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從後麵我們要講到的“眾名姬春風吊柳七”等事跡來看，柳永同誌一生熱愛婦女，自覺與婦女打成一片，也決不會對婦女姐妹采用如此下三濫的手段，否則，吃了他虧的婦女們是斷然不會主動承擔起柳永同誌追悼會的工作的。
綜上所述，對於柳永同誌倚紅偎翠的傳奇故事我們還是有必要來一個正本溯源的澄清：
傳奇的開篇要從十九歲的少年從家鄉福建崇安出來赴京趕考的那段光陰說起。那一年，柳三變順利地通過了鄉試，在家人和鄉親的熱烈慶祝下，跨出了故鄉的大門，前往東京汴梁參加進士考試。
在那個交通極為不發達的時代，進京趕考就是一次漫長的旅行。沿途的風景和種種始料未及的磨難，都是對意誌和定力的考驗。率性的天才少年顯然缺乏這樣的定力。
十九歲的柳三變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看到了這個花花世界。他優哉遊哉地隨著舟楫的欸乃聲進了錢塘江，來到了自古繁華的杭州。在這座瓦肆林立、勾欄遍布的城市，他聽歌、看舞、喝酒、填詞，流連忘返，與青樓的緣份也第一次在這裏譜寫。十年寒窗苦，平日裏在家長和塾師的高壓監督下過著懸梁刺股的日子，初到繁華的都市，聲色犬馬對他都是不小的誘惑。緊繃的神經一下子鬆馳下來，各種平時積壓的欲望和青春的荷爾蒙噴湧而出。而滿足這種種欲望的最佳場所，當然無過於青樓。
就這樣在杭州晃蕩了一年，不知是由於盤纏告盡，還是什麼其他的原因，他突然想起了要見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當時杭州的父母官、知州孫何。
孫何當年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文人，據說他十歲就通曉音律，十五歲就能寫出漂亮的文章。他的才氣與當時的參知政事（副宰相）丁謂齊名，人稱“孫丁”。相傳兩人同時參加科舉，孫何考了第一，丁謂倒隻考了第四。丁謂頗為不服氣，還特地跑到宋太宗趙光義那裏去理論，趙姓皇帝似乎都不乏幽默的細胞，太宗的回答很輕淡：“甲乙丙丁排在那裏，你既然姓丁，考第四名也不冤枉，有啥好怨的？”——讀宋朝的曆史，總有這樣的逸聞讓你感到親切。
柳三變與孫何的年齡足足相差了23歲，但柳爸曾與孫何有些淵源關係，大家都是官場中人，所以柳三變決定去拜謁一下，順便解決一下經濟問題。
可是知州衙門不是那麼好進，再說了，去了也得有個由頭。柳三變想想，還是填首詞最拿得出手。一念之間，於是，就有了杭州曆史上最著名的那首《望海潮》：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這首詞一反他慣常的風格，以大開大闔、波瀾起伏的筆法，濃墨重彩地鋪敘展現了杭州的繁榮和山川壯麗景象，可謂“承平氣象，形容曲盡”。
詞是填好了，也迅速在杭州的勾欄瓦肆裏傳唱走紅。但是怎麼能保證讓孫何看到呢？柳三變想到了他在杭州娛樂圈裏廝混結識的姐妹們。楚楚，杭州青樓的當紅花旦，官府衙門舉行各種宴會，她是每次都會受邀獻技的社交明星。請她轉達一定可以！
楚楚呢？她心目中的風流才子柳三變開口了，難道還能拒絕嗎？
果然，這一年的中秋，孫何在家中大擺宴席歡娛同僚賓客，邀請楚楚小姐去唱歌，於是，你想得到的，楚楚就楚楚動人地唱了這首《望海潮》。於是，柳三變很快成了孫何的座上賓——那個時代，還是很尊重文化的。
柳三變的這首《望海潮》很快傳揚了開去，不僅在大宋國內廣為傳唱，後來還一直傳到了北方的金國。據說金主完顏亮讀到了這首詞，也對“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的西湖羨慕不已，起了“投鞭江東”、“立馬吳山第一峰”的念頭，興兵南侵。這也是一念之間。一首詞的效應居然開啟了兩國的戰端，這無論如何是柳永如料不及的。南宋末年有個叫謝處厚的詩人，深怪柳三變作詞招禍，便寫了一首詩埋怨他：
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裏桂三秋。
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裏愁。
不過無論是完顏亮的南侵，還是謝處厚的埋怨，對於柳三變來說都是身後的事了。他此生，隻顧在朱門院落繁紅嫩翠之中聽“弦管新聲騰沸”，看“楚腰越豔”“舞袖飄雪”。而且，作為大宋國內最受歡迎的詞曲作者、最受青樓妓女愛羨的風流才子，他所到之處，都可以“爛遊花館，連醉瑤卮。”那些青樓女子，把他視為上帝，以得到他的一首新詞為無上的榮光：“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叫；不願千黃金，願得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麵。”
這是柳三變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光陰，在他存世的詞作裏留下了一串美豔的名字：蟲娘、心娘、酥娘、佳娘、師師、香香、安安、楚楚、英英、瑤卿、瓊娥、秀香、玉英……似乎生活在妓女的世界裏，柳三變的人生價值才得以體現。假想一下，如果柳永老實做人，娶個老婆“氣管炎”，整日柴米油鹽，他還敢流連風月？還有那樣的創作靈感？
宋朝，為這個叫柳三變的男人提供了成為天才的種種可能。
當然了，柳三變與青樓妓女們關係密切、受到廣大青樓妓女的癡心愛慕，自然引起一些道貌岸然的士大夫們的羨慕忌妒恨，但從當時的曆史背景來說，他的這一切行為還是合法的，是被社會承認的，並且也是光明正大的。
我們前麵說過，宋朝的青樓大抵沿襲唐製，有官妓、營妓、市妓之設。京師官妓隸籍教坊，地方市妓則屬州郡管轄，名為“樂戶”。每逢大朝會的時候，連禦前供應都要叫教坊組織歌妓舞女們參加。王安石熙寧改革時，要推行國家釀酒專賣，每年春秋兩次開酤煮酒時，也都要“各用妓女乘騎作三等裝束”招搖過市，音樂鼓吹，以作宣傳（耐得翁《都城紀勝》）。連國子監裏“學舍宴集必點妓”，還專門有一批拉皮條的“專充告報”（周密《癸辛雜識》）。
原則上朝廷對官吏冶遊狎妓還是有限製的，並且也確實有很多人因此而受處罰。但是事實上，宋代官吏冶遊狎妓的行為遠較唐人為甚，甚至連中央政府的總理級高官也以蓄妓宴遊為時尚。我們所知道的大名鼎鼎的宰相寇準，家裏就蓄養了成群的歌妓舞女，每次宴飲，必令歌妓“歌數闕”，然後“贈之束彩”，據說每逢宴會，燃燭達旦，他家燒的紅燭往往成堆——那個時候一般人家晚上都隻點油燈，因為蠟燭價格高昂，堪稱奢侈品。其他，如詞人宰相晏珠、歐陽修也都流連詩酒，熱衷於娛賓遣興。葉夢得《避暑錄話》說晏殊“每有佳客必留”，“亦必以歌樂相佐。”今人要想一窺當年的風月盛況，可以去翻翻清朝的徐士鑾輯錄的宋人筆記《宋豔》一書，幾乎可以當成一部“兩宋風流史”來讀。
一方麵是宋朝繼承晚唐五代浮靡的世風，整個社會風尚耽於逸樂，最高統治者也倡導這種歌舞升平的民風，如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就鼓勵他的大將石守信等人“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史·石守信傳》）；另一方麵，宋詞這種體裁的繁榮，本來就和城市經濟的發展與青樓瓦肆的大量湧現密不可分。宋詞，又稱曲子詞，每一首詞作都可譜曲傳唱。當時的各種官妓、營妓、家妓多善唱曲子，並以這種表演來滿足中上層社會文化娛樂的需要。於是，唱詞成了風行的文藝樣式。史書記載，宋仁宗時期，汴京城內到外“歌台舞榭，競睹新聲”。社會對曲子詞的大量需求，刺激了這個文藝新品種的發展。文人的雅集、官僚的飲宴，一定要歌妓助興。詞作者們往往即席填詞給她們演唱，這就是所謂的“應歌之詞”。而這此應歌之詞，又大多以代歌妓言情為主，所以“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比比皆是。作為一個詞人，柳三變在秦樓楚館如魚得水也就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