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鄧小平的班子裏，有兩個職位最高的人不是由他選定的，那就是陳雲和李先念。鄧小平與陳雲、李先念屬於同一代人（分別出生於1904年、1905年和1907年）。他們早在1949年前就彼此認識，50年代和60年代初又都在毛澤東和周恩來手下工作。了解內情的幹部把80年代的最高權力結構稱為“兩個半”，意思是陳雲與鄧小平旗鼓相當，而李先念也算半個。
鄧小平為他的班子選出了三個他認為適合、並相信有能力領導中國現代化的幹部：胡耀邦、趙紫陽和萬裏。盡管他們三人是為鄧小平效力，但他們並不是朋友，而是致力於共同事業的同誌，是嚴守黨紀、貫徹黨的政策的同事。盡管與胡耀邦或趙紫陽相比，萬裏和鄧小平的關係更密切，但他也不把自己當作鄧小平的朋友，而是他的忠實部下。鄧小平16歲離開家鄉後再也沒有回去過，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報效的是整個國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別或朋友。
對鄧小平班子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另一個人是鄧力群，作為撰寫講話稿和黨內文件的筆杆子，他能發揮很大影響，因為他同時也得到陳雲和王震的支持。鄧小平班子的另一位是胡喬木，他扮演著指導正統思想的特殊角色。在一個製度變化不定的時代，他們的個人背景、性格、傾向和工作風格，將對19世紀80年代的走向發揮關鍵作用。
鄧小平班底的這些成員，都是頭腦精明、經驗豐富的人，已在黨內擔任了幾十年重要職務。
在鄧小平主政時期，用西方的話說，鄧小平是董事會主席和首席執行官，胡耀邦和趙紫陽則在他手下分別擔任黨、政兩大部門的執行總裁。
很多幹部後來都認為那是個黃金時代，當時最高層的幹部齊心協力，發動並落實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但是，在這個最高層的領導班子以下，由於“文革”的斷裂，缺少經驗豐富、訓練有素的下一代領導人。鄧小平把這種局麵比喻為青黃不接。他說，中國很幸運，一些老幹部仍能工作，但迫切需要彌補這個斷層，要抓緊讓地裏的青苗成熟起來，在三四十歲的人中間培養接班人。
1980年2月召開的五中全會，可以視為鄧小平領導班子的起點，胡耀邦和趙紫陽當選要職，華國鋒的四個主要支持者離開政治局。用美國人的說法，鄧小平的班底是從1980年初開始主政的。
陳雲為急躁的鄧小平提供了必要的平衡
1978年年中，進口現代項目形成一股熱潮。在這個充滿未知數的新時期，許多領導人都試圖為經濟出謀劃策。不過，不同的意見逐漸形成了對立的兩極。一方是“建設派”，他們熱衷於引進新的工廠和基建項目；另一方可以稱為“平衡派”，他們行事謹慎，力求資源能被用於所有國家重點項目。
鄧小平此時完全支持建設派。平衡派轉而向陳雲尋求支持，盡管他當時還不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經濟工作務虛會召開三周之後，未被邀請到會的陳雲給李先念寫信，表達了他對於一些同誌過分熱衷於向外國借錢和引進工廠的擔憂。在他看來，他們沒有首先保證中國能夠提供落實這些計劃所必需的訓練有素的人力、基礎設施和配套工業。
在當時，關於國家未來是否會具有對那些計劃中的新項目的償付能力，人們普遍持樂觀估計，陳雲是唯一對此提出公開質疑的高層領導人。
12月10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的會上發言，對已經波及黨內最高層的那種失控的狂熱表示擔心。在陳雲發出缺少周密計劃的警告後，鄧小平轉而支持陳雲。1979年1月6日，鄧小平把與他共事的主要項目管理者餘秋裏、康世恩和穀牧叫來，對他們說，陳雲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見”，他們應該降低一些計劃指標。
緊縮政策使鄧小平必須向外國人作出解釋：中國為何撕毀引進工廠和設備的合同？北京有權對付失望的地方幹部，但撕毀與外國公司簽訂的合同將會影響到外交關係，讓外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質疑中國政府的信譽。這個問題給中日關係帶來的麻煩尤其嚴重，因為全部合同中有近一半是跟日本公司簽訂的。安撫日本高層領導人和企業，是鄧小平的任務。
鄧小平難免要失去他在1978年10月訪日時贏得的善意。鄧小平沒有謙恭地道歉，而是直截了當地承認中國缺少經驗，犯了錯誤，現在遇到了困難局麵，無力為原來要購買的全部貨物付款，也沒有作好使用那些可能購買的工廠設備的適當準備。但是鄧小平向日本人保證，中國願意對蒙受損失的日本企業給予補償。從長遠看，中國有了進一步發展，作出更好的準備後，願意再恢複購買。
為軍事現代化作準備
鄧小平和葉劍英在1977年繼承了以彭德懷為代表的一批軍隊領導人的遺誌。彭德懷過去曾想得到蘇聯的技術援助。鄧小平很清楚西方不願意出讓尖端軍事技術，但他一直抱有希望。
為了達到建立一支專業化軍隊、逐漸為其配備現代裝備這一目標，鄧小平和葉劍英首先要撤掉那些已經變得“軟、散、驕、懶”的人，為老幹部建立退休製度，為裁軍提供一個框架。同時，他們還要大力加強軍事訓練和演習，以確保精簡後的軍隊的戰鬥力。
鄧小平和葉劍英要為每個軍事單位選定一個領導班子，讓他們致力於把解放軍改造成一支更加現代化的軍隊。鄧小平希望招募教育水平較高的年輕人。為了選拔能幹的年輕人，他采用了包括筆試在內的一套錄用標準。
同時，對臃腫落後的軍隊進行裁員仍是頭等大事。1977年12月軍隊裁員的新方案準備就緒，中央軍委批準通過了《關於軍隊編製體製的調整方案》，其中描述了現代軍隊需要什麼樣的體製。
在1978年3月20日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鄧小平宣布了讓50萬部隊幹部轉業的計劃。
在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於1979年1月2日第一次向軍隊發表講話，他在中央軍委召開的高級幹部座談會上坦率地說：
我們軍隊成堆的問題……不是這個人那個人的問題，而是機構臃腫，人浮於事。這才是最根本的。現在這種臃腫的狀況，使好多事情辦起來不便利。一個指揮機構打麻將有五六桌，你怎麼辦事呀！……我們的軍隊名譽也搞壞了一點……我現在實在想當顧問……但現在不可能。我希望1985年當顧問，真的，不是假的。有什麼不好啊？還可以多活幾年。無非是沒有秘書，車子還是有坐的……幹部年輕化，首先是一些老同誌要反對，原則擁護，具體反對。
在消除軍隊的臃腫問題方麵，鄧小平取得了顯著進展。他在著手啟動這項工作時，中國軍隊的人數是610萬人，1979年降為520萬，1982年又下降到420萬。
“鄧小平向世界打開了‘中央之國’的大門”
1979年給人的期待與想象，或許不僅僅令中國人興奮。
1月1日。這一天的官方文獻記錄了鄧小平三件事，其中兩件與美國有關：致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熱烈祝賀中美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出席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倫納德·伍德科克為中美建交舉行的招待會。在那份致電裏，鄧小平說，“我期待著本月底訪美期間同閣下會晤”。
中國以及鄧小平，在過去的一年裏展現的變化與力量，足令世界驚歎。首先，鄧小平頻繁出訪，在世界範圍內尋找朋友。
1978年初，鄧小平出訪緬甸和尼泊爾，鞏固了雙邊關係。9月，他又為中朝關係加溫，以朝鮮最喜歡的方式向它表示尊重。金日成為了1978年9月9日的建國30周年大慶，想方設法讓外國高級官員來朝鮮出席慶典。鄧小平此時在朝鮮訪問5天，給足了金日成麵子。金日成很高興有這樣一位中國高官接受他的邀請，在整個星期的群眾大會上，一直讓鄧小平陪伴在身邊。金日成沒有和越南一起加入包圍中國的行列，繼續同中國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在以後的歲月裏，金日成總是確定地對人說，鄧小平是他的朋友。
11月，鄧小平前往東南亞，對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進行了10天訪問。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地緣政治的現實有著不同尋常的理解力，並且在東盟和西方政府都很有影響力。因此，鄧小平希望他幫助自己說服東盟對抗越南，甚至說服美國在中越發生衝突時為中國提供幫助，或至少不給中國造成妨礙。
李光耀在1976年5月初次訪華時，鄧小平正賦閑在家，因此1978年11月12日是兩人第一次見麵。鄧小平比李光耀大18歲。這兩位背景迥異的卓越領導人都清楚對方的威望，他們互相尊敬，但也保持著一定距離。他們都態度謙和，希望淡化個人差異：李光耀事先簡單了解了鄧小平的習慣，專門為他備好痰盂和煙灰缸（還在牆上專門安裝了一個排煙管道）；但是鄧小平也了解李光耀的習慣和過敏症，與他在一起時既不抽煙也不吐痰。
當鄧小平離開新加坡時，這兩位領導人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殊關係。他們能夠相互尊重，並且交流默契。鄧小平讚賞李光耀在新加坡取得的成就，李光耀則欣賞鄧小平處理中國問題的方式。在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之前，中國媒體把新加坡人稱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但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幾周後，這種說法就從中國媒體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被描述為一個在環保、公屋建設和旅遊方麵都值得學習的地方。鄧小平當時尚未決定在中國實行什麼政策，但新加坡使他更加堅信中國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鄧小平覺得，井然有序的新加坡是一個令人向往的改革榜樣，他準備派人去那裏學習城市規劃、公共管理和控製腐敗的經驗。10月19日，鄧小平抵達日本。在與日本天皇共進午餐時，鄧小平對東道主說，他來日本是像徐福一樣來尋找“仙草”。日本人聽後都笑了起來，因為他們都很熟悉徐福的故事。傳說中，2200多年前秦始皇曾派他東渡扶桑，尋找能使人長生不老的仙草。鄧小平又說，他所說的仙草，其實是指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秘訣。日本國會下院議長保利茂隨後善意而風趣地說，最好的仙草就是良好的日中關係。後來鄧小平參觀京都舊皇宮禦所時，東道主對他說：“這裏的文化，全是我們的祖先向中國學來，而後又以獨特的方式培育起來的。”鄧小平馬上答道：“現在，這個位置（師生關係）顛倒過來嘍。”
當時田中角榮正因醜聞而被軟禁，很多日本人都躲著他，但鄧小平主動提出前往他的私邸拜會。他對田中說，他來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向那些為發展中日關係做過工作的老朋友表達謝意。田中當天對記者說，在他見過的外國領導人中，周恩來給他的印象最深，“今天會見鄧副總理，使我有當年會見周恩來一樣的感受”。
在五六十年代為維持日中關係發揮過作用的日本人，1978年時多已亡故。10月24日下午，鄧小平和妻子招待了這些人中仍然在世的幾位和其他人的遺屬。鄧小平向他們表達了歉意，他說，他沒有時間親自去拜訪他們每一個人；就像周恩來（1917年至1919年曾住在日本）一樣，他想對日本朋友說：“飲水不忘掘井人。”鄧小平還說，這些人以及他們的遺孀及子女，都是中國的朋友，使中國人民更加“堅信中日兩國人民一定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鄧小平然後請他們常去中國看看。很多聽到他講話的人都感動得潸然淚下。
這天下午，日產公司總裁川又克二陪同鄧小平參觀了他們的工廠。該廠剛在生產線引進了機器人，號稱全世界自動化程度最高的汽車工廠。據介紹，這裏的每個工人一年能生產 94輛汽車，鄧小平說，這要比中國排名第一的長春汽車廠多出93輛。他在參觀完日產公司後表示：“我懂得什麼是現代化了。”
日本廣播公司（NHK）全程報道了鄧小平參觀工廠的經過，展示了一個精力充沛、觀察力敏銳而又自信的中國領導人。他充滿好奇和熱情，但並沒有對他看到的日本新技術一味說奉承話。如果過於謙恭的話，他可能會受到“崇洋媚外”的指責，因此他得把握好分寸。比如，當記者問鄧小平對新幹線列車有什麼看法時，他給出了完美的回答：隻是簡單地說了一句“快，真快！”——他既承認外國技術的價值，又沒有傷害中國人的自尊。
鄧小平也啟動了文化交流，使日本的電影、故事、小說和其他藝術進入中國。鄧小平知道，這可以為擴大中日兩國的經濟和政治交往打下堅實的基礎。在鄧小平領導時期，中國人對日本的態度大為改觀。
可以說，鄧小平在為堅實的中日工作關係打基礎方麵取得了巨大進展。他訪問日本之後，由於中國的緊縮政策限製了外國投資，有三年時間裏商業交往受到了阻礙。盡管有波折，但在鄧小平時代的大多數時間裏，中日兩國繼續保持了良好的關係。
1979年，鄧小平的頭像登上了當年第一期《時代》周刊的封麵，他被這家媒體評為1978年“年度風雲人物”。在序言裏，雜誌撰稿人寫道：“一個嶄新中國的夢想者——鄧小平向世界打開了‘中央之國’的大門。這是人類曆史上氣勢恢宏，絕無僅有的一個壯舉！”
“為什麼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在極短時間內能夠來個180度大轉彎，如同讓航空母艦在一角錢硬幣上轉圈？”《時代》周刊說，“西方人可能會覺得非常費解。”
1978年，相對貫穿全年的主題是“真理標準”的討論。年末，格局大變。對外：1978年12月16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中國和美國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國內：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始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潮旋起，新年到了。
1979年的戰略抉擇始於美國之行
如何重構中國並破解中國未來發展難題？鄧小平的1979年——進行戰略抉擇的一年，開始於美國之行。
作為一個起點時間，1979年，中國農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從集體經濟分得的收入為83。4元，全國所有製職工平均工資為705元。24年後，2003年，國家統計局公告，全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622元。這是中國這艘“航空母艦”轉向後，一個初步的結果。
美國時間1月28日下午，鄧小平的飛機抵達美國華盛頓安德魯空軍基地。兩個小時後，是他在美國的第一頓晚宴，地點在布熱津斯基家。“鄧副總理喜歡吃什麼？”時任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柴澤民碰到的美國人，不僅興奮而且好奇。他的答案很簡單，“小平同誌喜歡吃辣椒，你們不會做辣菜。他想吃的東西你們這做不了，你就把你們最好吃的拿出來就行了”。
在這次晚宴上，卡特總統能夠記住的，同樣與菜肴相關。在席間，布熱津斯基說，中國人與法國人有一點是相同的：都認為自己的文明優於所有其他的國家。在後來自己的回憶錄裏，卡特寫道：“鄧想了想說，‘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東亞，中國的飯菜最好；在歐洲，法國的飯菜最好。’”卡特由此得出結論：“鄧小平懂得如何既表現出沉著的自信心和對自己國家的自豪感，又不顯得驕傲自大。”
作為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對此有另外的判斷，他觀察的鄧小平，“相當幽默，強硬而直率”。
在那幾年間，駐北京的各國外交家，普遍流傳著這樣的說法，“鄧有時可以毫不客氣地批駁一個不全神貫注的，離開話題和思想開小差的談判對手”。曾出任聯邦德國駐中國大使（1976－1980年）的埃爾維因·魏克德描述過他親曆的故事，“對方談話很單調，他按捺不住了。他常常看他的手表，大家都注視著他，客人還未意識到，他就衝著茶幾前麵的痰盂吐兩口痰，最後用食指敲打他的表殼。”對有著這樣性格與風格的中國領導者——前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說，“不錯，我從一開始就喜歡鄧小平”。
美國時間1月29日晚，在出席卡特舉行的歡迎宴會時，鄧小平在祝酒時再次強調中美建交公報裏的承諾：“任何一方都不應當謀求霸權，並且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霸權。這一承諾，既約束了我們自己，也使我們對世界的和平和穩定增添了責任感。”
中美建交進程中，另一層國際環境變化也在進行。1977年初，越南開始在與中國毗邊的省份推行“淨化”邊境地區方針，稍後開始驅趕華僑……鄧小平赴美前，1月15日，在民主柬埔寨駐中國大使館散發遭鄰國侵略的聲明，兩天後，《人民日報》發表經鄧小平同意的社論：《勝利一定屬於柬埔寨人民》。這一形勢一路發展，1979年底，12月24日，蘇聯入侵阿富汗。
美國媒體對未來可能的變化，有更為強烈的本能與好奇心。
美國時間1月31日，鄧小平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公共廣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與全國廣播公司的聯合采訪，問題非常直接：
吉姆·萊雷爾（公共廣播公司）：副總理先生，中國是否由於柬埔寨的局勢而打算跟正在得到蘇聯支持的越南打仗？
鄧小平：有人多次問我這個問題。我可以告訴各位，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我們采取任何行動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們不會采取任何輕率的行動，無論是對待全球霸權主義還是對待地區霸權主義，我們都采取堅定的立場，堅決的態度。
萊雷爾：那我是否可以把這個回答看作是一種肯定的表示，即中國準備為柬埔寨問題打仗？
鄧小平：我們支持柬埔寨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至於采取什麼步驟，需要如何對待這個問題，我們還要研究。這樣的問題不是單單由我們一個方麵來決定的。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鄧小平這次采訪內容，第二天即由《人民日報》發表。2月17日，也即在鄧小平對此表態半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對越自衛反擊戰。
與傳統的對手美國建立外交關係，與傳統的“盟國”越南開戰……起伏跌宕的對外政策，鄧小平後來有一個重要的解釋：“中國的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建交如此，打仗也如此。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1982年）時，鄧小平說，“中國希望至少20年不打仗。我們麵臨發展和擺脫落後的任務。”
抵達美國的第二天，美國時間1月29日上午，在出席卡特總統在白宮舉行的歡迎儀式後，鄧小平與卡特進行了第一次會談。這是一個精彩的開場白，會談開始時，柴澤民回憶說，“鄧小平先問，你們國會有沒有作出決議會談不準抽煙？卡特說，我的家鄉喬治亞州出煙葉，煙葉很多，所以我就鼓勵大家抽煙。鄧小平說，這好，我服從”。接下來，卡特在其回憶錄裏寫道：“鄧身材矮小，坐在內閣會議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幾乎看不到他這個人了。他聚精會神地聽我講話。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煙，明亮的眼睛不時向左右掃視。當我們的話被翻譯給他聽時，他時而發出笑聲，時而向別的領導人有力地點點頭。”
鄧小平與卡特最後一次會談時，雙方簽署了領事館、貿易、科學技術、文化交流等協議。“（簽字儀式）充滿愉快氣氛”，卡特描述說。這時，有人問鄧小平，“我們當初決定實現關係正常化時，你在國內有沒有遇到政治上反對你的人？”鄧小平回答說，“有！”這一時刻，卡特回憶說，“人人都屏息著聽他怎麼說”。鄧小平停了一會兒之後又說：“在中國的一個省遇到了激烈的反對，那就是台灣。”
精彩並非隻有這一刻。卡特在1月29日（美國時間）的日記裏寫道：
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場精彩又輕鬆的演出。表演結束後，鄧和我還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羅莎琳和艾米一起走上舞台同演員見麵。當鄧擁抱美國小演員，特別是在擁抱唱了一支中國歌曲的兒童們時，流露出真誠的情感，確實是全場轟動。他吻了許多孩子們，後來報紙上說許多觀眾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一直強烈反對同中國建交的參議員拉克索爾特在看了這場演出後說，“我們被他們打敗了，誰也沒法對唱中國歌的孩子們投反對票”。鄧和他的夫人看來真的熱愛人民，他確實令在場的觀眾和電視觀眾傾倒。
美國時間2月2日，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市。鄧小平訪美的第三站。這座城市因為鄧小平戴上美國象征的牛仔帽而讓當時的中國人以及美國人印象深刻。
看上去，休斯敦可能是美國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長亞蒙·哈默最後的機會。這位因與列寧做生意而被稱為“紅色資本家”的美國人，在鄧小平訪美期間，沒有得到任何見到他的機會。哈默自己推測，“可能我同蘇聯長期的關係，政府擔心我會成為中國人所不歡迎的人”，“卡特的顧問班子千方百計讓我避開”。
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哈默終於得到允諾：他和妻子弗朗西絲有票出席在休斯敦為鄧小平舉行的一次盛大集會。
不幸的是，等他到了那兒，發現名單上沒有他的名字。當哈默終於進入俱樂部時，是鄧小平救了哈默夫婦。50位總經理還有他們的夫人，列隊歡迎進場的鄧小平。當鄧小平走到哈默麵前時，他對翻譯說：“你用不著給我介紹哈默博士。”然後，他衝著哈默笑起來，握著手時說道：“我們都知道你。你是在蘇聯需要幫助的時候幫助了列寧的那個人。現在你可要來中國幫助我們啊。”
“我非常願意，”哈默回答說，“可是據我了解，你們不允許私人飛機進入中國，而我又年紀太大，不能乘坐商用飛機。”“噢”，鄧小平把手一揮，“這好辦。你隻要給我一封電報，告訴我你想什麼時候來，我可以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與哈默夫婦同桌的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章文晉（後來也成為駐華盛頓大使）說，“您不應當坐在這兒。您應當和鄧小平坐在一起”。章文晉起身將哈默夫婦送到鄧小平的主桌。這頓晚宴，鄧小平一直通過翻譯與哈默交談，“他想知道我同列寧會麵的一切情況，以及我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感受”。
三個月後，哈默帶著16個人進入中國，“僅在一周之內，我們就在北京簽署了四項初步協議：石油勘探、煤炭開采、雜交水稻和化學肥料。”更精彩的是，哈默將中國的大熊貓帶進了美國。1982年，哈默向鄧小平表示，如果大熊貓能跟中國奧運會隊伍一起出現在洛杉磯，會對中美友好關係大有裨益——其實這個想法並非始自哈默，當時，“各種美國的委員會和代表團都曾向中國人講條件、談交易，希望將大熊貓送到奧運會上。結果答案都是否定的”。哈默很幸運，“當我和鄧提起此事，他立即看到了這個主意的價值”。
結束對美訪問回國第三天，鄧小平批示：合資經營可以辦2月11日。鄧小平結束對美國訪問回國第三天。這一天官方文獻很鄭重地記錄：（鄧小平）審閱國務院技術引進領導小組《關於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訪華代表團願意同我國合資經營辦汽車廠》的報告，作出批示：合資經營企業可以辦。
這一次談判中方重要的負責人是李嵐清，當時他任第二汽車製造廠建設指揮部副指揮長、重型汽車廠籌備處負責人。1978年底開始的談判，主要目的是重型汽車的技術引進。談的過程中，美國通用公司董事長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隻談技術引進，為什麼不能談合資？談判中的中方顯然對此興趣濃厚。不過，回憶那一時刻，李嵐清說，“但是我的思想立刻就有另外一種反應，你是資本家，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怎麼能夠搞合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