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因
周梅森君將他近三年所寫的四部中篇小說結集印行，自謙為習作。這或許是他從事較有份量的文學創作的第一步，然而是堅實的一步。
弱水三千，人大抵隻能取一瓢飲。人間如此廣大，世態又如此紛紜，文學者何能將自己的視野遍於一切，但卻必須有自己獨異、明澈的廣角鏡。作者生於煤礦之鄉，少年半工半讀時，即入地層采掘，以至於成長。煤鄉生活的熏陶浸潤，使他得以熟知周遭各色人等和諸種世相，而又敏於感應，善於體察，勤於深思，所獲漸豐，進入文學，也才能有堅實的基礎。
這正是他的作品所顯示的。本集中的兩篇：《沉淪的土地》和《莊嚴的毀滅》，所寫是早年的事情，非作者所親曆，而是他閱曆人間，身經自己年代的動蕩坎坷之後，探尋生活脈絡，沉思曆史底蘊的結果。曆史的描繪，和他在生活中所感受，所呼吸，所沉浸者不可分。因此，其中人物的肺腑肝膽，各種社會力量的交錯拚搏，才不是憑空的設想，而分明呈現著活生生的血和肉，為讀者展示了過去所少見的煤鄉真實的曆史圖畫。讀者可以從這大地的一角，見到生活的長河怎樣怒濤洶湧，血淚滔滔而又氣勢浩浩地前行。這顯示了作者的文學現實主義已非輕淺的功力。
將速寫的材料拉成小說，或將短篇的材料拉成鴻文，現在已經時有所見了，據說這是文學家才華之所在。讀者不敏，卻也不敢苟同。周君不屑於為此，而是力求將獲得的材料加以濃煉，這種藝術的誌趣和追求，是可貴的，而且確也可以看出他有熔裁的本領。
生活的積累，曆史的探求，在文學中自然都應鑄入人物的雕塑。這雕塑又必須自然而傳神，並力透其靈魂的深層次。梅森君顯然為此而付出了辛勤。隻準從各類人物在教科書上的定義出發，依據若幹概念，以“淨化”之法，剪貼出如人體標本一樣的“人物”，是過去多年中文學的不幸。紙糊的角色隻能使文學失去自己。本集中出現的許多人物，其社會意義和藝術成就固然不盡相同，並且也有明顯的弱筆和敗筆，然而卻各有獨特的音容笑貌和生活的涵義。這獨特之處，又並非出自瑣屑的個人欲望或偶然的外在表象，而是曆史、生活之流所形成，所凝聚的。因而，這獨特的人物在他同各種社會關係的紐結、頡頏、搏鬥或協調中，就顯示出生活的錯綜複雜、千變萬化的矛盾和曆史前進的步伐。作品中出現的各個剝削者和勞動者的麵貌迥異，他們脈管中各自流動著本階級色彩分明的血液，然而又有各自相異的生活邏輯和人生境界。即如對於煤礦工人的描寫，作者就完全超越了那種空泛的“工人階級力量大”和工人應具某幾點特色的觀念圖解，而致力於探索早先破產的農民和小生產者成為窯工以後，怎樣牢牢地被縛於原有的狹隘觀念和落後習慣，並因此而一時不能成為自覺的、獨立的社會力量；隻有在血和火的嚴酷的鍛煉和教訓中，才能擺脫過去，有所成長，才能頂天立地。就在寫解放後煤礦一段曆史的《荒郊的憑吊》中，這種進程還在延續，並且仍很深刻。這是在別的作品中不常見，而卻是頗能啟迪於讀者的。
通常所說文學對於曆史的概括和對於生活的剖析，都出發並歸結於人物的塑造，無此則一切難有依托。雖然近年來有種種議論，對此持輕忽或排斥態度，據說乃是一種時代的創新。其實這不過是不求甚解或者貪圖省事者的主張，似為識者所不取。倘被目為陳腐，那末，且看實踐的驗證罷。
文學者的眼界和境界，或高山極目，或穀底窺天，往往很不栩同。一己的悲歡，身邊的瑣事，固然也可寫入作品，倘能越出窄小的視角，也可能是有價值的藝術品；然而也常見囿於褊狹的境界而一時不能自拔的。初執筆的年輕的作者，有時不免如此。例如，狂熱受騙，家庭橫禍，插隊艱辛，情場變故，升學就業之難，世態炎涼之歎，其中固然也有較為深厚的作品，但是不少卻隻是一己身世的申訴，境界不出自身的否泰順逆，有時仿佛天下傷痛，萃於一身，悲哀之至，而民間疾苦，社會前途，民族命運，仿佛和自己不大相關，因而也無暇涉及了。這樣，在文學上恐怕也難卓有所成。這集子中的作品則有別一樣境界。作者放眼於萬家憂樂，矚目於生活行程，眼界既寬，心胸亦廣，這就使作品有某種曆史的深度，遠非單純的自我的抒發可比。作者似乎也不屑於以纏綿不休的卿卿我我之類，來裝點自己的作品，以娛讀者的目睛，邀取輕易的讚賞。在當今某些輕飄飄、軟綿綿的作品之前，周君的小說自有其獨具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