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由來
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的一種重要形式。這項工作是在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周恩來的親自倡導下開展起來的。
1959年4月29日，周恩來在招待60歲以上全國政協委員茶話會上指出，戊戌以來是中國社會變更極大的時期，有關這個時期的曆史資料要從各個方麵記載下來。他希望過了60歲的委員都能“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留給後代”，作為對社會的貢獻，並指示政協全國委員會成立工作組時，其中要有收集曆史資料組。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政協全國委員會於1959年7月20日成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年4月改稱文史資料委員會），由範文瀾擔任主任委員，由李根源、王世英、楊東薄、申伯純、顧頡剛擔任副主任委員，委員由王伯祥、王家楨、劉大年、葉景莘、鄧哲熙等40人組成。隨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協也相繼成立了文史資料工作機構。
政協委員和各方麵的有關人士，響應周恩來的號召，積極撰寫文史資料，到1959年年底，送交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史料稿件已逾200萬字，其中有不少極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在這個基礎上，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決定編印《文史資料選輯》，陸續出版。
人民政協的文史資料工作具有鮮明的政協特色和統戰特色，按照曆屆全國政協主席的指示和要求，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獨特作用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存史、資政、團結、育人，其特點就是“三親”（親曆、親見、親聞）。
隨著曆屆全國政協主席對文史資料工作的不斷重視，如今，文史資料工作早已成為人民政協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後起之秀”說的誰？
日常生活中，我們多用後起之秀來誇讚後來出現的或新成長起來的優秀人物，然而，誰是第一個被讚為“後起之秀”的人呢？
據《晉書·王忱傳》，東晉大臣王忱（？-392）少年時就顯露出才氣。其舅舅範寧（約339-約401）是著名經學家，對王忱很器重，有著名文士拜訪，他總讓王忱到場接待。有一次，王忱去看望舅舅，遇到比他早出名的張玄。張玄很想與王忱談談，但因自己比王忱要大，就等著王忱先打招呼。不料王忱一言不發，張玄隻得怏怏離去。
事後範寧責備王忱，王忱卻說：“他要是真心想和我來往，完全可先找我談。”範寧聽了這話，反讚外甥：“卿風流逸望，真後來之秀。”王忱又回應說：“沒有你這樣的舅舅，哪有我這樣的外甥。”後來範寧便告訴張玄，張玄就親身去拜訪王忱，行賓主之禮，毫不因在範寧家之事而尷尬。
而“後來之秀”也慢慢演變為“後起之秀”，表示新成長起來的優秀人物。（文/徐娜）
“門神”到底有多少
“門神”原本是一種美術作品，貼在大門上辟邪正宅，這種風俗在我國源遠流長。
周代的“五祀”，即祭祀門、戶、井、灶、土地，是周天子及各諸侯的隆重典儀。祭門是在農曆九月舉行，正是收獲的黃金季節，百官皆參與這個活動，因為秋收了，準備收藏過冬，必請門神來守護，而民間亦然。《禮記·祭法》載，天子立“五祀”，大夫立“二祀”，適士（即上士）“二祀”，庶人（老百姓）隻“一祀”，其中都包括祀門。
但當時的門神，沒有具體所指，也沒有其神像。直到漢代以後，門神才有了姓名，即古代的勇士成慶。西漢廣川王劉去生病時，便要畫工在殿門上畫短衣大褲、手執長劍的成慶像用來驅鬼（清·俞曲園《茶香室續鈔》）。後來也有人畫刺殺秦王的荊軻像。但能廣為人所接受的門神，當屬神荼、鬱壘二神，南朝梁人宗檁的《荊楚歲時記》雲：“歲旦，繪二神貼戶左右：左神荼、右鬱壘，俗謂之門神。”
漢代王充《論衡·訂鬼》引《山海經》：“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裏，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 ，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善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這兩位神仙是專管鬼怪的，故人們把他們的形象貼在門上，作為驅鬼辟邪的門神。
到了唐代，又多了兩位門神，即秦叔寶、尉遲恭。“唐太宗不豫。寢外拋磚弄瓦，鬼魅呼號，唐太宗以告群臣。秦叔寶出班奏曰‘願同尉遲恭戎裝立門外以伺。’太宗準奏，夜果無警。”
宋代的門神像，除了神荼、鬱壘和秦叔寶、尉遲恭之外，還有仿照佛寺裏四大天王的塑像，畫而貼在門上。南宋紹定年間，宋理宗印發的門神像，變成了鍾馗。
明清時的門神，就更多了，有關羽、張飛、趙雲、馬超、趙公明、燃燈道人等等。除了這些威猛的武門神之外，還有文門神，穿朝服，戴烏紗帽，稱為“五福臨門”或者“納福迎祥”。 （文/王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