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穿軍裝的老一代作家進行個別分析之後，現在可以找出他們若幹共同的特征，為我們進一步探討準備了條件。
這些共同的特征是：
一、他們的出身經曆大致相同。除了個別的作家（如楊朔）
例外，絕大多數都來自農村。因為膠東是老革命根據地，所以其中的大部分又早早地穿上了軍裝，在部隊裏成長為作家。這個群體的大多數有著軍旅生涯，其中相當一部分經過戰場上血與火的洗禮。
他們生逢其時，成長在我國人民進行武裝鬥爭的年代，有幸可以投入如火如荼、艱苦卓絕的鬥爭。他們中年長一點的，經曆過抗日的烽火，用“地雷戰”和侵略者周旋過；又經曆過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和膠東的特產——還鄉團較量過，就是他們當中的“紅小鬼”，也趕上了戰爭的尾聲。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思想觀念全是戰爭化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觀念、反對封建壓迫、反對一切反動派的革命意識，哪裏是什麼“五四”精神所可比擬的？應該說已經完全化作了他們的血肉，他們跟這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已經共同著生命。
他們作為一個作家的一切，都首先跟這一點相聯係，因為他們在這一點上有著非常自覺的認識——我首先是個戰士；其次才是個作家。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登上文壇成為作家的時期，正是共和國新生，經曆著最好的陽光明媚的春天，極“左”路線遠沒有泛濫成災；政治氣氛相對比較寬鬆，創作領域也沒有那麼多的清規戒律。這也應該說是“時代的饋贈。”
二、他們有著幾乎共同的題材——革命鬥爭曆史，就是有一部分寫農村題材的，也是階級鬥爭的曆史（後來是路線鬥爭史）。裏首先是革命軍事文學。“膠東作家群”是我國軍事文學的一支勁旅，象峻青那樣的宣稱“我是革命軍事文學的誌願兵”，林林總總，可以編成一支“特別能戰鬥的隊伍”。
他們寫出了長長的一卷人民戰爭的編年史。發生在膠東大地的重大曆史事件，無論是抗日戰爭的，還是解放戰爭的，都得到了或深或淺的反映。不少作品從其宏偉與崇高曆史精神的弘揚來說，初步呈現出某種史詩性。
眾多的“寫打仗的”作品有著共同的主題：革命英雄主義的讚歌；愛國主義的旋律。作品中可能出現紛彩雜呈的現象，各種不同人物、不同性格，但概不例外地是宣揚無產階級的英雄。
表現他們的生死觀、公私觀、家國觀、榮辱觀。展現生長在膠東大地的無產階級戰士的精神風貌。
這樣的作品自然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忠實於生活的真實，保持著準確的曆史具體性。一般說來，以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為主要內容的作品，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達到了較完美的統一。經過了十年浩劫在內的幾十年時間篩選，這些作品相對來說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有持久的藝術生命力。比較而言，反映建國後社會主義現實生活的作品，由於不同程度地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其真實性往往要打折扣，因而“短命”。
眾多的反映英雄的膠東人民前仆後繼鬥爭的光輝篇章，無愧於時代，也無愧於膠東人民，成為教育後代的優秀教科書。
一代膠東作家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精神財富。
三、“崇高”成為共同的審美原則。既然膠東作家共同的主題是表現革命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那麼，與其相適應的審美原則必然是崇高的。
革命戰爭的事業是一種波瀾壯闊、宏偉崇高的事業，其總體氣質必然和“崇高”的審美範疇相對應。這是顯而易見的，不必多說。
古羅馬的哲學家郎吉努斯在他著名的《論崇高》中認為崇高不僅是被描寫的事物本身所表現出來的，更先決條件在於作家是否具有“莊嚴偉大的思想”。他說崇高是“偉大心靈的回聲”，這就是說，崇高感很重要的來源在於作家主觀的氣質和修養，這方麵完善了，才能使作品的整個結構“堂皇卓越”，產生“驚人的威力”和“迷人的魅力”。魯迅先生也說：“從血管裏噴出來的都是血，從噴泉裏噴出來的都是水。”要寫“崇高文”先得是“崇高人”。
膠東作家群從總體上來講，有著偉大的“人格力量”。舉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例子——誰人聽說過膠東老作家的風流韻事？不僅新聞媒介沒有，連街談巷議也沒有。膠東老作家可說是找不到一個低級趣味的人。
他們是戰士，是黨的忠誠戰士。在戰火中已經煉就了赤膽忠心，所以筆下才英雄生輝。他們寫出彪炳史冊的英雄，熱情謳歌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對他們崇高的精神世界進行禮讚，竭力表現為一種令人敬仰的崇高之美。他們要用這些英雄喚起讀者的審美愉悅，激動萬分地要向英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