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爐夜話》是清人王永彬所撰寫的一部勸世之作，它與明人洪應明的《菜根譚》、陳繼儒的《小窗幽記》一起被後世並稱為“處世三大奇書”。自其麵世以來，一直盛傳不衰，成為人們案頭的必備之書，深受世人的推重而聞名遐邇。作者王永彬，清朝鹹豐時人，生平不詳。不過我們可從《圍爐夜話》中窺知他的人生理念和智慧。
據《圍爐夜話》的序言可以得知，此書是作者王永彬“書於橋西館”的“一經堂”，最後成書於清鹹豐四年（1854）二月。《圍爐夜話》是中國古代眾多勸世之書中的一種，以其短小精辟，富有哲理而見長。文辭淺近明晰，言簡意賅，情真意切，如同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和一群後輩圍著火爐，娓娓而談，品味人生，意境深遠，富有哲理，頗有啟發性。書中的許多話語雖以勸誡為主，但讀來卻無艱澀枯燥之感，反而覺得生動平實，將本來會令人覺得比較高深的哲理融入日常生活中，使人容易為其所感染而產生共鳴。全書分為二百二十一則，以隨筆的形式闡發了安身立命的主旨，涉及到人生的諸多方麵，如修身養性、為人處事、持身立業、讀書立誌、安貧樂道、濟世助人、持家教子、忠孝節義、為官執政等等。書中體現出作者身上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烙印，他在本書中以大量的語言文字闡釋了“立德、立功、立言”的要旨，揭示了人生價值的深刻內涵。雖然書中的一些觀點可能有其時代的局限性，不一定能適合當代社會的要求，但瑕不掩瑜，本書仍對現代人生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為一個封建社會後期的知識分子，王永彬生活在晚清風雲突變的時代，強盛的大清帝國由康乾時期的強盛走向了衰落，清朝政府正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麵。麵對危亡的局勢，統治者自上而下卻因循守舊，不思變革，日益腐化，官場黑暗，弊端叢生，致使國勢日蹙，民不聊生。眾多封建士大夫為之憂心忡忡，空有壯誌卻無力回天，王永彬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他一方麵清醒地認識到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已是積弊重重，千瘡百孔，對於官場的積弊更是認識深刻，他對貪官汙吏深惡痛絕，並予以無情的鞭撻。他認為這種世風日下的局麵是由人們的道德淪喪引起的：“門戶之衰，總由於子孫之驕惰；風俗之壞，多起於富貴之奢淫。”另一方麵，王永彬試圖為挽救時局尋找出一個可行的良方，他認為隻有重建道德秩序才能挽救渙散的人心，並寄希望於那些清正的官員和道德高尚的君子能為子孫和他人起到表率作用，改變這種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局麵。同時他提醒人們不能耽於一時之安逸，心存僥幸，要善於居安思危，發憤圖強。
王永彬在《圍爐夜話》中以儒家的道德倫理為根基，從人生的諸多方麵闡發了道德重建和挽回世道人心的方法和途徑。他勸誡人們要遵循儒家的道德規範，有所作為。他認為儒家的仁厚是治國之本，能糾正世上的輕浮不實之風氣：“治術必本儒術者，念念皆仁厚也；今人不及古人者，事事皆虛浮也”；他教育世人要學習儒家的思想精髓，不能隻學其皮毛和外表的形式：“文、行、忠、信，孔子立教之目也，今惟教以文而已；誌道、據德、依仁、遊藝，孔門為學之序也，今但學其藝而已。”
王永彬在《圍爐夜話》中特別重視讀書治學，立誌成才。他除了闡釋讀書和治學的一些方法外，特別強調學者要以道德為根基，如他在書中言：“士必以詩書為性命，人須從孝悌立根基”；“學業在德行，不在文章”。他要求學者不僅要勤於讀書和治學，還要力行實踐：“對聖賢言語，必要我平時照樣行去，才算讀書”。王永彬還特別強調讀書和治學要經世致用：“講性命之學者，不可無經濟之才”。在立誌方麵，王永彬希望世人早立誌以成才：“人生光陰易逝，要早定成器日期。”強調人要有遠大的誌向和理想，同時不能誌大才疏，這樣才能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