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中華帝國——解讀清朝
縱觀中國曆史,煌煌五千年,曆曆數百朝,沒有哪一個王朝像清朝這樣,褒貶各執一詞,蓋棺尚未定論,帶有眾多疑案與懸念;也沒有哪一段曆史像清朝這樣,風雲千變萬幻,氣象日更月張,充滿無盡變數與抉擇。更朝換代的血腥殺戮,改弦易張的開疆拓土,雄才大略的帝王將相,爾虞我詐的宮廷競爭,貪官汙吏的醜態炎涼,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農民起義的此起彼伏,開明人士的救亡圖存,異域文明的西學東漸,鐵血共和的慘淡開場……它達到了封建王朝的最高頂峰,卻也成為了王朝曆史的最後終結。這一幕幕或悲或喜,或跌宕起伏或波瀾不驚,真可謂榮耀與恥辱同生,夢想與失落一色,古今觀止,令英雄氣短,時局動蕩,使誌士驚顏。由輝煌到頹廢,由豐功偉績到喪權辱國,清朝曆史不僅書寫了大朝崛起的神話,更演繹了沒落王朝的悲哀,在她身上兩者的結合是如此的渾然天成,毫無矯飾。因此可以說,有清一代,不僅是我們認識封建王朝的一個典範,而且是我們回歸自我認知,重拾理性啟蒙的模版;解讀清朝,不僅是對曆史進程的一種重新詮釋,而且是對價值觀念的一次全新洗禮。
因此,我們今天對清朝的審視,並不是簡單還原曆史,而是以此為契機,試圖從中借鑒王朝興衰的些許經驗,洞察其中的規律原則。正是因其作為最後一個中華王朝,我們探討的觸角可以隨之擴展到整個封建時代,研究的視野亦可以隨之上升到總結的理性層次。我們知道,曆史發展有其基本的規律,這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是必然的。但任何一個社會發展階段、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位君主、任何一個事件,都有其偶然性,不可能按照某些特定的模式去出現或消失,興盛或衰敗。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到這些人或事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是偶然因素而不是必然性。所謂時勢造英雄,宏觀的時勢是必然的,不可逆轉的;而具體的英雄卻是在偶然中湧現的,充滿了許多的變數。也許就在人的一念之間,曆史的走向就會大相徑庭,因此我們在承認必然性的同時,也不能無視偶然性的重要。
就拿中國的封建王朝來說,為什麼有的王朝衰落以至滅亡,而另一個卻在勃勃興起?同樣是封建王朝,有的能持續三四百年,有的卻隻存在了一二十年?為什麼同樣是一姓當國,有的君主能開疆拓土,有的卻隻會割地賠款?曆史無法假設,也無法重新演繹,這也許就是曆史的理性和時代的抉擇。而世俗的我們也常常搖擺在人事與天命之間,徘徊在必然與偶然之中,深陷其中無法自拔,而殿後的中華帝國無疑是我們揭開曆史奧秘,把握規律最好的一麵鏡子。
對於曆代王朝的評價,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清朝尤其如此。解答這一命題的關鍵,是評價標準的把握。作為現代的我們,不能用超時代的話語去要求彼時彼地的人們,而應該移行換位,把評價的標準放在當時當地的價值尺度上。我們不能苛求古人有我們今天的覺悟,這對於他們是不公平的,對於曆史也是不公正的。
客觀地,從一個少數民族政權的角度來說,清代無疑是偉大的,從十三甲起事到劍指大明,從偏安一隅到入主中原,摧枯拉朽勢如破竹,無論從時間長短還是開疆拓土,都絲毫不亞於漢、唐。以區區數十萬之眾馭數千萬之民,雖有種族之虞而仍相安數百年之久,滿族可謂前無古族,後乏來者。從1644年滿人入關繼承大統,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特別是其中的“康雍乾盛世”,剛好輝煌了兩百年。因此有學者評價說:“清代是中國曆史上傳統王朝的殿後朝代,如果吾人把構成中華民族的各族擺在平等地位,而不以漢族本位主義觀點來看中國曆史的話,那麼清代毫無疑問地是中國曆史上的偉大王朝。有清一代的最大貢獻,厥為對邊疆的經營,使得近代中國的廣大版圖得以真正鞏固而確定。雖清季衰世,列強交侵,尤其是俄國在1850年至1881年間,對我東北、西北邊疆鯨吞蠶食,但至民國元年(1912)二月清帝退位之日,其遺留給中華民國的領土,仍廣達一千一百二十餘萬平方公裏。此一對我民族的豐功偉業,即以漢唐盛世版圖相況,亦不能與之比擬。”而在當時的世界上,順治入關的時候,法蘭西沒有發生大革命,德國沒有統一,美利堅合眾國沒有成立,俄國沒有進行農奴製的改革,日本也沒有明治維新。清朝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是以一個完全統一,自主自治的中央政權方式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這不僅僅是清朝的事情,也不是滿族人的事情,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事情,是東方巨龍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在這個角度上,與其說清朝融入了華夏,不如說開明的中華文化,兼收並蓄,包容萬千,容納了一個清朝。環視當時的宇內,沒有哪個地域的文明能夠如此地持久與延續,也沒有哪個時代的文明能這樣的強韌與大度,正是這種良性的文化基因,使其不憚地域甚廣的蒙古元朝,更培植了一個實力甚強的滿族清朝,而最終使其都歸化於大一統的文明體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