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淑麗
《花間集》是後蜀趙崇祚編的一部詞集，成書於後蜀廣政三年（940）﹐收錄晚唐五代時期十八位詞人的詞共五百首。這十八位詞人是：溫庭筠、韋莊、皇甫鬆、和凝、薛昭蘊、牛嶠、張泌、毛文錫、顧夐、牛希濟、歐陽炯、孫光憲、魏承班、鹿虔扆、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
這本集子中，絕大多數詞是用於抒寫離愁別恨與相思閨情的。由於和女子有關，又由於這些女子的身份大多數是錦衣麗飾的歌女，正如歐陽炯序中所言，是“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是詞人用以贈答歌女，並將其付諸管弦的，所以取名曰“花間集”。
曆來，談及花間，人們習用“男子而作閨音”一語，這樣的認知和評價，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說“男子而作閨音”，那麼中國古代的詩歌，從《詩經》《楚辭》，到漢樂府、《古詩十九首》，再到建安詩歌、吳聲西曲、齊梁體詩歌、《玉台新詠》，甚至唐詩，哪種的類似題材能脫此範圍？問題是，雖然都是男子而作閨音，但作出的“閨音”，卻大不相同。所以，不能僅以此來作為花間詞內容特色的一大成因。
花間詞的意義，在於其確立並固定了詞的基本要素。曆來說到詩與詞的特色與分界，都會說詞“別是一家”，或者說“詩莊詞媚”。詩大詞小，詩莊詞媚，都在極力地捕捉詞不同於詩的特點。詞之媚，詞之小，詞之別是一家，對於《花間集》而言，到底體現在哪裏？
首先，直麵並真誠歌詠男女之情。這本是一個古老主題，但在詞之前，無論哪種體裁中對於男女之情的歌詠，都不如詞之普遍、直率、大膽。屈原筆下之女性，被冠以美人香草之喻；漢賦中之女性，被作為勸百諷一的工具；即使偶有陶淵明《閑情賦》中對女性親昵之情的描寫，也作為公案，或被否定，或被穿鑿，就是不肯承認那是一種對女子感情的真實流露。而《詩經》、漢樂府、《古詩十九首》中的女性，則承載了太多現實與倫理的色彩，更適於作為溫柔敦厚的典範被學習與摹寫。在《花間集》中，女子的情感，女子的心理，以及男女之間的相思愁苦，被作為其本身的存在，真摯動人地抒寫下來。花間詞之所以如今讀來仍令人感動，仍有不衰的迷人的無以替代的魅力，就是由於當時寫作者心中的真實坦蕩，他們把對繡幌佳人的真實喜愛和情感，沒有偽飾、不避嫌疑地抒寫了出來。花間詞人對於女性的態度，決定了他們筆下的女子能夠最大限度地存留了她們本真的情態，她們本真的美好，以及曆來容易被人所忽視的或沒有在筆下發現的可愛的屬於女性的細節與嬌嗔。女子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時間，但似乎僅在《花間集》中，才首次被真正地發現，並被接近於本真地記錄下來。
其次，描繪相思女子的各種美的情態。《花間集》中的女子，其潛在前提是相思與閨愁。詞人往往通過不同情景，以白描、烘托等手法，創造出女子精雅的情態，典型的如溫庭筠《菩薩蠻》十四首、《更漏子》六首等。但是，《花間集》中的女子，並不是被作為物質的供觀賞的他者存在的，花間詞人寫得更為動人的，往往是那些處於戀愛與相思中女子流動的心理與動態之美，這種美，有時體現於她們在男子麵前自然湧現的嬌羞女兒態。著名的如韋莊的兩首《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麵，含羞半斂眉。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卻天邊月，沒人知。”“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麵，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上一首男女別離時女子的情不自已但又含羞含愁的情態，下一首夢中相遇女子的喜悅與害羞、臉紅與眉蹙、欲別又不舍的情態，十分感人。這些，都是通過詞人的眼睛看到的，通過詞人的感覺感受到的，通過詞人細膩的心曲表達出來的，字字句句，無不帶著詞人的情感。像這樣的描寫，《花間集》中為數不少。其實，詞人是被青年男女情竇產生之初的甜蜜、美好所吸引，並將之訴諸筆端。由於青春的美好，由於年輕的相遇，故使這種帶有故事性的抒寫顯得異常美好、動人。花間詞中雖絕大多數表達離別相思，但其所塑造的女性卻很少給人以棄婦之感，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大約恰是因為這種相遇正值青春年華（或者激發了詞人的青春感受），相遇的女方大多是歌妓舞女，特定的身份，使她們更容易脫卻現實生活中的角色期待。沒有婚約，也便沒有更多的道德期許，反而更易執著於情感本身，因此即使表達離愁與失意，也更富於美感，更顯得含蓄蘊藉，因此，女子形象更接近於美的化身。這也就是詞中之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