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生活常常像一個大迷宮；你東跑西顛，勞神費力，鬧騰了半天，睜眼一看，又到了原來的地方。這不，眼下遲永年就呆在他四十多年前呆過的辦公室裏，隻是當年的行政科如今改成副市長辦公室了，三屜小辦公桌換成了水曲柳桌麵的大寫字台——他成為這張寫字台的主人已整整三天了。
三天了，都幹了些什麼？三天開了六個會：計劃生育問題，大男大女問題……沒有一個不是十分重要而又緊迫的。這一下午爭了個你死我活，展覽館的歸屬問題還沒有定下來。王市長怎麼說的？明天上午接著開，原班人馬，一個不缺；遲永年當然還得去。可他去幹什麼？看他們吵架，看他們爭一個唾沫橫飛、臉紅脖子粗麼？熟悉熟悉情況。有必要熟悉這些情況？三天前剛在這張寫字台前坐下時想過的那個問題又冒了出來：這步棋隻怕是走錯了，放著輕車熟路的專業不幹，來當這個招風現眼的副市長！是這塊材料麼？過年就是五十歲的人了，知命之年啦，怎麼老王一鼓動就熱血沸騰起來了呢？真是，三天了，照他眼前這勁頭，一棟樓的設計草圖就出來了，那多實在，一筆下去，就是一堵牆，一根柱子……是不是應當找老王談談——真應當感謝老王：提前二十分鍾散會，使他終於能有機會靜下來好好想一想。
好安靜啊。這地方比起他在城建局那一天到晚響著嘈雜的人聲、刺耳的汽車喇叭聲的辦公室來，真有天壤之別。五十年代早期的一些建築物隔音性能就是好，隻是牆太厚，顯得笨重，又費材料，肯定造價高，好在那時候材料便宜。瞧這門、這窗，三十好幾年了，嚴絲合縫，一點沒變形，這木頭不僅材質好，肯定還是經過嚴格處理的……他用一個建築師挑剔的眼光，轉著圈朝四麵打量時，目光在靠陽台的落地窗邊停住了：一個人！一個五十幾歲的女人，正蹲在那裏擦玻璃，默默地，一片一片，擦得那麼認真，那麼仔細，常常伸出指甲剔玻璃上那不易擦幹淨的一些小疵點。她的神情是那樣專注，仿佛這世界上除了這幾塊玻璃，一切都不存在。她的粗糙多皺的臉上，泛著一絲淡淡的安詳的微笑，映著玻璃的反光，臉色顯得格外明朗。一個藝術家的傳世之作將要完成的時候，大概也隻能是這種神情了。可是，這是擦玻璃的時候嗎？離下班不到十分鍾了。這屋子以前好像都是上班前打掃的，每天上班時，水曲柳桌麵上還留著一種剛剛擦拭過的濕潤和清涼，叫他感到舒適和愉快。今天是怎麼回事，剛才怎麼沒有發現她？是自己沒有注意，還是她早在外邊陽台上了？剛才自己把門摔得那麼重，好像還歎過氣的。她發現了自己的失態嗎？
他像無意中讓人窺見了什麼隱私似的有些煩躁起來。他不願意去驚動這個上了年歲的女工，反正快要下班了，也做不成什麼事情。何況她的勞動，她勞動時的這種神聖的感情，都是應當受到尊重的。他忍不住又看了她一眼。大概是憑著第六感覺，她已發現有人正在看她，也掉過頭來，兩道目光剛巧碰在一起。她的眉毛揚了揚，嘴唇也動了一下，像是要搭話的樣子。這都隻是一瞬間的事。她看見了他的不滿和冷漠，立即垂下了眼睛，臉上的笑容像是從來沒有出現過似地驟然消失了。她利索地收拾起抹布、掃把，拎起鐵皮水桶，一聲不響地走出去。她走得很快，腳步也很輕，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一絲慌亂，像大醫院裏那種訓練有素的老護士。到門口，她從容地放下水桶，騰出手來拉開門，走出去，再回過身來關門，像有些歉疚地又看了他一眼，倒讓遲永年有些過意不去起來。門終於關上了，門擦著門框，噝噝地響，活像一聲壓抑著的深沉的歎息。
遲永年已經無法再繼續剛才的思索。他看看表，站起來收拾書包。剛才那個清潔女工的身影還在眼前晃，那眉眼，那微笑，都像在哪裏見過似的。三十多年了，這樓裏應當還有些他熟悉的人的。她是麼？是誰？突然，一個名字像電光火石般在眼前一閃：任珍？珍大姐！真的是她麼？真的是她？
下班鈴聲像是秘書小周帶進來的。她告訴他，車在門口等著。他才想起來，還要去陪外賓吃飯，吃完飯還要同他們一起去看演出。他走出門來，不無懊喪地朝那個清潔女工離去的方向望了一眼，無可奈何地朝小車走去。
他終於證實了，那人就是任珍。昨天晚上在回家的車上向小周打聽來的。
“機關裏過去有個叫任珍的同誌，不知道還在不在？”
“在呀，下班前好像還上您辦公室去過。”
“嗬——”雖然早有準備，但他仍像叫火炙了一下似的，一個字脫口而出，悠長而又輕緩，像長長地噓了一口氣。很久很久，才慢慢地自語道：“都沒認出來。老啦，都老啦……”
機靈的小周發現了副市長情緒的變化，掉過頭來，忽閃著一雙睫毛很長的大眼睛問：
“您同她很熟麼？”
遲永年點點頭。
“聽說您三十年前就在咱們機關工作？”
遲永年沒有說話。他瞥了小周一眼，像沒有聽見她的問話似的，雙手抱在胸前，慢慢地合上了眼睛。他知道，一個剛剛提拔上來的副市長，引人注目的程度不下於一個剛剛唱紅的歌星，一件小事，一個習慣動作，甚至一句口頭禪，都能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而在這種談論中，蒼蠅常常會變成大象的。據說，關於遲副市長，已經有一些真實的和虛構的或者虛實結合的故事在不脛而走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汽車一直把他送到家裏。他幾乎一夜沒有合眼。打從小周證實了那人就是任珍那陣起，他就恨不得給自己扇兩個耳光。你怎麼能認不出來呢？都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怎麼的？人老了。老了怎麼的？珍大姐不是把你認出來了麼？她有思想準備，她準早聽說了副市長叫遲永年。你不是也有思想準備嗎：你知道這裏有個茶爐工叫任珍，早幾年剛回市裏時，你還來這裏打聽過她的。那時她沒回來，還在鄉下，等著落實政策。可你應當知道她會回來的，一回機關你就應當去看她。怨忙，怨開會，三天開了六個會，但總還不至於連一隙兒空閑也沒有吧？他記起她那眼神，亮得像一苗火焰，還有那揚起的眉，咧開的嘴。她是要同自己說話哩。三十多年了，該有多少話說啊！準是讓自己那不快的、冷漠的眼神給嗆住了。唉，珍大姐，她會怎麼想呢？她也會說“為人莫做官，做官一樣官”麼？不會的，珍大姐不會這麼俗氣。
是的，她應當了解他。他們認識已經有三十多年了，那麼早，那麼久。那時，他才十七歲，剛參加工作，在行政科當公務員。
人都說年輕時的事記得真。可不，一幕幕像電影似的留在眼前，每一個細節都這樣清晰。那天他去打開水，把水瓶放好，剛要擰龍頭，就聽見有人招呼他，聲音清脆，響亮，唱歌一樣的好聽：“你等等，剛對了涼水，還沒開哩。”
他扭頭一看，一個姑娘正抱膝坐在牆角落裏，向他甜甜地笑著，細細長長的眉毛，眉眼彎彎的，顯得秀氣，討人喜歡。
“我是新來的，叫任珍。老田師傅調傳達室去了。”
“哦。”他輕輕應了一聲，抬眼打量了一下屋子，怪不得這茶爐房今日清爽多了，銅茶爐擦得錚亮，透出好看的紫紅色來。往日滿是煤灰水漬的地板也認真掃過，顯得一塵不染。
“水還要一會才開，你先坐坐。”她又說話了，拍拍旁邊的一條小板凳，“我認得你的，你叫遲永年，他們都叫你小遲，對不？”
“你怎麼知道？”
“不告訴你。”
她紅著臉笑笑，遞給他一把南瓜子。這瓜子真好，黃澄澄的，又壯實，又整齊，他連嗑了幾粒，不由得讚歎說：“真香！”
她笑了，說：“你吃吧，多著哩！”
她指了指茶爐頂上，果然滿滿地焙了一層南瓜子，怪不得遠遠地就聞到一股甜絲絲的香味。
一會，她從旁邊的小屋裏拿出來一塊刨光的小木板，一支毛筆，說：“求你給我寫幾個字，一麵寫‘沒開’，一麵寫‘開了’，掛到茶爐上，我要不在，大家也明白。”
遲永年笑了，在木板上寫了“已開”、“未開”幾個字，並告訴她，這同她說的一個意思。
任珍臉紅了，認真地問：“都一個意思，都是四個字，怎麼不照我說的寫？”
這一下把遲永年難住了，想了半天，才說：“大家都這樣寫，大概是書本規定的。”
她輕輕“哦”了一聲，秀長的眼睛裏透出一絲淡淡的憂鬱來。後來他才知道，她比他大兩歲，從小在地主家做丫頭，認識的幾個字還是跟土改工作隊的大姐們學的。
過了不久，機關成立團支部，任珍當選為支部委員。那時候的年輕人多單純啊。白天各人忙各人的工作；晚上，除了開會、過組織生活，大家常聚在一起。冷天就在任珍那間茶爐房的小屋裏，又幹淨，又暖和；熱天，就在茶爐房外麵的葡萄架下，一邊嗑著南瓜子，一邊天南海北地扯談。多麼難忘的夏夜啊，大家常常望著滿天的星鬥，望著一彎新月邊纏綿留連的幾朵雲彩，默默地想著心思，任螢火蟲在身前身後閃爍。偶爾有一顆流星飄過頭頂，在天幕上劃出一道好看的弧線，然後消逝在遙遠的天際，這時，任珍常常會發出一聲輕輕的歎息：“又一個人歿了。”她有時也告訴遲永年，老輩人說的，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丁。遲永年批評她唯心主義，她總是羞澀地笑笑，不再言語。
任珍人勤快，常給年輕的同事們洗衣服。遲永年的洗漿縫補，更是全由她包了。每到星期天，一洗兩大盆。遲永年倒也好，不會洗，常在一邊陪著，瞅空子幫幫忙，打打下手。那時機關裏還沒有自來水，用水要用吊桶從井裏打，是個費力氣的事，遲永年也全包了。水不用經常打，閑空時就站在一邊，陪她說說話。任珍認字不多，看不來書報，遲永年就常常給她說一些書上報上看來的新鮮事，常把她逗得格格地笑。
後來，機關裏辦開了舞會，遲永年成了積極分子，也動員任珍去。她總說：“我笨，學不會。”有一回，她獨自偷偷跑去看了一回，沒三分鍾就跑了，跑出去半裏地，臉上還火燒火辣的，心還在怦怦地跳。第二天，遲永年知道了高興地問她：“你去看跳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