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理論體係的形成和發展
理論源於實踐。人類在漫長的生活、生產實踐中，逐漸積累了大量的醫藥知識。如傳說中的神農嚐百草、伏羲製九針，就反映了遠古時代人類醫藥知識積累的過程。隨著時代的發展，醫藥知識的豐富積累，文化科學的不斷進步，醫藥知識也和其他理論一樣，逐漸地從實踐經驗升華到理性認識，從而產生了中醫學理論。
中醫學理論體係的形成
中醫學理論形成於先秦兩漢時期，《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是其形成的標誌。這些醫著分別從中醫基礎理論、臨床辨證、治療法則以及藥物等方麵，為中醫學理論體係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醫學理論是在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形成的，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麵：
以古代解剖知識為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發生了急劇變革，政治、經濟、文化都有了顯著的發展，各種學術思想也隨之日趨活躍。在這種文化及學術氛圍中，出現了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巨著——《黃帝內經》。該書擷取了秦漢以前的天文、曆法、氣象、物候、數學、生物、地理、哲學等多學科的重要成果，在精氣、陰陽、五行學說的指導下，總結了當時的醫學成就，使長期積累的醫藥知識係統化、理論化，確立了中醫學的理論原則，是中醫理論體係確立的標誌。該書較係統地闡述了人體的形態結構、生理功能、病因病機，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養生、防治等方麵的內容，確立了中醫理論的基本框架；最早發現人體的血液是在心髒的主導作用下，沿著脈道在體內“流行不止，環周不休”，這一認識較英國哈維氏發現血液循環要早一千多年；首先運用了“解剖”的方法，提出了解剖的概念，並將這一技術運用於醫學研究，成為中醫學理論形成的主要條件之一。
《黃帝內經》認為，要進行醫學研究，必須重視人體的形態結構，明確地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靈樞·經水》）。書中記載的人體骨骼、血脈長度、內髒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基本上符合人體的實際情況。《難經》的解剖學較《黃帝內經》又有了發展並獲得了巨大成就，其對人體髒腑器官解剖形態的認識已達到了相當高的科學水平。由於這些認識是來自人的屍體解剖實踐，所記載的五髒、六腑等器官的形態結構與現代人體解剖基本一致。這些認識雖然局限於宏觀的表層的認識，但為藏象學說的形成奠定了形態學方麵的科學基礎。
治療經驗的積累 古代長期醫療實踐經驗的積累，為中醫學理論體係的形成奠定了豐富而堅實的實踐基礎。自從有了人類社會，就有了人類與疾病作鬥爭的經驗積累，人們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對疾病的認識逐步深化，並有了部分疾病的專名。如成書於戰國時期的醫著《五十二病方》，記載五十二病，藥物二百四十七種；《易經》《詩經》等十三經中，記載的病症名稱約一百八十餘種；春秋時期的《山海經》，明確地記載了三十八種疾病名稱，一百多種藥物；《周禮·天官》中記載了當時宮廷醫生的分工、醫政組織措施，以及醫療考核製度等；《左傳》多次言及扁鵲、醫緩、醫和等當時著名專職醫生的診療實跡。這都表明當時人們對疾病已有相當深刻而廣泛的認識，積累了較為豐富的醫療實踐經驗和藥物治療的知識，為醫學規律的總結、理論體係的整理、醫學概念的抽象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奠定了紮實可靠的實踐基礎。
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張機在《黃帝內經》、《難經》等醫學論著的影響下，進一步總結了前人的臨床醫學成就，結合他自己的實踐經驗，著成了《傷寒雜病論》，使《內經》、《難經》確立的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知識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確立了辨證論治及理、法、方、藥的理論體係，是中醫學論述辨證論治的第一部專著。
這一時期藥物知識有了新的積累和發展，《神農本草經》集東漢以前藥物學研究之大成，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藥物學典籍。
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知識的滲透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各種文化學術流派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兵家等進行了廣泛的學術爭鳴與交流，呈現出“諸子百家”的繁榮景象，這就為中醫學理論體係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基礎。這是《黃帝內經》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之根源。
自然科學的發展從來都是互相滲透、相互促進的。中醫學理論體係的形成和發展，與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成就是分不開的。中醫學理論體係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廣泛地吸納了當時高度發展的天文、曆法、氣象學、地理學、物候學、數學等多學科知識，如醫和的“六氣致病”說，就反映了氣象學知識對病因理論形成的影響。再如“五運六氣學說”，更是全麵吸收古代天文學、曆法、氣象、地理、物候、數學知識，並將其與醫學知識有機聯係在一起的範例。可見古代自然科學知識的滲透，為中醫學理論體係的形成奠定了豐厚的科學技術基礎。
古代哲學理論的影響 哲學是人們對世界最一般規律的理性認識。任何一門自然科學的形成和發展，都必然地要接受哲學思想的支配。中醫學在其形成的過程中，毫無例外地受到哲學思想的深刻影響，古代醫家在整理長期積累的醫藥實踐知識時，有意識地運用了當時先進的唯物論和辯證法觀點，如采用精氣學說（也稱氣一元論）、陰陽學說、五行學說，把零散的、原始的、初級的醫療實踐經驗，通過歸納總結和分析研究，使之逐步地係統化，把感性的醫療知識升華為理性的醫學理論，使之成為比較完整而係統的醫學理論體係。中醫學理論形成乃至輝煌，根本原因在於有堅實的醫療實踐基礎、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以及豐富而合理的哲學淵源與內涵。
中醫學理論體係的發展
《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的出現，使中醫學理論體係的發展初具規模，並有了統一的範式，從此醫學呈現出較快發展的趨勢。兩晉隋唐時期，基礎理論和臨床學科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脈經》、《針灸甲乙經》、《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等著名醫書。兩宋金元時期，學派分爭，學術活躍，產生了陳無擇的“三因學說”和寒涼、攻邪、補土、滋陰學術流派，使中醫理論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明清時期，中醫學的發展進入到學科分化，醫學集成的階段；同時《本草綱目》巨著問世，“命門學說”、“瘀血理論”及溫病學派興起，使中醫學理論體係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並日趨完善。近現代時期，中醫學理論在自身發展的同時，逐步走向中西醫理性結合發展的新路。
基礎醫學 中醫的基礎醫學，主要是研究、闡述中醫學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基本規律和基本原則，是以髒腑經絡、氣血津液、病因病機為理論基礎，以精氣、陰陽、五行學說為基本方法，以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為主要特點的醫學學科。《黃帝內經》創立的診脈方法，是中醫診法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難經》予以發展和弘揚。晉代王叔和的《脈經》在總結前人脈診知識的基礎上補充了新的內容，詳述了二十四脈法，使診脈方法得到實施和推廣。隋朝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對病源、症狀及其形成機理的研究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其對糖尿病、腳氣病、麻風病等的認識十分準確，該書是這一時期學術發展的代表著作，對後世醫學的發展影響很大。
宋代陳無擇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詳細地闡述了“三因致病說”，把複雜的致病因素概括為外因、內因、不內外因三類，發展了《黃帝內經》及《金匱要略》的病因理論，使中醫的病因學理論更加係統化。
金元時代湧現了各具特色的學術流派，其中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被尊為“金元四大家”。劉完素以火熱立論，認為“六氣皆從火化”、“五誌過極皆能化火”，故用藥以寒涼為主，被後世尊為“寒涼派”。他的學術思想對溫病學派的創立有啟迪作用。張從正認為病由邪生，邪去正安，用藥以攻邪為主，對汗、吐、下的祛邪之法有所發揮，後世尊為“攻邪派”。李杲提出“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觀點，治療用藥以補脾胃為主，後世尊其為“補土派”。朱震亨倡導“相火論”，提出“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重要觀點，治病以滋陰降火為主，是“滋陰派”的代表。金元四大家立論不同，但各具創見，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中醫學的內容，促進了中醫理論的發展。
明代吳有性著《溫疫論》，提出“異氣”致病觀點，為中醫傳染病學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清代葉桂在繼承明代溫病學成就的基礎上，創立了衛氣營血辨證的方法；清代吳瑭所著的《溫病條辨》提出了三焦辨證的新思路。
明代溫補學派的代表醫家趙獻可、張介賓等提出了命門學說，豐富了藏象學說的內容。清代王清任重視解剖，所著的《醫林改錯》，修正了前人在人體解剖方麵的一些錯誤認識，並發展了瘀血致病的理論，對中醫基礎理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臨床醫學 自東漢張機的《傷寒雜病論》奠定了辨證論治的診療思路以後，兩晉隋唐時期的中醫臨床醫學，逐漸趨向於學科分化，向專科化發展。
南北朝時期，北齊徐之才首次提出了“十月養胎法”。唐代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對婦女的經、帶、胎、產諸疾論之甚詳。唐末昝殷在繼承前人經驗的基礎上，著成現存最早的婦產科專書《經效產寶》。宋人陳自明的《婦人大全良方》，更是影響深遠、內容豐富的婦產科專著。
內科學的發展更為顯著。《諸病源候論》詳列內科病候達七百八十四條。其中對絛蟲病、蜣蟲病、麻風病的研究達到較高水平。《千金要方》記載的穀白皮治腳氣、消渴病的飲食療法及飲食宜忌等，均反映了唐代以前內科發展的水平。明清時期溫病學派的形成，標誌著中醫學對傳染性疾病的認識水平。明朝張介賓提出內科疾病辨證的“兩綱六要”思路，為“八綱辨證”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此外，南齊龔慶宜的《劉涓子鬼遺方》，元代危亦林所撰《世醫得效方》，明代陳實功的《外科正宗》等，代表了外科學的發展水平。宋代錢乙《小兒藥證直訣》是現存最早的兒科專著。金代宋慈撰寫的《洗冤錄》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專著。
藥物學 繼《神農本草經》之後，南北朝雷敦的《炮炙論》，反映了漢以後藥物加工技術的水平。陶弘景的《神農本草經集注》，總結了魏晉時期藥物學發展的成就，載藥七百三十種。
唐代醫藥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各地使用的藥物達千種之多。唐顯慶四年，政府頒行了由李勤、蘇敬等主編的《新修本草》，又稱《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藥典，比歐洲《紐倫堡藥典》早八百多年。全書收錄藥物八百四十四種，附有藥物圖譜並加以文字說明，開創了世界藥物學著作圖文對照方法的先例。
宋代應用的藥物種類大幅度地增加，重視道地藥材和質量規格，尤其是對生藥鑒別及藥物生長環境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這一時期將藥物配伍禁忌總結為“十八反”、“十九畏”，並為後世所遵循。北宋政府組織重修本草，如公元九七五年刊行了《開寶本草》，公元一○六○年刊行了《嘉祐補注本草》，公元一○六一年刊行了《本草圖經》等。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個人的本草專著，尤為突出的是蜀中世醫唐慎微，在繼承宋以前曆代本草研究成就的基礎上，廣集民間方藥經驗，收錄古方、經史雜家、佛書道藏中記載的有關藥物知識，著成規模空前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收載藥物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此書後經政府多次修訂增補，於一二四九年修訂時更名為《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急本草》，載藥一千七百四十六種，成為宋代最完備的本草專著，在中國醫藥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金元時代的張元素重視藥物氣味厚薄和升降浮沉關係的研究，倡導藥物“歸經”、“引經”的觀點。明清時期有大量的本草書籍湧現，以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成就最大，在國內外的影響最為深遠，載藥一千八百九十二種，繪圖一千一百餘幅，附方一萬一千餘首。李氏采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自然分類法，將收載的藥物分為十六部六十二類。清代傑出醫學家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是這一時期有研究價值的名著。
綜上所述，中藥學自漢代至清末，每個時期各有成就，曆代相承，日漸豐富與成熟，曆代累計的藥學著作達四百餘種。
方劑學 方劑學是專門研究方劑配伍規律及臨床應用的學科。最早記載方劑的書籍是《五十二病方》，其成書於《黃帝內經》之前，載方二百八十餘首。《黃帝內經》載方十三首，劑型有湯、丸、酒、膏，書中已有君、臣、佐、使和七方（大、小、緩、急、奇、偶、複）的組方原則，奠定了方劑學的理論基礎。《傷寒雜病論》總結了漢以前臨床實踐經驗，創造性地融理、法、方、藥於一體，辨證明確，立法嚴謹，組方全麵而精當，是時至今日處方用藥的圭臬，後世尊為“方書之祖”。晉代葛洪《肘後備急方》以急症方為主，首創膳脹病的“筩針”放腹水療法。唐代孫思邈《千金要方》載方五千三百首，多為仲景之方及曆代驗方，首創蔥管導尿術。王燾的《外台秘要》載方六千首，其中載有已佚的唐以前曆代方書內容。宋代著名的大型方書有《太平聖惠方》和《聖濟總錄》，前者載方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四首，是第一部國家組織編著的方書；後者載方二萬多首，是一部理、法、方、藥齊備的醫學巨著。還有國家“太醫局熟藥所”頒布的處方規範著作《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雖然載方僅為八百首，但卻是第一部成藥典籍。金元時期醫學流派紛呈，豐富和發展了方劑學的內容。明清時期，從製方到方論，從分類到歌訣，都有很大的發展，其中資料最為豐富的是明代朱橚編著的《普濟方》，收載了十五世紀以前所有方書的內容，載方六萬一千一百三十九首。清代汪昂的《醫方集解》、吳儀洛的《成方切用》，對每方的證治機理和組方原則都作了詳細的闡述。
針灸學 據《左傳》記載，春秋戰國的醫緩、醫和擅長於針灸療病，扁鵲運用針灸搶救重危急證。《黃帝內經》以前就有《足臂十一脈灸經》和《陰陽十一脈灸經》的文獻，反映了針灸理論的古樸麵貌。《黃帝內經》中詳述了經絡、腧穴、針法、灸法內容，尤其是《靈樞經》，對針灸學作了較係統的總結，故其初名為《針經》。《難經》完善和補充了“奇經八脈”及針刺方法的內容。晉代皇甫謐所撰的《針灸甲乙經》是現存最早的針灸學專著，確定了三百四十九個腧穴的部位、主治和刺治方法。北宋王惟一於一○二六年撰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並鑄造二具針灸教學的銅人模型。元代滑壽著《十四經發揮》，對後世針灸理論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明代楊繼洲撰著的《針灸大成》，彙集了曆代研究的成果，是後世研習針灸的重要文獻。清代吳謙主持編撰的《醫宗金鑒·刺灸心法要訣》，是當時政府主編的第一部針灸教材，對針灸學的普及和推廣產生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