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年底以後6年，是馬克思關心各國革命運動、從事《資本論》創作的重要時期，連稿費幾乎也沒有了。他們一家先後住在倫敦貧窮的索荷區第恩街的64號和28號，都是低矮、陰暗、潮濕的“洞穴”。
錢，把政治流亡者的家困得幾乎趨於絕境。馬克思在這裏創辦的《新萊茵報·政治經濟學評論》期刊每期印刷2500份，因政治理論期刊很難發行。他經常為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寫文章，但每篇文章稿費很少超過20馬克。“美國佬”給“歐洲人”的稿酬低，馬克思也知道自己在受人剝削，但是除此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隻有這樣才能把他的思想傳播到美洲。憑著這點稿酬，全家人過著極低下的生活。
這一年，連這一點僅有的小溪流也被堵塞了。民主主義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出版家德納不再刊登“馬克思”的文章，而一直把馬克思的所有文章用他自己的名字發表。因為這個原因，馬克思的名字當時在美國很少有人知道，因此他幾乎不可能很快找到另外一家報紙發表他的文章。
馬克思對德納的行為非常憤慨，坐在書房裏幹著急，因錢的困惑，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來對付人家，也隻好作罷。
肝病開始折磨馬克思，燕妮的健康也受到損傷。這時，8歲的埃德爾在貧困中死去。1852年複活節的這一天，可憐的小弗蘭契斯卡得了嚴重的支氣管炎，孩子和死亡搏鬥了3天，失去生命的小屍體停放在後麵小房子裏。馬克思一家大小都隻好搬到前麵房間來，晚上睡在地板上，父母和3個僅存的孩子都為停放在鄰室的冰冷而蒼白的天使痛哭。一位法國流亡者友善而同情地給了兩英鎊，他們才付清了小棺材的錢。小女孩出世時沒有搖籃睡，而死後也好久得不到小棺材。馬克思和燕妮在5年內失去了第四個親骨肉。
這時，馬克思隻好給恩格斯寫信：“如果你心情好的話，請寫幾句話給我的妻子，她已完全失常了。想不到，這個不幸的孩子成為家庭生活困難的犧牲品。”
恩格斯除寫信和來看望安慰外，為了這一家人的生活，他隻好又到他討厭的父親的工廠裏去工作。他在曼徹斯特通過郵車給馬克思彙錢並送給他所需要的東西，信中還經常抱怨馬克思隱瞞自己的困難不向他明說。
麵對生活上的絕境，馬克思不得不向恩格斯坦白地承認：“我在圖書館的工作本來早就可以結束，但是，間斷太多，阻礙太大，而在家裏，由於一切總是處於緊急狀態，並且流不盡的眼淚使我整夜煩惱和生氣，自然幹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對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負擔都落在她的身上。實際上，她是對的，工作應該比婚姻更多產。盡管如此，你該記得，我生來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嚴厲，所以常常不夠冷靜。”
一段時間，馬克思連到英國博物館研究和查找資料也去不成了。他卻還風趣地說：“一星期以來，我已達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為外衣進了當鋪，我不能出門，因為不讓賒賬，我不能再吃肉。”他又說：“幾個星期以來，特別是最近兩個星期，我每天不得不奔走6小時找那倒黴的六個便士，為了能往牙齒上放點什麼……”
就連很少的稿費也斷流了。絕望的時候，恩格斯從曼徹斯特的回信中說：“這些美國佬簡直是非常可惡的家夥，看來，《論壇報》的先生們認為，他們已經把你像檸檬一樣擠幹，現在可以去擠另一個人……2月初我特寄給你五英鎊，往後你每月都可以收到這個數字……當然，你不要因為我答應每月寄五英鎊就在困難的時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寫信，因為隻要有可能，我一定照辦。”
馬克思把信中的這幾行念給燕妮聽，燕妮激動得流出了熱淚，她說：“他之所以幹這個不喜歡的職業，完全是為了能夠幫助你，他是多麼喜愛研究哲學和文學啊！”
馬克思也流出了熱淚，藏進濃密的胡須裏。他曾經最擔心燕妮，這個貴族家庭吃魚、吃肉、穿紅、戴綠的小姐，也同他一塊在艱難得如同乞丐般的生活裏拖過來了。要不是她，要不是恩格斯，還有琳蘅，他的一家早就得散夥，甚至餓死了。
這些年裏，倫敦的政治流亡者們不團結，窮困的生活更加劇他們的苦惱和怨恨。馬克思還要同流亡者中的蠱惑家、野心家和“大人物”們進行不倦的鬥爭。這些人對他中傷，馬克思毫不在意，隻有燕妮和琳蘅非常惱火。
各國反動政府對1848年—1849年所經曆的恐怖還心有餘悸，不遺餘力要消滅“禍根”，就是要消滅那些被他們稱做“頭目”和“鼓動家”的人。他們千方百計要促使英國把這些人驅逐出境，同時俄國沙皇、普魯士國王和路易·波拿巴派來倫敦的密探越來越多。這些家夥們很內行，他們不把蠱惑家放在心上，而是死死盯住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們。他們也不嫌棄英國告密者效勞。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給英國報紙寫信提出抗議，在一封刊登在《旁觀者》周報的信中，他們強調：“我們住宅的門前，還有些樣子極其可疑的人經常守望著，他們非常耐心地記下我們的所有訪問者的來往情況，我們每走一步都有他們在跟蹤。我們無論是坐公共馬車或進咖啡館，都至少會有一個這種不相識的朋友跟隨而來，我們不知道做這種愜意事情的先生們是否‘在禦前供職’，但是我們十分了解，他們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的和不怎麼受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