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三國這段曆史有著特殊的地位。但稍一深究，就會發現無論是其存續的時間長短，還是對整個曆史進程的作用，都與它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影響力嚴重不符。
這是因為，三國一直有兩部曆史。其中的一部曆史靜靜地躺在故紙堆中，問津者寥寥無幾，而另一部曆史則在田間地頭、市井巷陌為人所津津樂道。前者就是以《三國誌》為代表的所謂“正史”，而後者就是以《三國演義》為代表的，包括小說、戲劇、民間傳說等多種傳播形式的“非正史”。
三國在中國，乃至在整個中華文化圈的巨大影響力顯然來自後者。這是一個讓執著於曆史真相的曆史學家們頗感無奈及尷尬的事實。但這一事實，卻也正是驗證心理學上的“易得性直覺”的最佳例證。從人類的認知機製來看，那些形象具體、活色生香、充滿想象、飽含情感的信息自然更容易被吸收、被認可、被傳播。
西哲培根有雲：“讀史可以明智”。我們回望曆史，就是為了從中汲取智慧，以更好地走向未來。那麼，問題就來了。
我們應該讀什麼樣的史呢？
曆史學家們當然希望人們去讀他們眼中的正史，而不要以訛傳訛那些非正史。但是，心理學家的曆史觀似乎卻有所不同。
首先，心理學家認為從來不存在絕對真實的曆史。
心理學家烏瑞克·奈塞爾在美國航天飛船“挑戰號”爆炸的那個早晨，詢問埃默裏大學的一組大學生，他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處於什麼樣的情形。所有被詢問的學生都寫下了清晰的記錄。大約三年後，他讓44個依然在校的學生再次回憶當時的情形。在這後寫的回憶錄中，沒有一份與當年寫的完全吻合，約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寫下的完全是錯誤的。
哈佛大學心理學係主任、著名記憶學專家丹尼爾·夏科特所著的《記憶的七宗罪》一書，則告訴我們健忘、分心、空白、錯認、暗示、偏頗、糾纏等七種背離真實狀況的現象普遍存在每一個人身上。
可見，記憶並不那麼靠譜，而曆史作為人類的集體記憶，在其記錄者的概括、刪減以及有意無意的扭曲的過程中自然也會出現無可避免的偏差。
所以，曆史必然不可能全然真實。如果一定堅持說，唯有讀正史才能使人明智，那就是泥古不化了。
其次，心理學家秉持“知方為有，信即為真”的特殊曆史觀。
人類不是上帝，不可能全知全覺。比如，在人類沒有發現細菌之前，人們並不知道有細菌的存在。所以，隻有被人們認知到的，才是“有”的，除此之外的事物，隻能歸結為“沒有”或“不存在”。
而那些有幸被歸為“有”或“存在”的事物，也隻有人們信了，才算是真的。這就是“信以為真，不信以為假”。
心理學上的安慰劑效應，說的是病人雖然獲得無效的治療，但卻因相信治療有效，而讓症狀得到舒緩的現象。比如，美國有位二戰老兵，經診斷，他疼痛了五年的膝蓋患有退行性關節炎。醫生對他施行了全身麻醉，然後在膝蓋的皮膚上切了一個口子，並沒有做真正的手術。但這位老兵事後卻覺得膝蓋完全好了，而且多年來第一次可以不依靠拐杖行走。即便醫生事後告訴他真相，他也絕不相信自己接受的隻是“安慰性診療”。
隻要信以為真，就會對人產生影響。隻有信以為真，才會對人產生影響。這一認知規律同樣也適用於曆史之於後人的作用。
在《三國演義》中，溫酒斬華雄是關羽的英雄壯舉，草船借箭是諸葛亮的神機妙算。試問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三國誌》中華雄是孫堅殺的，草船借箭是孫權所為呢？又有多少人願意相信這真實的曆史呢？
清王朝的奠基者努爾哈赤對《三國演義》深信不疑，從中學了周瑜的反間計，竟然真的害死了大明朝的護國長城袁崇煥。這起作用的顯然不是真實的曆史吧？
“穆桂英掛帥”、“十二寡婦征西”這些楊門女將的故事膾炙人口，流傳甚廣。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主角穆桂英壓根兒就不存在，甚至連穆桂英的丈夫楊宗保也是個子虛烏有的人物。盡管如此，卻並沒有影響到楊家將的故事激勵著無數男兒熱血沸騰，盡忠報國。
隋文帝楊堅在尚未奪得帝位之前，因為容貌出眾，有王者之相而遭到嗜殺成性的北周宣帝宇文贇的猜忌，麵臨性命之憂。堅信楊堅必成大業的術士來和，卻在受宇文贇指派為楊堅看相後，刻意回護楊堅，說他最多隻是大將軍之相，從而幫楊堅保住了性命。這不是“信則靈”，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