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正是我大學的師兄，同在孔孟之鄉攻讀漢語言文學專業，都是由膠東半島來到魯南平原，老鄉之情很快把我們拉近，並為辦校刊《紅色教育家》又經常湊在一起，或研究稿件或切磋學阢文史政哲、中外古今，無所不談。雖然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但在師友親朋之間還有點“學術自由”的空氣。我當年對家正頗有敬佩之感，這不僅因為他高我二個年級，主要因為他思維敏捷，敢想敢說，堅持己見，很有點辯才，有時直率得可愛，有時膽大得驚人。大學畢業後，他回家鄉膠東工作，我到山東師大任教，雖然文革十年音信隔斷，然而大學階段建立起的友情卻難以忘卻，每當有學友從膠東來濟，我總要打聽家正的消息。曾為他一度“懷才不遇”有所不平，曾為他調進高校任教感到高興，曾為他創作獲獎感到自豪，曾為他學術研究孜孜不倦的追求所感動。對一個民族來說，曆史的曲折常常孕育著發展的種子；對一個學者來說，人生的挫折往往潛伏著騰飛的勢能。改革開放為家正施展才能提供了良機，十八般武藝他都嚐試過，雖然不能說樣樣都精，可件件皆通，特別他的通俗小說創作、作家作品研究在文壇學界引起人們的關注。今天他又完成了洋洋三十餘萬言的《膠東當代文學史略》，可以說這是他學術探索道路上的裏程碑，也是他多方麵展示武藝的重頭戲，值得祝賀和稱頌。
文學史研究在文學研究的總體格局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隻要承認文學的發展是個動態過程，而且又是有規律可循的，文學史研究就會越來越具有吸引力；況且文學史研究是一種帶有綜合性質的研究，那種“試圖將文學史與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隔離開來”，強調“文學理論不包括文學批評或文學史，文學批評中沒有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或者文學史缺乏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這些都是難以想象的”。既然文學史研究與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保持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又相互獨立的密切關係，那麼作為一個文學史研究者既需要具備較深的文學理論修養、較高的文學批評鑒賞能力，更需要掌握豐富的史料、學識以及公正的評判眼光。家正致力於文學史研究且在較短時間完成了“史略”，我認為他早已具備文學史研究的能力和條件。在我的印象中，他有博鑒的習慣，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隻要他感興趣的都要翻閱。特別中外文學史知識他有係統化的閱讀儲備。這不隻是充實了他的知識結構，也增強了他深厚的曆史感；他的社科理論基礎堅實而係統，對中外文藝理論思潮有較濃的興趣，並能在文學研究中具體運用，顯示出較強的理論思維能力和獨立思考的學術品格；他的文學批評富有才氣和靈氣，藝術感覺相當敏銳，注重作品的美學風格和藝術品味，評得活潑靈動，沒有那種沉悶的學究氣；此外，他研究膠東文學史還有兩個得天獨厚的條件：
一是本人是作家，小說、戲劇、散文、報告文學等都有佳品問世，既懂得創作的奧妙和甘苦，又曉得當代文學演進的脈絡，既具有豐富的創作實踐經驗，又具有從經驗世界升華到形而上境界的思辯能力；二是他是膠東作家群的一個新兵，既受到老一代作家的栽培和滋補；又深受老一代作家優良傳統的影響和熏陶，既了解同代作家的創作底細；又熟悉他們的文學追求和創作格調，既熱愛膠東的山山水水；又深曉膠東的文化風情，並以“戀鄉情結”把自己與膠東光榮的過去、輝煌的現在、燦爛的未來聯係在一起。這一切，為家正從事膠東文學史研究並獲得豐碩成果提供了有力的保證和優厚條件。
家正把“膠東文學”作為特定範圍納入“文學史”格局進行“史”的研究，這應算是具有開創意義的拓荒工程，是對地域文學史研究所作的獨特貢獻。“膠東文學”這個稱呼在文壇上並不陌生，對膠東作家作品進行評論和研究的著作和論文也見過些，但從“史”的角度對“膠東文學”予以整體的獨立的研究卻是罕見的。因而“史略”填補學術研究空白地帶的意義是不容抹煞的。地方性的文學史我也讀過幾本，寫出特色寫出深度者少，一般化的較多。“膠東文學”作為一種文學現象研究是可以的，能否作為“地方文學史”加以綜合係統考察我曾懷疑過，粗讀“史略”後不隻消除了我的疑慮，而且堅信“膠東文學”能寫成頗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學史。翻開現有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幾乎難以尋到膠東的著名作家或有名作品，但“五四”文學革命後，有聲譽的現當代作家便逐步出現了。較早登上“五四”新文壇的是新潮社的楊振聲，他是蓬萊人，至少為現代文學的開創起過一定的先鋒作用；到了抗戰時期，膠東民主根據地建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鄉的照耀下，膠東地區的革命文藝創作和群眾性的文娛活動開展得相當紅火，形成了與延安解放區文藝運動遙相呼應的膠東解放區文藝運動，湧現出一些有名的劇作家和文學劇本；解放後“膠東文學”創作一度繁榮過，在全國描寫軍事題材的有影響的作家作品中也能找到膠東作家反映膠東革命戰鬥生活的佳作；特別曆史推進到新時期，“膠東文學”有了長足的發展，老中青三代作家為“膠東文學”共創輝煌，既顯示出“膠東作家”的群體優勢，又表現了“膠東作家”在各自的藝術追求中含有一種相近似的“共有的特色”，既惟有“膠東文學”才有的地方色彩。“膠東文學”之所以有著濃鬱的地方特色，考其原因不外是：從創作隊伍構成來看，大多數作家是沐浴著膠東半島山光海風成長起來的，其中不少作家又在本鄉本土從事文學創作，這便於相互接觸、聯絡感情、促進交流、彼此影響，以鄉情為紐帶結成友誼；從文化心理來看，地域性的膠東文化傳統和文化氛圍不斷地積澱不斷地熏陶，容易形成相似相同的文化心態和語言習慣，這是膠東地區作家具有超同藝術追求的深層文化基因；從審美取向來看，同一地區的作家彼此之間有可能形成師承關係，或一代傳授一代，或同代之間爭相學習模仿，特別是相近相同的審美心理和藝術追求能使他們在選擇題材、人物塑造、審美形式和藝術風格上具有某些趨同性，膠東作家群也深受這一規律製約。這些緣由必定導致“膠東文學”的“共有的特色”。由於“膠東當代文學”有個形成發展的過程，並在特定的時代氛圍和文化語境下凝成一些“共有的特色”，既有創作力量雄厚的作家群體，又有成就卓著的個性色彩鮮明的代表性作家，因而把“膠東文學”作為一個自我係統的地域性文學進行研究，不僅具有開拓意義，也具有史學價值。
文學研究領域中每一項意義的理論探索，最終都將落實在文學史研究中。家正對“膠東文學”的研究始於作家作品評論，曾與許臨星合著《峻青創作論稿》。通過文學評論既獲得大量感性的文學史料、切實的審美感受和審美判斷，又獲得新的理論視野和帶規律性的思想觀點。正是在此基礎上他萌發了撰寫膠東地域文學史的想法，雖然也聽到一些“奇談怪論”，但並沒有影響他“綜合治理”膠東文學的勇氣。通過艱苦的探索、刻苦的閱讀和精心的搜求，以新的理論透視已占有的豐富文學資料，從而獲得了“史識”，對“膠東文學”形成了整體看法，使資料的實證性與思維的超越性得到較好的融合。“史識”就是思維的超越性，文學史如果缺乏“史識”那就意味著失掉了靈魂，充其量不過是文學資料的彙編，所以治史者從來重視“史識”。章學誠曾言：“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正如食桑葉而不能抽絲”，因而他主張“學貴識也”。黑格爾也說過：“二個偉大的精神能創造偉大的經驗，能夠在紛然雜陳的現象中間見到有決定意義的東西”。都是強調見識的重要性，對於一部文學史的學術價值往往也取決於其是否具有“史識”。家正對“膠東文學”的研究，不僅重視資料的實證性與思維的超越性，獲得二美有思想價值的“史識”，並在“史識”的規範下建構起“膠東當代文學史略”的理論框架，即運用理性思維方法從最高層次上駕馭全局。文學史的框架千姿百態，並沒有固定格式或現成的圖式，它是研究主體的一種能動性和創造性的表現。“史略”是以作家論為單位以時間為縱向貫穿線索分成“上篇”與“下篇”兩大板塊，既展示出“史”的過程又展示出多彩的藝術風貌。這種框架不一定是“史”的最佳體例，也不是新穎獨到的圖式，但卻是在研究者明確的理論思維指導下形成的體現其意圖的結構，即通過這一框架在特定的曆史範疇內來顯示膠東文學的輝煌的創作實績以及萬紫千紅的藝術風姿，從而表明“文學史就是創作史”這樣的文學史觀。特別是從“膠東文學”本無“史”的角度來看，這種框架不僅使“膠東文學”有“史”的物化形態，而且它的開創性的拓荒意義更值得人們重視。
“史略”選取“描述”作為特有的陳述方式也是應該稱道的。文學史研究或文學評論中的陳述，它不同於科學的陳述，乃是一種帶有直覺性的感悟性的審美心理投射，描述則是對文學作品一種經驗和體驗的複製，它既是理解與判斷的基礎，它本身也包含著理解和判斷。羅蘭·巴爾特說：“理解一部敘事作品，不僅僅是弄懂故事的展開，也是辨別故事的‘層次’，把敘述‘戰線’的橫向連接投到一根垂直的暗軸上”。這是指的文學研究的描述層次。我們將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納人視野，常常感到它的模糊性、整體性難以切割分解，難以找出分析的語言，難以歸人理論上加以界定，這時我們隻能借助於描述；因為描述是一種對“客觀印象”的領悟，“對於藝術的談論就屬於對事物印象中的談論，藝術談論的邏輯就是表現性描繪的邏輯”；也就是說，文學評論或文學史研究的邏輯可視為描述的邏輯。“史略”對膠東文學史的研究是以重要作家的主導審美取向或創作傾向作為研究對象。首先要對大量文學作品進行評論，然後從中尋繹帶有規律性的典型文學現象或帶有相似特色的審美風格。這種研究思路，選取描述作為重要的陳述方式是較為適宜的，這表明研究者不是抽象枯燥的說教而是絕妙的導遊者。由於文學作品具有伴隨著美感的形象的特征，對其進行描述不僅僅是內容的簡單複述，也不可能是舍棄形象的抽象邏輯推理，它必須以粘附著直覺思維的語符係統再現文學作品的真實內容，以保持原作的審美特征和藝術生命這樣的文學研究者才有可能成為讀者接受原著的導遊者。我國傳統的文學評論中的描述表現了批評家的理論智慧又表現了批評家的藝術造詣。劉躲在《文心雕龍》的《辨騷》中是這樣描述屈原賦的藝術：“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威；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寥寥數言，在“敘”中寓“評”，情理兼備，描述之至境也。商檢“史略”不乏精標的描述，既有微觀式的描述，顯示出文學作品的一切濃淡色度和人物形象靈魂中的一切隱秘變化；又有宏觀式的描述，這是一種鳥瞰，一個鏡頭或幾筆彩繪就把原作的精神與藝術麵貌或某一作家的創作風格概括出來。不論那種描述，都不是單純直觀性產物，實際上是已存在主客觀經驗的總結，滲透著理性，與“史略”交融在一起。
“史略”作為對“膠東文學”進行係統研究的第一部史著，我承認它並未達到盡善盡美的史學境界，但我對它不做這種毫無實事求是之意的苛求，而是充分肯定研究者這種勇於探索大膽嚐試的精神；它本身的學術價值固然重要，但它的開拓意義更重要。我相信家正同誌將來會奉獻一部比“史略”更係統更完整更有深度力度的全景式的“膠東文學史”！
寫於1995年春節
1983年在哈爾濱紀念蕭軍創作生涯五十周年的時候，我有幸跟前輩學者薑椿芳坐在了一起。他得知我想對膠東的作家做些研究，便鼓勵我說，地方文學史的研究正方興未艾，這個治學方向是可取的。如今，十幾個年頭過去了，我自己的研究成績寥寥，也許囿於視野的緣故吧，我所見到的地方文學史也僅隻有內蒙古自治區的二部，再就是散見的地方文學史資料。地方文學史該是何種模樣不得而知。象《山東當代作家評傳鄉？還是象《山東解放區文學概觀》？抑或可以另辟蹊徑，再造一種模樣？
還是頗費思索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