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入宋以來，“圖”“書”及“先天圖”等出，《易》學複盛，說《易》者至多。然文人相輕，門戶交爭。特別是明初，永樂帝修《五經大全》，於是有《周易大全》問世。是書龐雜割裂，無所取裁，完全是應付公事之作。書成，風行全國，自此更是群言淆亂。入清，《周易大全》仍是學子習《易》的權威著作，人們奉為經典，不敢有半點變動。筆者曾見一本徐九一先生輯、康熙三十五年“新刊本”的《周易大全》，下署“本衙藏板”，可見其書在康熙時的影響。為了便於思想統治，作為一代明君、“留心經義五十餘年”（禦製《周易折中》序語）的康熙皇帝當然要體現自己的文治武功，不能容忍“諸書大全之駁雜”（同上），於是“特修《周易折中》”。可見《折中》的行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周易大全》的批判與否定。
《禦纂周易折中》（以下簡稱《折中》）凡二十二卷，由清康熙皇帝禦纂，李光地總裁。由書前開列的“職名”看，參與此書校對、分修、繕寫、監造的“諸臣名單”尚有四十九人之多，這樣連同總裁李光地共五十人，此數大概取“大衍之數五十”之旨。
李光地，字晉卿，又字厚菴，福建安溪人。生於1642年，卒於1718年6月，享年七十七歲。其年幼穎異，力學慕古，據《清史稿·李光地傳》介紹，李光地“順治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案《清史稿》此處實誤。考順治九年為1652年壬辰年，是年李光地年僅十一歲，不可能“成進士”。而《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六》在介紹李光地《周易通論》一書時，雲其為“康熙庚戌進士”。案康熙庚戌年為1670年，即康熙九年，此年李光地二十九歲，中進士是可信的。可知《清史稿》撰修者誤將“康熙九年”寫成了“順治九年”。
由《清史稿·李光地傳》記載看，康熙四十四年，李光地官拜文淵閣大學士，“時上潛心理學，旁闡六藝，禦纂《朱子全書》及《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皆命李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揅求探討”。李光地一生沉浮宦海，多遇凶險，但憑其穩重機智，善以《易》義指導人生，故皆能逢凶化吉。尤為可貴者，乃他曾運用自己的地位，以巧妙的方式，冒險從文字獄中救護過一些飽學之士，如“桐城貢士方苞坐戴名世獄，論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霖卒後，誰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苞得釋，召入南書房”。李光地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能如是扶植、愛護人才，由此可見其人品之一斑！
《折中》一書，由康熙所製序文介紹，乃“越二寒暑而告成”於康熙五十四年春。可知此書之作始於康熙五十二年，當時李光地已是年逾古稀之人，且身體已處於一再“以病乞休”的狀況，恐很難如康熙序文中所說的“甲夜披覽，片字一畫斟酌無怠”。我認為，《折中》的主要內容，當是康熙四十四年之後，李光地為侍奉皇帝“日召入便殿，揅求探討”時所已寫成。隨後皇帝傳旨李光地總裁其事，而命專人校對，分修，繕寫，監造而經兩年最終完成此書。
由書前之“引用姓氏”考之，《折中》一書所引用先儒者，計漢有一十八家，晉三家，齊一家，北魏一家，隋一家，唐一十一家，宋九十八家，金二家，元二十二家，明六十一家，共計達二百一十八家之多。書中尤以所引宋明易學家最多。其中又取漢及宋、明以來諸儒言卦變、互體之說者，可見《折中》一書，雖以闡述宋易為主，從而集宋《易》之大成，但又對清儒研究漢易，起到了相當的推動作用。而這，正是我們今天重新校點此書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折中》釋《易》，雖奉旨“以《本義》為主，次及《程傳》”，再輔以“集說”、“總論”、“案”語等。但李光地在“集說”、“總論”中尤能博采眾家之說以“折中”商榷程朱之言，這點正是“力學慕古”的李光地總裁《折中》一書之最為可取之處。且李光地本人的學術觀點，即與程朱之說有歧，正如《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六》在介紹李光地之《周易觀彖》時所指出的那樣：“解‘後得主而有常’句，不從程傳增‘利’字，解‘蓋言順也’句，不以‘順’為‘慎’，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同人曰’句，‘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句，‘震驚百裏，驚遠而懼邇也’句，‘漸之進也’句，上九‘鴻漸於陸’句，與‘地之宜’句，皆不從《程傳》《本義》脫誤之說。”並讚其：“蓋遵信古經，不敢竄亂，猶有漢儒篤守之遺”。《四庫全書總目》這段讚語，明讚李光地，實亦暗示程朱以上諸說有“竄亂”之嫌，可見乾隆年間複古風興起之後，人們已多麼不買程朱《易》學的賬！
《折中》一書確能兼容並蓄眾家之說，時時以“集說”、“案”語及“總論”的方式，提出與程朱不同的學見，有時甚至暗稱程朱之說為“世儒”之說，而批評反駁之，因而使《折中》的確起到了“融分朋立異之見”的作用。現按該書之內容次序，試將此書簡介如下：
《折中》首載康熙帝所製“禦纂周易折中凡例”一篇，“凡例”簡述了皇帝對該書命名、編纂體例及學術傾向所“欽定”的基調，其雲：“易經二篇，傳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費直、王弼乃以傳附經，而程子從之……今案易學，當以朱子為主，故列《本義》於先，而經傳次第，則亦悉依《本義》原本，庶學者由是以複見古經，不至習近而忘本也。”又雲：“今所收，上自漢晉，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淵源，皆可覽見。”康熙對漢代象數易學持批判貶斥之態度，他說：“漢晉間說《易》者，大抵皆淫於象數之末流而離其宗，故隋唐後惟王弼孤行，為其能破互卦，納甲，飛伏之陋，而專於理以談經也。”“然《易》之為書，實根於象數而作……但自焦贛、京房以來，穿鑿太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數為不足言。”可貴的是，康熙能以帝王的身份，借“凡例”道出程朱《易》義的本質區別：“朱子之學，出自程子，然文義異同者甚多，諸經皆然，不獨《易》也，況《易》則程以為聖人說理之書，而朱以為聖人卜筮之教，其旨趣已自不同矣。”
書名稱為“折中”，實因“經傳之說，先以《本義》為主，其與《程傳》不合者，則稍為折中其異同之致。傳義之外，曆代諸儒各有所發明，足以佐傳義所未及者，又參合而研核之，並為折中”。
《折中》於解《周易》經傳之外，又附以朱熹之“易學啟蒙”，並作“啟蒙附論”，“凡例”稱此乃“庶幾古人右書左圖之意”。至於《折中》在解完《序卦》、《雜卦》之後，又於“啟蒙附論”後麵附以“《序卦》、《雜卦》明義”，亦“朕因陳希夷反覆九卦之指，而思《序卦》之義；因邵康節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而悟《雜卦》之根。”
“凡例”後為“禦纂周易折中卷首”。“卷首”有“綱領”凡三篇，首論“作《易》傳《易》源流”；二論“易道精蘊經傳義例”；三論“讀易之法及諸家醇疵”。持論多引先儒之說，可謂有理有據，平允可靠。最為可貴、也最值得稱道的是：在“作《易》傳《易》源流”中，《折中》恢複了《本義》原貌，將經與傳分編，一從古本。我們知道，經與傳的分合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由史料看，先秦時期，《周易》的經與傳是分開的。至漢代，應該說基本上仍未混雜。至王弼始將經傳相雜而成為今本《周易》之編次。此後又有很多學者對《易傳》作了進一步分割。然而，曆史上很多有見識的學者，已反對分傳附經，力圖恢複《漢書·藝文誌》所稱“《易經》十二篇，上下經及十翼”之原貌，朱熹就是其中之一。他依據呂祖謙本的經傳編次而作《本義》，將經與傳分開，恢複了“《易經》十二篇”之原貌。
我們今天透過曆史的帷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朱熹之《本義》，在當時是一部具有反潮流精神的著作。從內容上，他敢將“河圖”“洛書”“先天圖”等放入書中，“唯朱子兼象數、天理，違眾而定之。”（康熙《折中》序語）從撰寫體例上，又複十二篇古《易》之舊，故此書一出，依據中國文人相鬥時，打不倒對方就捧，捧起來是為了更好摔碎的一貫戰法，於是即有人以朱子之學，出自程子為理由，在捧的同時，董楷接著便作《周易傳義附錄》，離析《本義》編次，而從程氏《易傳》編次。程氏《易傳》乃王弼本編次，由此可見，當時分傳附經派的勢力是多麼強大，其所使用的手段又是多麼惡劣！至明初，《周易大全》又取董氏本等為底本，故仍沿其誤，並因“欽定”而廣為流傳。以朱熹的地位、聲望與影響，其書之編次原貌，竟然會在整整有明一代被離析曲改，而李光地本人撰定的《周易觀彖》十二卷，正如《四庫全書總目》介紹，“是編乃仍用注疏本”，就是說，也隻得仍用王弼本。隻是“光地嚐奉命纂修《周易折中》，請複用朱子古本”。可知李光地也隻是憑借康熙皇帝的威勢，借編《折中》之機，總算從體例編次上忠實地恢複了《本義》原貌，而後乾隆年間《禦纂周易述義》，又遵其例，這是對分傳附經派的沉重打擊。對此，我們作為今人，應給予積極的評價。《折中》認為：“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作注，始合經傳為一耳。”《折中》編者言此的根據僅是《三國誌·魏誌》中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於俊的那段話，淳於俊雖說“鄭玄合《彖》《象》於經者”，但並未明確言其以何種形式去“合”，及“合”到什麼程度，而由其上下文之語氣看，淳於俊隻是作為一種見解，對提出的問題予以回答，且費氏《易》興起之後，東漢熹平石經之《周易》即“經傳分列，不相雜廁”（蒙傳銘《周易成書年代考》），故《折中》雖主東漢人“始合經傳為一耳”，但我們以為還是以定王弼本為今本之始較為穩妥。
在“論易道精蘊經傳義例”中，編者偏信初上無位之論，以至失之偏頗：“按《象》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係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雲‘貴而無位’《需》上六雲‘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邪，則《需》上六不得雲‘不當位’，若以上為陽位邪，則《乾》上九不得雲‘貴而無位’也”。
然《文言》所雲“貴而無位”，是與“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並說，此處乃闡理而非指其爻位，同樣《象》釋《需》卦上六雲“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其意亦在釋“不速之客三人來”為“不當位”，隻因能“敬之終吉”故而“未大失也”，此亦非指爻位而言。且《係辭》已說得很清楚：“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如上下無位，何來“上下無常”“周流六虛”之論耶？
對先儒《易》義，編纂者認為：“《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疏略而無據。”在此，《折中》編纂者強調朱熹的觀點：“《易》隻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大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義理，便以為《易》隻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今人卻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作麼？”因此，《易》之本義，正是為“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係辭》雲：‘以通天下之誌，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
這種對《易》之本義的體察與認識，貫穿於朱熹《本義》的終始，貫穿於《文公易說》的終始，亦貫穿於《折中》的終始，直至今天，不是還有這種“今人才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的今人嗎？可見曆史總是在重複。隻是歲月流逝，時代的大河中不時泛起新的“今人”。當然，昨日之“今人”，已不同於今日之“今人”，而今日之“今人”，又不同於明日之“今人”——盡管“今人”的麵孔不斷變換，然而像這樣的老調子，卻總是唱不夠，也唱不完的。
在“綱領三”之“論讀易之法及諸家醇疵”中，編纂者引用朱熹之言道：“《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人須是經曆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曆，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所論讀《易》心得，亦可謂精審。在論及“先天圖”時，編纂者又引朱熹之說指出：此圖非朱熹、康節、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授，以為丹灶之術，至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複明於世。”其論亦可謂中肯可信。
“卷首”所列《易》之“義例”，分為“時”“位”“德”“應”“比”及“卦主”數端，亦可謂得卦義之本。“時”“位”“比”“應”“卦主”皆須以“德”統之。然編者或許為了討好皇帝，過於渲染五爻之尊，以至“位”重於“時”。論及“卦主”，雖然“卦主”之說始於王弼，而由《彖》釋《無妄卦》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思之，先儒或有此說，而《折中》編纂者將其分為“成卦之主”與“主卦之主”，並對六十四卦之“卦主”進行了全麵分析。《折中》編者之所以特別重視“卦主”，恐怕主要為了給皇上看，故所言之主，絕大多數為五爻。而有的卦，“成卦之主”與“主卦之主”各不相同。如於《兌卦》，曰：“《兌》之二陰亦為成卦之主，而不得為主卦之主，主卦之主則二五也。”這樣，《兌卦》成卦之主有二爻，主卦之主亦有二爻，一卦即有四個卦主了。若一卦四主二從，其於理於義皆不妥。故有的卦，數爻並主，益增其繁，不合“易簡之善配至德”之旨。
《折中》於《周易》經文的解釋，首錄《本義》，次列《程傳》。然後是“集說”與“附錄”。（“附錄”較少）再後是“案語”，此為編修者所加，多有精彩之筆。最後是“總論”，但並非每卦之後皆有“總論”。
《本義》、《程傳》此處我們即無需介紹了。“集說”廣采各家之說，其引《朱子語類》自不必說，引漢晉諸儒，以王弼之說為多。而作為漢《易》代表的虞翻，相比之下引用較少。且即或引用亦不取其月體納甲之說。如注《坤》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等，絕不取虞氏月體納甲說。隻偶取其卦變說。案《集說》多取有新義者，如釋《井》卦九三爻之“為我心惻”，取蔡清之說：“我，指旁人，所謂行惻也，非謂九三自惻也”。應特別指出的是，康熙帝在《折中》中最為推崇朱熹，故在“凡例”中定調說：“案《易》學當以朱子為主，故列《本義》於先”。而李光地雖“奉旨”纂修《周易折中》，但其學術觀點，卻與朱熹並不完全相同，他將與朱熹觀點不同的《易》解，多收入“集說”之中。如釋《彖上傳》：“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時，《集說》引王宗傳曰：“或曰，《易》家以《隨》自《否》來，《蠱》自《泰》來，其義如何？曰，非也。乾坤重而為《泰》《否》，故《隨》《蠱》無自《泰》《否》而來之理。世儒惑於卦變，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此說亦表達了李光地本人的學術觀點，因此，他在“案”語中說：“王氏說最足以破卦變之支離，得易象之本旨。”
我們知道，朱熹主“卦變”之說，故在《本義》中列有“卦變圖”，圖中三陰三陽之《隨》《蠱》二卦，自《泰》《否》而來。李光地在此借引他人之文稱朱熹為“世儒”，並敢批評朱熹“卦變”之說為“支離”，這在當時實為難得。當然，這種批評是否正確，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纂修者認為“先天圖”早已有之，故在釋《係辭》：“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時，“集說”引吳澄曰：“羲皇卦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以風雨’也，風而雨，故通言‘潤’。離為日，坎為月，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為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為暑。左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為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為寒也。”
在釋《說卦》“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時，“集說”引項安世曰：“‘自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錯’，言先天之順象也，自‘雷以動之’至‘坤以藏之’言先天之逆象也。”項氏此說，極有創見。觀乎馬王堆帛本八卦之序，正合“逆象”之序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集說”在釋這段文字時，又引胡炳文之說，以為《說卦》中“天地定位……是故《易》逆數也”及“雷以動之……坤以藏之”。此兩段文字是言先天之卦，而“帝出乎震，齊乎巽……故曰成言乎艮”是言“後天”八卦，而此處一段文字則是由“後天”而推“先天”，他說：“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言‘神’則乾坤在其中矣！”所論皆能發前人所未發，對後人考察“先天”方位，的確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