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殖民地時期的依附，獨立時期的民主抗爭，直至目前的區域性合作，墨美關係隨著兩國外交政策的改變而不斷發生變化。冷戰後，隨著墨、美兩國幾屆總統的更替，雙邊之間的關係也因合作和發展的需要，不斷得到改善。福克斯執政後，墨美之間的關係得到了較大的改善，但在貿易、移民、掃毒、媒體和環境等問題上，墨美之間依然存在不少矛盾和衝突，而這些矛盾和衝突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墨西哥選擇了與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通過區域一體化合作的方式來推進貿易自由化進程。這種模式以其南北合作的特點在眾多的區域一體化組織中獨具特色，備受關注。本書在梳理、界定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基本內涵的基礎上，綜合分析冷戰後墨美之間在移民、環境、媒體三方麵存在問題的必然性和現實性，解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墨美關係的影響，從移民、環境、媒體三個方麵來探究墨美關係的發展趨勢。同時也進一步對美國與拉美國家之間的關係作出客觀的分析。
本書詳細分析了冷戰後移民、環境、媒體三方麵問題對墨美關係的影響。第一章通過對移民、環境、媒體概念的界定以及以上三方麵問題的闡述，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分析了墨美關係的演變與發展，並探討NAFTA的生效對墨美關係中移民、環境問題的影響。冷戰後，墨美關係中的移民、環境、媒體問題是影響墨美關係的三個重要問題。在第二章移民問題上，墨西哥移民階層的社會構成及其狀況特征、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及墨西哥移民政策的調整，均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麵對墨美關係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本書在墨美移民問題解決的必要性上作了重點闡述，並分析了移民問題解決的發展趨勢。在第三章環境問題上，通過對墨西哥的環境現狀以及墨美間環境問題的討論，揭示出墨美在環保合作中環境意識所發生的變革，並在環境問題解決上，探討了墨美進行的初步嚐試，進而展望墨美間環境問題解決的前景。在第四章媒體發展問題上，把媒體發展與國際關係理論的解構、社會學和曆史研究結合起來，通過分析媒體跨區域、跨媒體發展的趨勢和變化，挖掘媒體發展的本質，從而提出分析墨美媒體聯合發展要區別於單一行業分析，要將跨區域、跨媒體聯合發展與雙邊關係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性的分析，把對全球化背景下媒體發展的研究提高到國際關係的高度，從而得出聯合發展跨地域、跨媒體傳媒集團的現實性與可行性。另外，第五章在分析冷戰後墨西哥的發展狀況與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基礎上，指出墨美間的邊界合作與客戶工業還存在著很多的爭論。第六章分析在NAFTA背景下，墨美自由貿易進程的加快，同時也帶來了墨美移民和環境的矛盾。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生效既帶來了墨西哥的政治改革和墨美更加緊密的雙邊合作，也促使美國貿易地區主義背景下的墨美關係逐漸形成。隻有把政治和經濟兩方麵因素結合起來，才能客觀地分析墨美關係的現狀與未來發展方向。
對冷戰後墨美間移民、環境、媒體問題的研究極富挑戰性和現實意義。通過分析墨美關係發展的曆史與現實原因、美國倡導區域合作的本質和墨西哥的實力局限，有助於在一個更寬的視角和更深的層次上對墨美關係進行認識和理解。麵臨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美國的戰略已轉向更多地從振興自身發展的角度來處理美拉，特別是美墨關係，從而確保美國在美洲大陸的影響，鞏固它在區域內競爭中的地位。而以墨西哥為代表的多數拉美國家政府也調整了對外政策，采取主動方式，積極改善同美國的關係，以便有效解決共同存在的移民、環境、媒體、貿易、掃毒等重大問題。目前，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正在對墨美關係中的上述問題進行前瞻性和戰略性的研究，從而吸取經驗和教訓。
本書第五、第六章的全部數據分析均由北京科技大學信息工程學院自動化係李曉理教授承擔，得到了李曉理教授在控製科學與工程專業技術上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另外，全書得到了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編輯陽金州老師十分全麵的編審，在此一並表示誠摯的謝意。由於時間倉促，作者知識積累有限，書中難免有錯誤和不妥之處，敬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導論
一、研究的緣起及理論和實踐意義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激烈變化，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蘇為首的兩極格局已經終結，世界正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世界格局的變化對拉美國家間的關係和拉美各國的對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唯一的一個地處北美的拉美國家——墨西哥，和美國有三千多公裏的共同邊界，雙邊關係中涉及問題之多、彼此卷入對方事務之深，在當今世界各國關係中是少有的。在向新格局過渡的曆史轉折時期，拉美國家為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其對外關係和政策，拉美多數國家積極改善同美國的關係，美國的鄰居墨西哥當然也不例外。當前的墨美關係總的來講是不錯的，但在一些問題上還存在矛盾和摩擦。尤其在移民、環境、媒體發展問題上，墨美間既有合作，又有矛盾。目前，從美國參議院通過的移民改革修改法案（有待眾議院批準）來看，美國在移民問題上作了一些讓步，福克斯總統對此感到比較滿意。墨政府（Zedillo, Fox）對美國的移民政策既有肯定和讚揚，又有批評。墨美關係史是一部以大欺小、以強淩弱、以富壓貧的曆史。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除法國入侵墨西哥、美國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有過短暫的合作以外，墨美兩國基本上處於矛盾和摩擦的狀態。從19世紀上半葉美國的“西進政策”、30年代後期的“睦鄰政策”、“二戰”期間的合作到卡特政府時期的“建設性的外交”，美國和墨西哥學術界，就墨美關係問題不斷展開辯論，有學者定義兩國關係為“相互依賴”理論，也有人將其稱之謂“不聲不響的一體化”，美國學術界和官方均接受了這種理論。墨西哥為了發展經濟，需要資本和技術、需要擴大貿易市場，而美國有剩餘資本可供輸出、有重型機械和先進技術可供出口；反過來美國需要可靠的能源供應、需要能源和輕工產品、需要較多的移民勞動力、需要有利的對外投資場所，墨西哥恰恰可以提供這一切。
美國企業界、金融界、跨國公司強烈要求同墨西哥保持友好關係，並建議政府在移民、環境、媒體、貿易和能源等問題上采取靈活政策。而兩國地理上的臨近，又為資本、產品和人員的交流提供了方便條件，所以說墨美兩國是天然“相互依賴”的夥伴。然而墨西哥學者和政界人士卻不同意“過去墨美關係的消極方麵可以忘卻，兩國已進入‘相互依賴’的時代”的理論。他們認為美國之所以提出此論斷，目的是想以犧牲墨西哥的主權和經濟獨立來獲得更多的能源，所謂“相互依賴”隻不過是“新帝國主義”的一種遁詞。種種爭論符合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對相互依存的定義，即“國際社會中不同角色之間互動的影響和製約關係，這種互動的影響和製約關係可以是對稱的或不對稱的，其程度取決於角色對外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大小”。目前學術界最為關注、爭論最為激烈的是墨美關係的移民、環境、媒體、貿易、掃毒四個問題。由於墨美基本立場和理論資源上的根本分歧，除在對墨美間總體的發展趨勢上有一定共識外，兩國政界及學術界在絕大多數理論領域仍然各執己見，相持不下。鑒於對貿易方麵經濟領域已有頗多探討，在本書重點通過移民研究中的推拉理論、引力模型理論、經濟觀點的移民理論以及環境研究中的環境保護目的的傳統解釋論、“環境權”論、“世代間的利益平衡”論、“自然物的權利”論對墨美關係的移民、環境問題進行深入地分析。事實上，早在裏根政府時期美國就在這幾個問題上采取過一些措施，同時，墨西哥德拉馬德裏政府發起的社會經濟改革也對墨美之間的這幾個問題的解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冷戰後，墨西哥積極謀求在政治和經濟上加強同其他拉美國家的合作，共同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這反映了墨西哥同拉美國家在政治、經濟上進一步團結發展的趨勢。總的來說，冷戰後從對移民、環境、媒體發展問題雙方解決的態度看，墨美關係依然處於波動狀態。但是，墨美兩國出於對各自長遠的政治、經濟利益考慮，都將謹慎對待雙邊問題。
麵臨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美國為建立其在美洲的操控地位，鞏固其在經濟全球化體係下競爭的絕對優勢，更多地從利於自身發展的前提出發，來解決墨美關係中存在的問題。而以墨西哥為代表的多數拉美國家政府也調整了對外政策，采取主動步驟積極改善同美國的關係，以便共同解決拉美的一些諸如移民、環境這樣的重大問題。因此，墨西哥等拉美國家自身需要對美拉之間相互依存和互相合作的趨勢進行深刻研究，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應該進行前瞻性、戰略性的研究，以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
冷戰後，墨美間移民、環境、媒體問題的研究涉及到一係列國際關係理論，具有許多現實意義。因此，研究墨美關係形成和發展的曆史與現實原因，分析其本質和內在局限，客觀認識墨美雙邊關係，對第三世界國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改革和發展起到很大的啟發和借鑒作用。此外，本書的研究從一個更寬的視角認識和理解相互依存論與民主化理論對墨美兩國關係的影響；民主化進程與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關係；合作論與體係論體現在墨美關係中的效果與風險；文明衝突論在移民問題上的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與環境和媒體的關係等問題。
總之，通過對上述問題的係統研究和思考，希望能夠彌補我國在這一領域研究中的一些缺憾。一方麵為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努力抑製和消除影響國家發展的消極因素；另一方麵，通過總結墨美關係發展的經驗教訓，為中國深化改革、拓寬國際發展空間提供廣泛的實踐經驗。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美拉關係的研究，是國際關係問題的一個受到長期關注的領域，冷戰結束以來，有大量關於墨美關係的總體分析和國別研究的著作和論文發表。根據研究的問題領域、理論基礎的不同，當前的墨美關係研究可以概括為兩種立場、四種理論。
所謂兩種立場，一為反映國際強權國家和壟斷擴張利益的相互依存論立場；與之相對立，另外一種則是反映拉美國家根本利益的民族主義立場。持相互依存論立場的學者，以美國以及西方學者為主，代表人物如理查德·庫珀、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等。後者則集中於拉美國家，代表人物如加雷頓·梅裏諾、R.P.吉馬良斯等。
基於兩種不同的基本立場，可以用四種發展理論來對墨美關係進行研究：相互依存論、文明衝突論、地緣經濟學、民主化理論。首先，相互依存被視為“現代國際體係的根本特征”，相互依存理論則被推崇為國際關係的重要原則。尤其當今在歐洲及美國等國際強權國家強調國家間的相互易摧性和敏感性；國家所麵臨的許多問題趨於全球化，即類似能源、人口、環境、糧食、裁軍、發展等問題已成為“全球性問題”，單靠個別國家的努力已無法解決。高級政治（指國家利益、國家安全、軍事戰略等）逐步向“低級政治”（指經濟發展、人口與糧食問題、社會福利等）過渡，各國再也不能閉關鎖國，越來越多的國家實行對外開放，開放與合作占據國際關係的主導地位。隨著合作形式的發展，國際合作的趨勢逐步超過國際衝突的趨勢，武力在解決國際爭端上的作用日益減弱，談判逐步取代冷戰，軍事逐步取代遏製；研究對象從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轉向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以及跨國組織，主張在國際體係中以平等關係取代不平等機製；相互依存的趨勢將對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起溶解作用，推動全人類利益的形成，最終將成為通向未來沒有國界的世界國家的“中途站”。其次，亨廷頓認為“在冷戰後時代的新世界中，衝突的基本原則將不再首先是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於不同文化和集團之間。文明將主宰全球政治”。他將文明確認為六種（印度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日本文明、東正教文明、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和兩種可能的候選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並指出文明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以文明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戰爭最可靠的保障。第三，生態經濟學為地緣經濟學的出現準備了條件，地緣經濟學是生態經濟學的發展。冷戰結束帶來了“安全”概念內涵的擴大。生態經濟學家認為，冷戰時期使發展成為國際關係中突出和活躍的主題，與發展有密切關係的環境問題和經濟因素自然地在更深層次上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有政治的和軍事的，更包括經濟的和生態的。以維護全球生態安全、保護環境為核心的安全體製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內容。第四，80年代中期，民主的過渡也產生了對民主未來的新一波樂觀主義。極權主義，可以相當準確地用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的話說“已被看做是一個大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