊們的出氣筒，成為黨政的替罪羊。
《南方都市報》指出，“……媒體身不由己，或自願成為配合的工具，同時也會成為必要時被迫放棄尊嚴作出犧牲的理由。專業立場既然不保，媒體尊嚴便成為了偽問題。……《桂林日報》的公開道歉，是今日媒體處境的一重鏡鑒。在真相是非要服從於其他某種大局的訴求下，‘道歉’可以含含混混，‘失當’卻是確確鑿鑿，媒體的尊嚴輕易地可以遭到扭曲與拋棄。而媒體在尚能自主的範圍之內，無意識地丟失專業立場，同樣攸關重大。前者關乎政治幹預媒體的尺度，後者關乎媒體恪守的專業立場。”
痛心疾首的呼喊。
7. 頻道資源有富餘
三十年前，各級電視台都隻有一個頻道，觀眾很有可能要從晚上7點開始，一路收看央視的《新聞聯播》、省級電視台的“本省新聞聯播”、地市電視台的“本地新聞”、縣電視台的“本縣新聞”，直到八九點鍾才可以看點兒別的節目。如今，電視頻道增多，省級以上電視台通常各自擁有10個以上頻道，有的省級電視台擁有兩個衛星頻道。頻道資源增加，是中國電視發展的結果；而發展了較多的頻道資源，又為中國電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硬件條件，也為中國電視在同一時空裏容納多元的價值觀提供了可能。
各級電視台將主頻道的黃金時間交給黨，剩下的交給了大眾，“一仆二主”，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角色，便“套裝”在一起；教育人民群眾和讓人民群眾盡興娛樂盡情作秀自己跟自己玩，這些功能也“套裝”在一起。
這大概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