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上，總理一職作為政府首腦始創於清朝末年，在清末新政中，清政府仿效日本設立責任內閣，置內閣總理大臣一職，慶親王奕匡和袁世凱先後擔任此職。
民國時期，北洋政府設國務院作為最高行政機關，同樣置國務總理作為國務院的首長。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務院被行政院取代，國務總理也被行政院院長取代。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下設政務院，政務院亦以總理作為首長。1949年10月21日，周恩來召集第一次政務（擴大）會議，宣告政務院成立。這便是1954年確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雛形。從此，一代代共和國的政府首腦開始了他們日理萬機的總理使命。
1948年初夏，時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的薄一波向中央工委負責人劉少奇、朱德彙報工作時，提出了應該趕快抓經濟工作的建議，但是怎麼個抓法，還沒來得及作深入的研究。這時，朱德說：“快啦！咱們的周恩來快來了。他是個管家的，管這一個家。他會把這個事情辦好。”作為政府的一把手，總理的工作正如同數億人口大國的管家一樣，千頭萬緒，重要無比。
40年後的1988年，在周恩來關懷下成長起來的烈士遺孤李鵬出任國務院總理，他“深感自己責任重大，能力和資曆都難當此重任”。鄧小平叮囑他“大膽工作，要努力學習，在工作中鍛煉自己，使自己成熟起來。……在對外交往中，要學習他（周恩來）那種泱泱大國總理的風範”。這一年，正是改革開放的中國跨向新時代的關鍵時刻，李鵬責無旁貸。
十年後，朱鎔基接替李鵬擔起總理重任。在當選後的記者會上，朱鎔基擲地有聲地說：“不管前麵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雖然很怕辜負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這一年，中國經濟全麵改革的破冰之旅將在朱鎔基的領導下開始。
溫家寶在這一年當選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介紹他時特意說：“這是我們新任的副總理啊，大家鼓掌歡迎好不好？”四年後，他即成為總理。記者會上，他介紹起坐在他旁邊的第一位副總理李克強，“坐在我旁邊的是李克強”。正好比四年前的那個場景。2003年，等待這位新總理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戰——籠罩中國的非典疫情，這一年頭一個月，他就同胡錦濤一起贏得蜚聲國內外的“胡溫新政”。
2013年，十年前的副總理李克強成為共和國曆史上學曆最高的總理——擁有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這一年的記者會上，李克強首次向外界描繪自己的執政藍圖。談理念，他說“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談改革，他說“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談經濟，他說要“用勇氣和智慧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談廉政，他說要“給權力塗上反腐劑，戴上‘緊箍咒’”……中國總理執政元年，注定是非凡的一年。
“周總理不愧為‘周’”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這一天，周恩來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同時兼任外交部長。擔任總理頭一年，周恩來就以卓絕的內政外交能力為自己贏得了“太和首揆”的美譽。
建國後擺在周恩來麵前的是兩大艱難而緊迫的任務：內政——建設一個欣欣向榮的新中國；外交——把站立起來的新中國帶向國際舞台。他首先集中主要精力籌建新中國首屆“內閣”——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4年9月以後為國務院）。“政務院下麵設4個委員會，一共是30個單位”。“重點在於財政經濟，次之是文化教育。”
籌建政務院，人員如何安排，周恩來為此煞費苦心。經過毛澤東、周恩來等的反複考慮和研究，最後一致商定：首先將華北人民政府撤銷，把這個班底拿過來作為政務院的基礎，並參照華北人民政府的經驗組織政務院；然後陸續從其他幾個大行政區抽調一部分人特別是領導人，來充實政務院。李富春、高崗、鄧小平、彭德懷、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先念、習仲勳等，就是在這以後陸續從各大區調來政務院工作的。
新中國首屆“內閣”——政務院是一個民主聯合政府，必須安排黨外民主人士擔任各種領導職務。然而，如何安排、配備得平衡，卻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情，周恩來為此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
傅作義對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而且曾在興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麵做了許多工作。因此，周恩來提名傅作義擔任水利部長，並尊重他的意見，由他推薦的民主人士、原國民政府黃河治理委員會的技術專家張含英和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北平市長劉瑤章，參加水利部的領導班子。
黃炎培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以前曾多次拒絕擔任舊政府的高官，新中國成立後，他也無意做官。為了勸說他，周恩來前去他家拜訪，誠懇地請他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職。他不改初衷地說：“1946年我才68歲，已覺得年老了，做不動官了。如今72歲了，還能做官嗎？”周恩來回答說：“這不同於舊社會做官。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由各黨派斟酌製定了《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自己有了‘劇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懇談，黃炎培被說動了。
就這樣，新“內閣”選人緊張而有序地進行著。終於在天安門廣場慶典結束後18天——10月19日，政務院的組成人員基本配備齊全。在任命名單中，各黨派民主人士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占了較大的比重：4位副總理中，有兩位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黃炎培）；21位政務院領導成員中，有11位是民主人士；政務院下屬的34個機構的103個正副職位中，民主人士占49位，其中15位是正職（郭沫若擔任了兩個正職）。這樣的安排贏得了黨內外的交口稱讚：“周總理不愧為‘周’（指考慮問題周到、完備）總理啊！”
陳毅對政務院的人事安排也作過高度評價。他說：“周總理平衡這個班子的功績是，既照顧到解放區的各個方麵，也照顧到延安；既照顧到各黨各派，也還要照顧到被安排的資曆、職業和他的能力。”後來，曾任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席的孫曉村在《我所經曆的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的回憶文章中寫道：
我回到上海，朋友們都講共產黨的確偉大，打下了天下，但不統統用自己人。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產黨、黨外人士都是在社會上經過幾十年考驗的中華民族的精英。”“當時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擔任部長以上職務占全體成員的三分之一強。他們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至今想起這些事情，我深感這樣的人事安排，充分體現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是用人唯賢的楷模。
在這前後，不少黨內外知名人士都眾口一詞地提出：應該在政府裏給鄧穎超安排一個職務，以做到人盡其才，讓她在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事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周恩來力排眾議，堅持不予安排。當時有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南昌起義衛戍司令彭幹臣烈士的兒子彭偉光，1995年在他撰寫的《西花廳見聞》一文中披露：
我母親認為，鄧大姐除了是總理的一個賢內助外，還應該是政府裏的一個部長。所以我母親問總理：“為什麼不讓鄧大姐到政府裏擔任一項職務呢？”當時總理很嚴肅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你這個老太太倒想得挺多的呀！這個問題不是你第一次提出的，過去已經有人提過，建國初期，黨內外人士都這麼提過，甚至還有人勸過我，但是我不能這樣做……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是政府的一個部長，那麼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那個部長說的話，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總理斬釘截鐵地說：“隻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裏任職。”
鄧穎超說：“我已經放棄了要他多睡一會兒的打算”
1949年10月21日，周恩來召集第一次政務（擴大）會議，宣告政務院成立，政務院總理、副總理、政務委員以及下屬34個機構的負責人正式就職。從10月1日到11月1日，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這就是政務院各部門從籌建到開始正式工作的時限。曆史的發展和人民的重托，不允許各部門去慢慢地準備。周恩來的“日理萬機”，就是由這一時期開始的。
作為總理，周恩來的日常工作是連續不斷地辦公，其間穿插著各種會議。除因少有的兩三次疾病或操勞過度而短期間斷外，在他生命的剩餘時間裏這種情況從未中止過。他表現出一種無人能夠匹敵的毅力，令人驚訝地頻繁參加活動，每周召開各種會議，並向會議作無數報告，而其細節又分毫不差。
對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周恩來會說，他承擔大量日常工作是應該的，這可以給毛主席留出時間來考慮一些重大的問題。像毛澤東那樣，周恩來仍然保持著夜間工作的習慣，常常每天工作20小時。鄧穎超絕望地說：“我已經放棄了要他多睡一會兒的打算。”如果他的確感到累了，就在前額上抹點兒清涼油，他的公文包裏總備有一盒。周恩來不但沒有被這種日常工作壓垮，反而保持著活力。
在中南海內，他和鄧穎超過著他們的家庭生活。在他們剛到來的時候，他們的新居顯露出年久失修的樣子，牆壁烏黑，房柱破裂，地麵潮濕，窗戶千瘡百孔。天氣寒冷時，他們不得不用報紙糊上窗戶以擋風。
與此類似，周恩來的工作地外交部小禮堂的通風設備不足。因此在專家的建議下，有人決定更修房項。“這是誰的命令？”周恩來聽後問道，“這座禮堂比我們在延安居住的窯洞要好得多……隻要我當總理，你們就不能改變這座禮堂。”對於別人蓋國務院大樓的提議，周恩來說：“連清朝最後一個攝政王載灃辦公的地方也隻有東花廳、西花廳，辦事的大員隻有四五個人，他的衙門總共不過十幾個人。我們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隻要我當一天總理，就不蓋國務院大樓。”
當然，新總理有他自己的樂趣，盡管鄧穎超由於健康不佳不常陪他出席各種聚會，但建國初期人們常看到他們在北京飯店的舞廳一起跳舞。周恩來甚至對小事情也顯示出強烈的興趣。例如，當醫生試用一種新眼藥膏時，他讓大夫在給毛澤東用之前先給他試試。還有，他曾派一名警衛到有水管的地方站崗，以免毛澤東在開會途中絆倒。
一位日本新聞記者描寫了周恩來在記者招待會上的情景：“當他不談話時，他的雙眼從不停止轉動。如果這不是周恩來，我肯定會把他當成是一個正在受精神衰弱折磨的人。他會注意最細微的事情，例如當一個距離很遠的招待員泡茶時發出聲響，他會要他的翻譯暫停一下，以免客人聽不到翻譯。”還有一次，周恩來向離他很遠的一位攝影師說，他忘記打開相機的鏡頭蓋子。
奠定10年中國對外關係的基石
新中國成立後，外交部隨之組建。作為外交部長，周恩來一直在考慮外交人員的篩選。除在原有中央外事組工作人員的基礎上挑選外，他又從中央其他各部門的幹部、軍隊的高中級將領、地方領導幹部以及新畢業的大學生中間選調了一部分。不僅考慮人選，他還“邊招人邊工作”，僅一個月的時間，到1949年10月底，外交部就完成了向各國送達開國公告和周恩來的公函的任務，相繼辦理了10個國家同新中國建交的有關事宜，同時擬訂了外交部組織條例、確定了內部組織機構和人員的配備等。
11月8日，外交部在北京東單外交部街31號召開成立大會，主席台是由幾張舊桌子拚成的。
新中國首批外交官中，有一些是從軍隊中選調來的，為使大家盡快了解外交工作，外交部專門組織了學習班，請有關方麵的專家和一些國家駐華外交官前來介紹國際形勢、中國的對外政策、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概況、風俗習慣乃至外交工作經驗和外交禮儀，還組織他們學習穿西裝打領帶，學習跳舞等等。1950年3月10日下午，周恩來專門組織外交人員躲在屏風後麵觀摩了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向毛澤東遞交國書的儀式。儀式結束後，周恩來又陪同毛澤東一起接見了大家。接見結束時，周恩來語重心長地為大家作了動員講話，最後他鄭重地提醒大家：外事工作授權有限，所以你們要經常向國內請示彙報，外交無小事，切不可掉以輕心。
周恩來希望早點給中國帶來一個太平盛世，但這一願望在建國初期就由於外部幹擾破滅了。由於美國在共產黨勝利前幾個月斷然拒絕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提議，他們不得不轉向蘇聯尋求幫助。毛澤東於1949年12月底抵達莫斯科，平生第一次訪問蘇聯和會見斯大林。不過，他“不明智”地把他最好的談判專家——周恩來留在了國內。
像美國人那樣，斯大林可能也是三心二意，毛澤東被迫等了很長時間，請求援助沒有任何進展，斯大林說：“你不行，這些具體事你談不清，你叫周恩來來談……”最後，毛澤東隻好把周恩來召去。
1950年1月20日一趕到莫斯科，周恩來就開始了緊張的談判，毛澤東則退到“二線”。花了幾乎一個月的時間，周恩來勸說難以對付的蘇聯人簽訂了一批協議，這些協議形成了此後10年中國對外關係的基石。
這是周恩來在50年代對蘇聯進行的6次訪問中的第一次。當時沒有哪個中國領導人對莫斯科能抱有好感，周恩來不得不盡可能地拚湊最低限度的協議，他從國民黨時期就習慣於這種工作，這是他第一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抗美援朝戰爭中，毛澤東說周恩來那裏是“軸心”
朝鮮戰爭爆發後，周恩來在公開講話中使用激烈的措辭抨擊美國，這使華盛頓多年後才能原諒。例如，1950年9月30日慶祝人民共和國建國一周年時，他說“誰試圖從聯合國中排除近5億人民，誰蔑視並違背這個世界上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家的利益，並徒勞地幻想任意妄為地解決直接涉及中國的東方問題，誰都必將碰得頭破血流”。
10月3日淩晨，周恩來約見時任印度大使潘尼迦，這是他通向華盛頓唯一可行的渠道。他說，如果南朝鮮的美國軍隊像麥克阿瑟斷然宣稱的那樣，要發動戰爭並進入北朝鮮，中國將被迫參戰。但杜魯門將周恩來的警告視為一項對聯合國明目張膽的訛詐，《時代》周刊將其駁斥為“僅僅是宣傳”。據說麥克阿瑟認為，進入北朝鮮會感到自在些。結果，他的確這樣做了。
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中，周恩來扮演的是“三位一體”的角色——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長、談判的總指揮。
在中南海西花廳的總理辦公室，周恩來整天忙個不停，許多高級官員進進出出。連毛澤東也風趣地對周恩來說：“你那裏是軸心。”這也是建國以後周恩來最忙的一段時光。周恩來經常與第一線通電話，了解最新情況，作出最新指示。當時的電話線路不好，周恩來幾乎是“扯破了嗓子”把指令傳到前方的。
在緊張的戰爭中，周恩來的身體有點頂不住了，毛澤東建議他到大連去療養，這是他一生中極少有的一次專門休息。待他返回北京工作時，蘇聯人已經提出停火建議，這一建議最終導致了兩年後在朝鮮的停戰。
1952年夏，周恩來帶著國防專家前往莫斯科，強烈要求克裏姆林宮盡可能給予補償，因為中國人用鮮血在朝鮮扞衛著蘇聯人的利益。通過幾個星期不停的爭論，斯大林最終同意進一步增加對中國的經濟援助。
嚴辦“大老虎”毫不手軟
朝鮮戰爭等一係列事情分散了建設新中國的力量，周恩來既要肩負國內恢複國民經濟的重任，又麵臨著戰爭長期拖下去的難題。1951年2月17日，他主持中央軍委會議，明確提出：把作戰與建設結合起來，“邊打邊建設”。同時號召國內各行業增產節約，嚴查貪腐。
“三反”運動開始後，周恩來決心嚴懲腐化墮落官員。當時，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和時任書記張子善的嚴重犯罪事實已被揭發。知情人驚歎，這樁案件是中共黨內最大的一起貪汙腐化案，劉青山、張子善無疑是大貪汙犯——人們稱之為危害黨、國家、人民的“大老虎”。12月下旬，中共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屬部門對劉、張二犯量刑的意見。最終，“大老虎”被判處死刑。
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3年準備，10年計劃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按照這一決策，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開始編製中國社會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新中國的第一幅建設藍圖。在政務院的直接領導下，新中國經過3年時間就完成了恢複國民經濟的艱巨任務，並順利地開始了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1949年至1952年，對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來說是一個最嚴峻的考驗期，一場嚴峻的考驗下來，周恩來領導下的人才濟濟的政務院，交出了一份初試的滿意答卷，中國人有目共睹，全世界有目共睹——它絕不是一張不及格卷，更不是有人預言的“0分”卷。
作為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國情複雜的大國的總管家，周恩來的繁忙和勞累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周恩來領導政府工作所表現出來的卓越智慧和非凡才華，得到全國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從1954年9月起，在第一至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連續4次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到1976年1月逝世，他在共和國總理的崗位上任職長達26年。烈士之後1982年9月13日，中共十二大閉幕後的第二天下午，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人來到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專門接見39位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這些年輕的幹部依次步入大廳，時任水利電力部第一副部長李鵬就在其中。這一年，他53歲。
李鵬曾在回憶錄中細致地還原了當時的情景：“陳雲拉著我的手說：‘多年不見了。’李先念說：‘久仰，久仰。’鄧小平說：‘你爸爸是李碩勳，我們熟得很。’聶榮臻說：‘你媽媽身體可好？’從我開始，每個人都和中央領導同誌握了手。”
李鵬，1928年10月出生在革命家庭，他的父親李碩勳曾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省委軍委書記，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軍委書記、省委代理書記，他的母親趙君陶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周恩來留法同學趙世炎的妹妹。李鵬的三姨趙世蘭是黨內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連鄧穎超、蔡暢等人都稱她為“大姐”。不幸的是，李碩勳在李鵬3歲的時候就為革命犧牲了。後來，周恩來和鄧穎超對李鵬的成長和發展就像對待自己孩子一樣關心愛護。李鵬後來在回憶錄裏稱呼他們“周伯伯、鄧媽媽”。
由於鄧小平對李鵬父親李碩勳、李鵬五舅趙世炎的感情十分深厚，所以李鵬比其他人更早進入鄧小平的視野。多年來，鄧小平對待李鵬有一種對“革命後輩”的關愛之情，和其他革命領導人一樣，對李鵬的成長傾注了很大心血，在信任支持之外更多了一層勉勵。後來，李鵬赴蘇留學、參加工作都離不開鄧小平等人的關心。
1955年，李鵬學成回國，進入電力部門工作。“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周恩來特別擔心供電、供水、煤氣、交通出現問題，影響北京的社會秩序。他首先提出要時任水電部副部長劉瀾波向北京供電局派出一位得力的幹部。
劉瀾波推薦了李鵬。周恩來聽了之後還有些擔心：“他太年輕了，行嗎？”劉瀾波說，李鵬在東北工作11年，表現很好，現在38歲了，已到中年，而且是東北選拔的後備幹部。
周恩來聽了以後，說：“他都38歲了，我們這些人是老了。”當即批準。
1979年2月，中央決定撤銷水利電力部，分別成立電力工業部和水利部。劉瀾波任電力部部長、黨組書記。1979年4月7日，李鵬接到通知，被任命為電力工業部副部長。
鄧小平囑咐“學習周總理”
1982年，電力、水利兩部合並為水電部，李鵬成為第一副部長，在擔任中央委員之後，李鵬的仕途開始加速。
20世紀80年代初，全黨全國工作的中心逐步轉向經濟建設，改革開放使得國家突然提升了前進速度。能源對各國都是一件大事，國務院需要一個懂得電網，能夠協調部門的管理人才。
6月20日六屆人大一次會議任命了萬裏、姚依林、李鵬和田紀雲擔任副總理，李鵬分管大型基本建設工作，兼任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自此，李鵬進入中南海，步入國家領導人行列。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黨的十三大召開。為進一步推動高層領導的年輕化，黨中央內部提出了老同誌全部退下來的方案。在這種背景下，李鵬在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8年4月9日，擔任了近5個月代總理的李鵬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1988年是人大新聞局成立以後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是換屆之年。4月13日下午，大會閉幕之後，李鵬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了有400多名中外記者參加的記者招待會。
這是他首次以總理身份與記者見麵，可以稱作一場考驗。在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請李鵬“不帶政治味”地談談人生信條。李鵬回答說：“我非常欣賞實事求是這句話，希望做事情不做則已，一旦要做，就要把它做到底。”與會的外國記者評價李鵬總理很“嚴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