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留守婦女
現實中國
作者：方格子
引言
在當代中國，有這樣一個女性群體，因為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她們的丈夫外出務工，她們被定義為“留守婦女”。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葉敬忠先生作過比較係統的留守婦女調查研究，他在《阡陌獨舞：中國農村留守婦女》一書中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始，大量已婚男性勞動力外出到城市務工，農村留守婦女現象隨之出現。丈夫外出務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改善了家庭生活，但因為丈夫在家庭中的缺席，留守婦女獨自承擔起了農業生產、子女撫養、老人贍養等家庭責任，因而麵臨勞動負擔和心理負擔同時加重的困境。”
另有課題報告稱，目前我國有近5000萬留守婦女，勞動強度高、精神負擔重、生活壓力大，是壓在她們頭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一位長期研究中國留守人口的學者認為，“當代中國留守婦女的數量之大、承受負擔之重，不僅在中國曆史上，就是在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都是少見的。”
201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貴州的大山深處遇見了一個留守女子，她的命運觸動了我。接下來的幾年，我陸續走訪了我國部分勞動力輸出比較集中的省份，到鄉村走訪。此刻，她們的身影跟隨她們的名字，次第來到我麵前，她們的喜悅和擔憂、快樂和悲傷一一呈現在我眼前。希望我的忠實記錄能傳遞給這個被冷落的留守婦女群體一點點溫情。
1.“平江來的錢絨已經死了”
曆來，瀏陽便有以方位劃分的片區，東鄉，南鄉，西鄉，北鄉。四個片區中，北鄉人最早出去打工，有上一代人的腳印作底，北鄉人走南闖北，從容、篤定。
北鄉的經濟除了外出務工獲取財富，種植油茶樹和烤煙也是經濟來源之一。“種烤煙比培育水稻更辛苦”，高強度勞作隻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別的片區少有種植。而越來越多的北鄉人不願麵朝黃土背朝天，選擇背井離鄉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錢絨的丈夫也被這個時代的大潮裹挾其中……
錢絨，1981年出生在平江縣鄉村，嫁到這個村子7年，女兒6歲，丈夫一直在外打工。戀愛時期，男友就在外麵，“結婚時回來過”，結婚前後花了20多天。這個年輕人在東莞某電子廠的流水線上，回家來的時候，“身上穿得很幹淨”，就是那一點“幹淨”，讓錢絨在鄉村幽暗的日子裏，見到清新的一麵，具有時代氣息的一麵。見到男朋友的時候是夏天，錢絨穿著長袖格子襯衫，悶熱的雨季，男朋友一身運動短裝深深吸引了她，白色短袖T恤，黑色運動七分褲，一雙藍白相間的拖鞋，整個是青春的象征。錢絨就那樣一眼喜歡上這個小夥子，小夥子也喜歡這個綰著馬尾辮的女孩，隻是，“他從來沒有說過要帶我出去”。
錢絨沒有上醫院去分娩，她接受了婆婆給安排的傳統接生方式，一大盆水，一把剪刀在蠟燭火上燒一下算是消毒。我在沿途的矮牆上看到政府用紅漆刷的標語：遠離傳統接生，倡導健康分娩。政府希望產婦去醫院接受正規的分娩護理。“消費不起。”錢絨說。
接下來便是艱難的生產過程，錢絨生下孩子當天，公公去世——“他回來是因為公公死了”。錢絨對丈夫的不歸有怨氣，“可是沒有辦法，要賺錢。”錢絨不會忘記那一天，她在裏間疼痛難忍，新生命要來到這個世界，隔著一扇門，門破了，公公早年用黃泥夾雜稻草糊上那破洞，天長日久，黃泥斑駁。一間屋子裏，兩個房間兩個不一樣的生命即將完成他們的儀式。錢絨說那一刻，我疼得忘記一切，怨恨，也疑惑，到底為什麼？為節約錢，她不能享受其他年輕媽媽的待遇，在幹淨整潔的房間迎來新的生命；為了節約錢，公公停止血透；為節約錢，丈夫不在妻子身邊陪伴，寧願一個人在他鄉獨自想念。
“我哭不是為了痛。”頓一頓，補充一句，“不知道什麼感覺，就覺得活著苦。”所有人都以為這個從外鄉嫁過來的女子怕疼，假裝嬌氣。倒是接生婆拍拍新生兒的屁股說，你娘生你可是流幹淚了——誰也不知道她落淚的真正原因。
誰也不知道錢絨內心，“我想到公公在外間那麼苦，就要死了，想想害怕。”六年之後，她才在我麵前說出這個秘密，不是秘密，隻是她孤單的根本。她才23歲，還沒來得及真正了解死亡，但是死亡卻及時侵襲了這個家庭。錢絨從接生婆手裏接過孩子時，外間婆婆發出了聲嘶力竭的呼喊，公公終於嚐盡人間最後一點苦，歸去。
喪禮如期，剛生完孩子的錢絨被迫參與到特殊的儀式中來，有挾持的味道——臨時搭建起來的道場，這個被稱為“北鄉夜歌”的喪禮即將開始。在北鄉一些村落，“老了人”之後便會有一場緬懷先人、追思功德的夜歌會。對仗工整的四句歌詞飄搖進來，夾雜著鑼鼓的鏗鏘。錢絨抱著孩子，默默地坐在裏間，眼眶生澀，“公公的一輩子很苦，閉眼前都見不到兒子。”錢絨說，“為了節省，他買晚上的票，第二天早上到家時，公公已經合眼了。”
這之後，丈夫很少回家。曾經看到過一篇文章，“老人作為故鄉存在，他們一旦離去，故鄉便斷了根，遊子們再也無法真正從心底惦念那個地方。那些文字中描述的懷鄉，大部分都因為需要懷念而懷念，似有應景之感。”
這之後，錢絨不太待在家裏，她走過長長的田埂，去尋找一個去處，以打發漫長的時間。“靠的是手氣”。錢絨的手指靈巧，白皙，養尊處優的表象。如果在城裏，音樂老師會好心腸地勸慰錢絨母親——讓她學鋼琴吧，你看她的手指，又長又細。這白皙的又長又細的手指現在用來打麻將，大拇指熟稔地撚一下牌麵，七餅。
出嫁之前的錢絨，似乎並沒有因為她的弱小而受到父母的格外疼惜，相反，“我爸不喜歡我，喜歡哥哥。”這種單方麵的結論致使她對周遭世界抱有足夠的戒備，對父親的愛蕩然無存。母親帶她來相親看男方家庭，被當地人好奇地打量，拘謹和排斥伴隨她的這次跨縣旅程。
她即將安家落戶的這戶陳姓人家，在遠離村中心的山坡上，黃泥瓦房，在南方雨季來臨時，米黃色的菌菇齊嶄嶄地排列在房梁木柱子上。錢絨第一次踏進這個屋子，便感到一種陰冷之氣——對陌生生活的向往替代了血肉情分，錢絨幾乎沒有多想就同意了，她對自己的婚姻不抱希望。她隻是想離開，離開這個不喜歡她的地方。
回平江的車上，母親讓錢絨想明白，男方家裏一貧如洗，“連一把像樣的椅子也沒有，借了兩把椅子來，把椅子放放平的地方都沒有。”母親擔憂女兒以後的生活，卻被女兒一句話剪斷，“總比在家受白眼好。”錢絨曾經可以嫁得好一點，父親的遠方親戚，家底殷實，隻要錢絨答應這門親事，哥哥小龍便可到遠房親戚的廠裏上班。
我問，“你不喜歡他？”
“就不想讓家裏這麼安排。”錢絨的嘴一撇，青春時光，反叛是最有力的武器，保護自己也傷害自己。
泥牆糊起來的柴灶間，灶台冷清，看不到人間煙火。女兒在門口撿樹上掉下來的桑葚吃。一隻雞在門口泥地上找食。錢絨對目前情況很不滿意，“你看看這舊房子，髒髒的。”事實上除了柴灶間還是幾十年前的老坯屋，緊貼老屋的這間房子不算舊，90年代末期建造。
“你是幹什麼的？”“寫這個有錢嗎？”語氣利落，露出對外部世界的不信賴。她時不時看牆上的壁鍾，看一次，再看一次，有些急躁。
“你要去打麻將嗎？”我也看一下壁鍾，中午12∶35。
這個問題措手不及，“我不是天天打麻將的，”為自己辯解。到錢絨家之前，已經有人告訴我她的近況，概括起來大致有幾條：不上進，不顧家，沉迷麻將，亂花錢。
電視機上落滿灰塵，兩三把椅子，一張空曠的台子上擱了一些物品，一隻碗，兩雙筷子。對話無法進行，我不好意思再賴著不走，起身跟錢絨說打擾。錢絨忽然沒了表情，萍水相逢帶給她的隻是短暫的新鮮。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一個世界是一個國家，國家有邊界，再弱小的國家也是戒備森嚴。敞開心扉何其難，所以隔膜。
錢絨沒等我走出去，先去關柴灶間的門，等我走出門外兩三步，她已經順手帶上屋門走出來了。
我讓到一邊，對她笑一笑，錢絨也笑了笑。我驚歎於這個美麗的1981年出生的女子，那一口雪白的牙齒，咀嚼過多少難以言說的悲涼。深綠色外套，淡黃薄線衫，深紫長褲，粉色拖鞋，粉色厚襪子，高高揚起的馬尾辮。錢絨給了我一個不明身份的背影，這個最好年華裏的女子，穿不到最美麗的衣裳，“一年下來買衣服的錢……有兩三百，女兒的算在一起。”她從我身邊走過，牽著女兒的手，慢慢地上了田埂。我小跑幾步，喊她的名字，錢絨。錢絨回頭，看著我，定定的，忽然說，平江來的錢絨已經死了。
我站住，看著她的背影漸漸遠去，田埂慢慢延伸，彎彎曲曲，田野，青綠的烤煙，煙農在除草，太陽猛烈。一頭牛低頭吃草，偶爾抬頭，無聊地哞了起來，聲音洪亮，穿越田野蜿蜒過來，把錢絨身後的路拉長。
同行的曉玲跟麗麗坐在錢絨家隔壁，是錢絨丈夫的堂嫂。堂嫂家收拾得幹幹淨淨，三層樓房，女兒從樓上下來跟我們打招呼，倒茶，有禮有節。堂哥去鎮上買菜秧，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覺前所未有地好。自然談到錢絨，堂嫂的惋惜溢於言表。
“剛嫁過來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據堂嫂介紹，23歲那年，錢絨從平江縣城打工回家，同鄉人介紹這裏的一戶人家，後在大人陪同下走完傳統程序。先看生辰八字是否犯衝，再由同鄉介紹雙方家庭情況，房屋、田產、家庭成員，也順帶介紹文化程度，錢絨初中畢業。性格脾氣基本可以忽略不計，他們斷定婚姻隻是身體跟身體的結合，生個一男半女，人生便完成大半。
“那時她總是羞答答地對著我笑。”在這個村莊，堂嫂是錢絨唯一的精神依靠，她曾悄悄告訴堂嫂，從她有記憶開始，很少看到家人笑容，落入心底的都是漠然。“那天來看陳家，別人的眼神也都是冷的，隻有你，堂嫂，隻有你對我笑。”錢絨由此而跟陳家結了緣，衝著一份微笑而來，用一樁婚姻相抵。堂嫂也不負她，噓寒問暖，以鄰家大姐的和善對錢絨，錢絨有過的那一段幸福時光，是堂嫂額外給她的。她心存感激。因為嫁過來之後，錢絨並不如意，丈夫遠沒有同鄉介紹的有能力，他在外地打的是粗工，工種跟工資一樣不穩。
老公出去打工後，錢絨的心事隻跟堂嫂說，兩個女子姐妹般窩在被窩說私密的話，也不可避免地談到房事。錢絨說她唯一安慰的便是老公身體很好，夫妻生活合心合意，雖然現在不能在一起，終究有太多甜蜜的回憶。這樣的日子過了大約一年，堂哥帶著堂嫂出去打工，錢絨的精神支柱轟然倒塌。
“後來我們結束打工的日子，回來造房子，錢絨對我的態度就變了。”堂嫂覺得自己的外出，似乎是對錢絨的背叛。“後來錢絨慢慢地變了，變得不愛做事。”“錢絨沒有搞過一次衛生，你看她家裏的灰塵。”
年邁的嬸子褲管上沾著黃泥，坐下來便數落錢絨，“燒的柴火都從我家屋簷下拿的。”嬸子跟堂叔疼錢絨，但也恨鐵不成鋼，“一塊地替她平好了，讓她下點菜籽都不懂。”去錢絨的菜地看過，幾乎看不出是熟地，春天萬物生長，青草成片蔓延在錢絨的地裏。
萬物生長，錢絨卻死了。她說，平江來的錢絨死了。決絕的語氣似乎不是這個滿臉稚氣的年輕媽媽所言。
我們坐在堂嫂家裏，看著錢絨的身影漸漸變小，一直到單反相機都無法捕捉到她。我看見一個身影慢慢出現，拎著一隻袋子，晃悠著從田埂蜿蜒過來。堂嫂站起來，笑一笑，“他回來了。”堂哥一路從那邊過來。我出神地看著那個身影越來越近，相對蒼翠之中錢絨的背影，忽地生出洶湧的憐惜來，錢絨何曾有過那樣的好時光，坐在家裏看著老公從田埂那邊一步步走回家。
“前幾年她老愛哭，半夜裏瘮得人心發慌。”鄰居說。到後來，錢絨開始學麻將。錢絨從不跟牌桌上的男子拉家常，也有嘴騷的男人挑起話頭，談些男女間的事，有意要撩撥她。錢絨先不答腔，男人若再開口，她便抓起一把麻將砸到男人臉上，走出麻將場。回家之後雙手握緊拳頭往牆上砸，後悔夾雜在那些人群裏，虛度光陰，抱著女兒哭。
牆上看得到隱約的血跡，我問了好幾次，她才跟我說了這事。我拿過她的手，沒有自殘的痕跡，手心手背閃著無從說起的亮光。
在村部看到一張宣傳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宣傳資料，家庭防盜篇》：1.提防盜賊撬門窗。2.兩分鍾防範法。3.家庭防範重細節。4.警惕順手牽羊。5.警惕“敲錯門”。6.防偷狗。7.保護現場最重要——粉紅色的單子分發到各戶張貼，堂前正上方，門背後，屋門外各各不同，也有貼在豬圈門口的。問錢絨怎麼不貼一張，錢絨覺得這個問題很滑稽，“你看看我家裏，有什麼偷的麼？人都不值錢了，還有什麼要提防的？”
離開錢絨家，路遇一個壯實的女子，我們互相一笑，問她：剛從地裏回來？答：去煙草地裏。看著年齡，應該是1970年代出生的，陪同的人說，你看，她也是留守的，她多勤快，種煙草都是男人幹的活，她卻不怕苦。她們向我介紹這些熱愛生活的人，我回頭看錢絨的家，緊閉的門窗在桑葚樹的陰影之中更顯落寞，隱約有風。我看到錢絨曬在屋門口的衣服隨風飄蕩，翻飛著如失群的孤雁。
從最初的欣欣向榮到如今在常人眼裏的落魄，錢絨的經曆沒有人關心。她貌似認命、妥協、不在意，恰恰是對世界的不妥協不認命。她在意生命中某些一閃而過的良善，比如公公的孤寒離世。但是，常年獨自生活，她學會了拒絕，拒絕表達，拒絕接受貌似的關切、平等、互愛。她不再試圖取悅某個人，錢絨用她特有的方式迷惑了世人。
離開村莊，拐出一條小道到馬路，馬路一側的空地上，坐著幾個白發老人，衣著灰暗。我看到那件深綠色的外套，馬尾辮垂落在後背，錢絨就坐在她們中間。她的眼神暗淡，跟剛才在家時的警惕和排斥判若兩人。看不到焦灼——在這些年長的老人中間，錢絨顯得安定、安全、祥和。我一廂情願地判斷，錢絨急於離開屋子是因為她不願或不敢一個人在那空房子坐著，因為那裏有個敵人，她鬥不過——她當然鬥不過時間。在那間屋子裏，時間像洪水，蓄得滿滿的，要將她淹沒，她隻有逃離。
北鄉人的勤勞有目共睹，而錢絨是個例外……她的心已經荒蕪。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是個發展中建設中的工地，揮汗如雨的農民，遠離家園，投身於這個龐大的工地，常常找不到自己——而錢絨卻在家鄉迷失了自己——“平江來的錢絨已經死了”，不知是怎樣的孤絕，才促使這個年輕的女子說出那樣的話來。
2.“要是可以重新來過，我不會生這麼多孩子”
一個不甚寬闊的道地，零散曬著苞穀，有的是新鮮掰來才曬出來的，有一部分大約曬了幾天。一把掃帚倒在地上，簸箕裏是一些雜物，泥灰，一片樹葉，幹燥的苞穀衣，吃過的苞穀芯子。另一側沿牆靠著鋤頭耙子鬥笠竹編簸箕，一雙沾滿泥灰的高幫雨鞋，還有一個鐵絲編起來的背簍。一方台階連著道地和街簷，街簷上，一個女孩三四歲的樣子，在一輛破舊的童車裏玩。屋裏傳出嗬斥聲，“你個臭娃兒哦，怎的又把地給搞髒了，看我揍你。”
小女孩像是沒有聽見，依舊在拉扯童車，童車上的商標已經剝落，小女孩在撕掉這些塑料貼膜，回頭見到我們，有些驚愕，繼而棄車而逃，進了屋子。斥罵聲依舊，聽不明白內容，先是見到一把掃帚，利落地打掃，再見到一雙手出來，一手抱著一個男孩，另一隻手在掃地，半彎著腰，有些費力，嘴裏依舊在嘮叨。是一個女子，頭發蓬亂著，七分褲，一件混色短袖上衣，衣襟上粘滿了什麼東西，好像是鼻涕的痕跡，又像是粥湯幹了的樣子。驀地見到我跟小秦，她沒認出來——小秦帶了副太陽鏡。女子驚訝地看著我，我對她笑笑，不由自主地欠了欠身子，“你好，在忙呢。”
小秦喊她菊英，菊英像才醒悟過來，露出黃斑牙齒，“是表姐嘛，我都沒認出來。”
一個空蕩蕩的廳堂，堆著化肥袋子，另有一些雜物，木頭，竹杠，不明用途的幾個水缸，兩塊臘肉吊在門框上。廳堂兩側有兩扇對開著的門，左邊那間是臥房，右邊裏間是臥房，外間連著廚房兼客廳。
“樓上太熱了，睡不了人。”
我們在右邊吃飯那間坐下來，就著一個小茶幾，茶幾上擺放著一個塑料筐子，幾個搓了一半的苞穀躺著。我跟小秦幫著搓苞穀粒子，問為什麼要搓下來。因為這些都是嫩苞穀，菊英說，搓下來後，放到冰箱，要吃的時候，直接拿來煮——在貴州很多鄉村，都保留著祖輩傳下來的飲食習慣，茄子豇豆苞穀南瓜切成塊，加清水，不放任何調料，在鍋裏煮熟了，晾在一邊，待吃飯時端上來，蘸著辣椒水下飯。那湯幹淨、清淡。小秦問菊英是否要上坡，菊英的頭偏了偏門外，“這太陽毒著，這會兒怎麼上坡，晚點要去。”問大概幾點過去，現在是不是要睡覺。菊英說，她中午從來不睡午覺，因為家裏有做不完的活兒。
說話間，女兒又在街簷上玩童車了，菊英看到我的相機，跟女兒說，讓阿姨奶奶給照個相。我趕緊出去，端著相機想給女孩照相。結果，無論我如何努力，小女孩就是避開我的鏡頭，左右橫豎我都看不到她的正麵，她的眼睛隱藏在童花頭的劉海下麵，她不是低下頭，就是側過身子。我放棄了給她照相的念頭，索性走到左邊一間屋子裏，小秦跟菊花兩表姐妹在右邊屋子裏拉起了家常。
左側屋子裏，擺放著一張陳舊的沙發，上麵覆蓋著花布，看不出沙發本來的麵目。一邊是兩張靠背椅子，兩張椅子麵對麵合在一起，椅子中間又接了一張方凳子。一床薄被子淩亂地堆放著，一眼看起來，像是臨時搭建的床鋪。這間屋子被一麵木板隔成了兩間，外間除了沙發和椅子，還有一張陳舊的擱幾，擱幾上方擺放著一個紙折起來的裝飾品，足有一個普通菜盤那麼大，層層疊疊的，像是一個微縮的寶塔。我小心翼翼地拿下來，是用舊課本折疊起來的，手工精巧，每一個都是一個等腰三角形，也不知怎麼疊的。我放回這個寶塔，進入裏間，裏間是一張床，大約一米二左右，蓋被、墊被，看不出是夏天的床鋪，倒像是春秋兩季的床。想起來，貴州大山裏夜晚的溫度不高，很適宜。一邊的一個櫥櫃上，堆滿了零碎的物品，衣服，襪子，作業本子，鉛筆，一床待洗的床單，三兩件換下來的衣服，還有幾件洗幹淨曬幹了的夏衣。
除了廳堂，左右兩邊屋子都用報紙和試卷課本紙給糊上了，看起來滿屋子的花花綠綠，內裏有陳舊的報紙和課本紙露出來。菊英說，在她打算回來帶孩子之前，公公婆婆就糊了一次，一回到家裏，覺得家裏花花綠綠的挺好看。過了一年，那些糊過的牆壁都發黃了，到年底時，再糊一次，“沒錢裝修嘛，就糊一層紙，看起來幹淨一點。”
在我們坐著說話的當口，門口響起摩托車的聲音，菊英抱著兒子站起來，兒子已經在臂彎裏睡著了，她把兒子放到左側臥房床上，到門口，她公婆回來了。
黧黑的臉蛋，紮實的身子，公公手裏拿著一個頭盔進來，見到我們，微微笑了笑。小秦忙喊舅舅，舅舅指指椅子，“坐，歇著，歇著。”婆婆瘦高個兒，身體很虛弱的樣子，待到屋裏坐下，便跟小秦歎氣，說一家人都吃藥。果然，菊英公公從抽屜拿出藥來，就著涼茶吃藥。公公高血壓，四肢酸痛，一年到頭要吃各種不同的藥物。婆婆一個月前動了手術——婆婆費力地站起來，撩起衣衫，腰際處，一個刀疤觸目驚心，婆婆說是囊腫，現在還得休養。“怎麼待得住哦，家裏七七八八的事這麼多，少一個勞力家裏人就更累了。”婆婆說的家裏人，指公公、菊英，還有在外打工的兒子。說到兒子，婆婆顯然動了情，說，一家十口人，現在都靠兒子一個人賺錢養活著。
菊英22歲那年跟丈夫結婚，不久生下女兒，“結婚前就商量過了，要是第一個生兒子，我們就再生個女兒了事；要是第一個是女兒，那就得出去。”
出去是因為山高路遠可以躲避計劃生育。大女兒不滿三歲，菊英便跟丈夫開始了15年漫長的打工生涯。15年裏，他們夫妻輾轉七八個省，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最後在浙江穩定下來。15年裏，他們陸續生下5個孩子，等第六個孩子生下之後，他們結束了生育之旅——因為第六個是兒子，他們的目標達到了。“生一個孩子要花費一萬多塊錢，生了5個孩子，花掉我們七萬多塊錢。15年裏賺的錢，除了拿點給家裏，基本都花在生孩子上了。”
兒子出生之後，菊英便回到了村裏。她坦言，當初回來的時候，是帶著小小的成就感回家的，覺得家裏終於有個兒子了。可是等她回到村子裏過了沒多久，便覺得自家條件已經落伍。如果要排位，菊英家無疑是最後一名。沒有新房子，一台15年前買的電視機還在用，所有的家具都陳舊不堪。80年代造的房子，到如今二樓都沒錢裝修，現在連裝修的想法也沒有了，因為整個房子不但落伍，而且屋頂總是漏水。
閑聊時，菊英的手機響起來，她嘀嘀咕咕跟電話裏的人說著什麼。掛了電話便跟我們說，四女兒肚子痛，老師讓家長去接回來。公公拿起頭盔說，我去接——前年家裏添了一輛摩托車，因為莊稼地太遠了，沒有摩托車有時走路來回都得三四個小時。早上去地裏，沒幹一會兒活便又得走回來。“狠了狠心借了點錢就買了，現在有這個車方便很多了。”
菊英遞給公公一本病曆，是四女兒的，說要是沒有這個本子，很多費用不能報銷。公公拿著本子出去，摩托車突突突地轟鳴著遠去了。婆婆擔心公公的身體，說，現在才50多歲就這病那病的，老了怎麼辦？又吩咐菊英煮苞穀給我們吃。萬般推卻不管用，菊英說，你們來我很高興，我們家窮，別人看不起，沒人上我家串門。這麼一說，我們便覺得不好意思了，依了她。
大約半個多小時之後，公公帶著孫女回來了。女孩上二年級，剛在醫療站打了一針，菊英問現在肚子痛不痛了，女孩搖搖頭。菊英讓女孩寫作業去，自己抓起很多衣服，說趁現在空當，洗掉一些，到晚上實在累了，停停洗洗，有幾個晚上都要到12點才能上床睡覺。
很久我才理清楚菊英家的兒女一一對應關係。大女兒現在在浙江打工，已經外出三年了，當時出去的時候未滿18歲，村裏睜隻眼閉隻眼給開了證明。二女兒14歲在鎮上讀六年級，三女兒12歲讀三年級，四女兒10歲讀二年級；五女兒4歲，就是在家玩童車的這個；最小的兒子兩歲，胖胖的腦袋，一臉好奇地看著我們。
42歲的菊英談到這一幫兒女，自有一番感歎，說，這麼多兒女中，還是四女兒——剛才因為肚子痛回家來，她懂事聽話，平時不多說話，自己的東西有固定的地方放。最淘氣的是第二個女兒，在菊英滿腹的埋怨中，我聽到的大約是這麼個情況。第二個女兒出生之後基本上在家讓公婆帶，他們忙於農活，除了給口飯吃，別的什麼都教不來。現在這個女孩根本沒有女孩的樣，拆天拆地，“隨便跟哪個姊妹碰在一起就打架，我火起來每人一頓棒子。”
菊英感歎她家的女兒都不懂得體貼她，她舉了個事例來說明。有那麼幾次，她身體不舒服，加上家裏長久沒有吃水果了，抱著兒子去集市買回來蘋果，挑最小的買。累得腰酸背疼回到家裏，放下塑料袋子，還沒把兒子安頓好，家裏幾個女兒就搶著來抓蘋果，“喝都喝不住，等我回頭想拿一個吃，隻剩下一個空的塑料袋，被風吹到地上。”每當這時，菊英總是萬分惱火，可是看著她們“餓死鬼一樣大口咬蘋果時，我總是覺得嗓子口堵堵地難過”。
又談到遠在浙江的大女兒，更是菊英的心頭之痛，當時她是不讚成大女兒出去打工的，畢竟還小。可是她“小學畢業就不願去上學了”。在家跟爺爺奶奶幹點農活，過了兩年，偷偷跑到村裏去開了個證明，跟村裏其他人一起去了浙江。“聽說在工廠做電子產品，一年到頭不太打電話回來。我打過去給她，她也冷冰冰地不願跟我說話，也不跟她爸說話，隻有跟她奶奶能說上幾句。”在菊英看來，另外幾個女兒不懂事還情有可原，畢竟還小，大女兒現在都這麼大了（其實還不滿20歲），還跟我們慪氣。“她主要怪我們丟下她出去了15年。我們有什麼辦法，在村裏做人，總得要個兒子嘛。”菊英說。
有時候菊英也會跟女兒說找對象的事，讓她看清楚小夥子，不要隨便找個外地人，以後吃虧吃苦我們家裏也不知道。誰知道女兒的話“吃了石頭一樣硬：你們就生了我，小時候不管我，大了也不要來管我，你們哪有資格來管我們，你們隻要管好你們的兒子就是了。”菊英說，大女兒責怪他們夫妻為了生個兒子把另外幾個姐妹都撂家裏了。
我問菊英，生這麼多孩子，是她本人特別想要，還是老公的要求？或者是公婆給的壓力？菊英頓了頓，說，我自己也很想生一個兒子，“農村嘛，沒個兒子怎麼行？”另外，夫家也給了一定的壓力，因為當初生下大女兒後，婆婆抱著大孫女讓兒子媳婦放心，家裏由她跟公公守著，趁小夫妻現在年輕，趕緊出去打工去。“家裏計劃生育抓得緊，到外麵沒人知道。”
這一去便是15年，菊英現在像老人一樣回憶起跟丈夫在外漂泊的日子，依舊不後悔，“我們夫妻感情很好，不然我也不會生這麼多孩子。”
現在，丈夫在浙江打工，有時寄回來兩千，有時候三千多點。問起這樣的狀況要維持多久，菊英的眼睛朝遠處看過去，拿手擦擦汗，“我也不知道，可能要到老吧。”
菊英拎了一袋子苞穀，非要表姐小秦帶上，又很不好意思地說，她要去坡上幹活了，拔草、鋤地、摘苞穀，地裏多的是活兒。現在是下午4點，菊英會在地裏做活到夜裏7點，因為夏天太陽照著的時間太長，“兩頭摸黑才能做得了活。”大約7點20左右，菊英到家開始收拾灶台燒晚飯，有時候沒等她燒好晚飯，幾個孩子都已經各自睡過去。等她燒好晚飯，再一個個喊醒，吃過晚飯，她得張羅著給小的幾個孩子洗澡，料理他們睡覺。她開始洗碗洗衣服，等收拾完家務，大約會在12點左右睡覺。
因為二樓實在太悶熱，孩子不能入睡，有幾個晚上，菊英會聽到孩子在吵鬧著哭，她在疲憊中吼一聲，女兒們安靜片刻，就聽到下樓梯的聲音。第二天醒來，菊英會看到幾個孩子分散睡在一樓，沙發上窩著一個，兩個椅子拚接起來一個，公婆的床上一個。還有一次，一個孩子因為太熱，把被子鋪在地上睡著了，因為地氣太涼，感冒了。菊英怪女兒不懂事，狠命地抽打了她一次，“打了她，我自己心痛得要命，沒有辦法。”
菊英告訴我，她現在覺得壓力很大，以前以為有兒子了一切都會改變，其實不然。“你也看到了，我家10口人擠在這個屋子，甩不開膀子。”她很想湊點錢去批個地基，起一幢新樓，因為兒女們個個都要大起來，“總不能再讓他們睡在沙發上，椅子上。”可是，家裏根本沒有餘錢，曾經想過抵押貸款，可是國家不承認農村房子可以抵押，再申請農業生產方麵的貸款。“他們不會同意，我們家罰款還沒交全。”——當菊英夫妻把第五個孩子帶回來托付給公婆帶時，“政府把我們家的家具都搬走了，家裏交不起罰款，現在還欠一萬多塊錢。”菊英家裏，除了幾件陳舊的家具，沒有別的家什了，再仔細看頭頂，左邊吃飯間的樓板也被拆了一些，看起來猙獰無比又淒涼無比。
對於一家10口人什麼時候能夠團團圓圓地坐在一起吃飯、看電視，菊英顯得很沮喪，“太難了，不是老公沒空回來，就是女兒不想回家。”說著說著，菊英的淚水順著臉頰往下流，跟汗水夾雜在一起。10歲的女兒不諳世事，過來跟母親要鉛筆，她的鉛筆又不見了。菊英忍不住罵一句，“你的鉛筆是用來吃的麼？”女兒對母親的不理解很難過，在得到一支鉛筆後，坐到沙發上繼續寫字。我看到她的淚水滴在作業本上，滴在翻開的二年級語文課本上，上麵有一篇課文，字跡清晰。
離開菊英的家，小秦憂慮重重地告訴我，總有一天，菊英表妹要瘋掉。我也擔心生活的重擔會壓垮這個42歲生下6個兒女的女子。上小秦的電瓶車前，小秦湊到我耳邊，輕輕地說，“你知道她剛才用土話跟我說什麼？她說，心煩的時候，恨不得掐死幾個。”
回到老家，我抽空去買了一些鉛筆橡皮還有本子，跟別的一些東西一起，快遞給小秦，讓小秦轉交給菊英。小秦來電話說，芳姐，以後別再寄東西咯，人家心裏過意不去，還不起這個人情哪。你要真想對人好，就給政府說說，給她家批個地基起個新房子，貸個款，讓人家日子過踏實咯。
3.“妹妹比我苦，可她心裏有主。”
這個村落，散落著500多戶人家，2000多口人，算是不小的村子。平原總給人以遼闊之感，住戶散落，每家都有個獨立的小院子，矮牆圍起來，中間一扇木頭門。經濟條件稍好一些的住戶，卸了木門，換上鐵門，推著覺得有些沉重。大叔笑笑說，門臉是一戶人家的麵子，現在很少有人家還用木頭門。果然，我在村子裏轉悠幾天，都可見到那些已經換了的院門。
她是在我即將去超市的路上遇見的，那時她坐在電瓶三輪車上。一輛小型的電瓶三輪車，坐了5個人，加上駕駛的女子，6個人——他們給人以漫不經心的感覺。電瓶車看起來有些超負荷，歪歪扭扭地前行著，我為他們的安全捏一把汗。不知是看淡生死，還是全然的對生命漠視，在鄉村，我總會遭遇這樣的超載。曾經問過村裏的一個女子，她的小電瓶車最多一次坐過9個人。問及安全問題，她笑笑說，這有什麼不安全的，隻要能到那裏就行了唄。再說，我們農村人，不講究，命賤。
我坐在大叔的電瓶車上，看到這個梳著馬尾辮的女子，我們對視一笑。一條新修的路，筆直地延伸，往前看，沒有盡頭的樣子。往後看，找不到來路，隻有三三兩兩的電瓶三輪車和自行車，在往同一個方向行駛。在我們並排行駛的時候，我問她去哪兒。她指指前方，教會。
她笑了笑，頭一轉，馬尾辮便跳動起來，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衫，一條黑色的長褲，白色的細帶子涼鞋，整個人透出新鮮、時尚的氣息。問了才知道，她在上海一個玩具廠上班，剛回來幾天，“想孩子了，回來看看他。”她的腿上坐著一個五六歲的男孩，腦後梳了一根長辮子。
我們不再說話，各自往前，路過教會，她笑著招呼我，“下來看看吧，聽聽福音。”
她叫李小娟，在上海青浦區一個玩具廠打工。我問她是怎麼找到這份工作的，她說丈夫在上海工地打工，兩人分開久了，感情有些生疏，她於是決定把小孩留在家裏，跟著丈夫去了上海。
李小娟1983年出生，18歲那年經親戚說媒跟鄰村一個年輕人談朋友，次年生下女兒。過了兩年才去扯了結婚證，對於出生證上戶口之類的，李小娟避而不談。隻說“拿點錢托人都給辦了”。11歲的女兒上小學，跟婆婆住，“婆婆一個人在家冷清，我女兒正好陪陪她。”丈夫在女兒出生7個月後去外地打工，開始是做電焊，後來因為總是被燙傷，加上他視力不是很好，就改做雜工。“雜工沒有技術，工資也不高。”李小娟為此曾經托人幫丈夫在玩具廠找過一份工，從倉庫拉貨到火車站，每個月工資1500元，丈夫拉了一天，不喜歡。“主要是工資太低了，還要租房。我們廠裏的宿舍都是上下鋪，老公在工地做，能住工棚，我住廠裏宿舍，可以節省一筆開支。”
丈夫外出打工之後，李小娟一個人在家帶女兒。公公早年去世，一家三口，三代人，婆婆、小娟、女兒豆豆。“有時就覺得活著就是等死，真的，在家時，我常常有這樣的想法。”因為這個想法常常糾纏著她，丈夫每次打來電話，都是吵架。有一次，李小娟把家裏的電話機給摔了。遠在福建打工的丈夫幾次電話不通，星夜兼程回到家裏，夫妻倆隔閡漸深，沒有想象中的親熱，沒有徹夜長談，都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裏。丈夫在家住了一個星期，李小娟像是突然醒悟過來，跟丈夫商量，她要跟他在一起。孩子才3歲，“婆婆支持我出去，我知道，她其實希望我生個兒子。”李小娟坦言，即便婆婆沒有那個意思，她自己也不會就此罷休，因為她認為——確切地說，在她們村裏所有人認為，如果不生一個兒子，像是人生一件大事沒有完成。“沒有兒子，你家再好，都不好。”李小娟說。
李小娟跟丈夫去了福建，開始她在工地的食堂幫工，每月拿很低的工資，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妥。“因為心裏想著，反正打算生孩子的，這工資就像是額外賺的。”在福建待了近兩年，李小娟“才懷上了孩子，運氣好，是個男孩”。我問她要是還生一個女兒怎麼辦？李小娟笑笑，偷著告訴我，拿了錢給人家，到醫院去做了B超，說是男孩。
我追問要是還是女孩怎麼辦？李小娟毫不猶豫地說，打掉。在跟李小娟說話的一個多小時裏，她懷裏的孩子一直都在鬧騰，不安分。這孩子才11個月大，是妹妹的兒子。我問她妹妹呢？李小娟拿嘴努努斜對麵，“穿綠衣服的是我妹。”
李小娟的妹妹李豔娟27歲，已經是4個孩子的媽媽，像這個村子裏的很多婦女一樣，年輕的李豔娟生下3個女兒後，繼續懷孕，一直到生下第四個兒子。我問李小娟，為什麼不讓你妹妹也去做個B超，看看是男是女？李小娟有些氣惱地告訴我，都是妹夫跟妹妹的婆婆，首先是舍不得錢，“托人辦這個事，要拿3000塊錢。”其次是婆婆喜歡孩子，不管男的女的。當然，要是不生下一個孫子，婆婆是絕對不會罷休的。
談到教育問題，比如這麼多孩子吃穿用度都得花錢，更重要的是，將來讀書怎麼辦？都得花錢。在這點上，妹妹李豔娟似乎更認同婆婆的理論。既然生下了，總能活下去，教育什麼的都是小事，等他們長大了，一個個都會飛出去找食吃——我們村子裏的人不都這麼過來的麼。
我遠遠地看著李豔娟，她端坐在長條凳子上，閉著眼，神情專注。懷裏一個孩子睡著了，仰著頭躺在她腿上。李豔娟沒有唱詩，也不禱告，隻是閉著眼，看不透她的心事。
我看了看高懸著的電視機，裏麵有一個中年婦女正在教唱詩歌，她唱一句，信徒們跟著唱一句。坐在我身邊的李小娟跟著在哼唱。我看李豔娟，依舊閉著眼，年輕的頭發烏黑油亮，飽滿的嘴唇，挺括的鼻梁——一個美好的女子。她的丈夫跟李小娟丈夫一起，在上海一個工地，在那些漫長的天各一方的日子裏，他們是如何自我救贖的？
中飯時間快到了，李小娟抱著的孩子已經入睡。李小娟把孩子放到外麵三輪車上，三輪車上墊著一床破了的草席，已經有一個孩子睡在裏麵。青紗帳一般的玉米地在眼前鋪開去，蟬聲嘹亮，他們安然入睡。我從另一輛三輪車上端下一個小馬紮，放在廊簷下坐著，李小娟也在我邊上坐下了。我問她從哪一年開始信奉了主？她告訴我，她家四兄妹，大哥二哥加上她跟妹妹。她出嫁之前，家裏隻有她母親信主，母親希望她們跟著她一起信，家裏沒有人呼應。那時妹妹還小，不懂事，常常跟著母親上教會。“她就喜歡吃教會的饃，還可以玩。”在李小娟看來，十來歲的妹妹並非真像母親期待的那樣也信奉了主，隻是貪玩。教會有很多孩子，那時他們的父親外出打工，“家裏總覺得沒有人氣，我媽沒有信主的時候經常發脾氣，後來跟著姊妹們到了教會，脾氣變好了，很多事都不計較了。”
受了母親的影響，李小娟雖然不像妹妹一樣，每逢禮拜都會很高興，她卻也是有期待的。比如，每次母親從教會回來，都會唱一首新的詩歌給她聽，母親對此很入迷。為此，兩個哥哥有些反感，大哥出去打工不久，16歲的哥哥也出去了。“他不喜歡媽媽那樣子，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不喜歡她信主。”李小娟坦言，在那些孤寂的日子裏，她的內心已經跟著母親在禱告了。比如，她有一次從學校回家，下著大雨，村道泥濘不堪，她的心裏忽然很討厭這個村子。雖然她從來沒有去過外麵，但是，已經開始向往哥哥們描述的柏油馬路了。她記得曾經在作文裏寫：哥哥給我買了一雙新鞋子，可是我不想在村裏穿，因為路太髒。
她第一次禱告是在那次回家之後，全身淋濕了，腳上汙濁不堪，換了衣服之後，看著院子裏漫起來的黃泥水。“我心裏酸酸的，總覺得想哭，忽然就在心裏喊了一聲，主啊，我該怎麼辦？”這是她第一次接觸主。
吃中飯了。我猶豫著是否在教會吃飯，李小娟看我猶豫，笑道，就一個饃，吃一個吧。我進去，看到李豔娟已經抱了孩子，手裏拿著一個奶瓶在晃動，她對著我微微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李小娟拿了兩個大碗給我，我說我不用碗，隻要了兩個饃，坐在外麵吃。
讓李小娟真正信奉主是因為她的母親患病去世之後，她說她忽然覺得人是有靈魂的。她記得母親說過，活著的時候，一家人四分五裂地不能在一起相親相愛，而隻要我們全家信奉主，等我們離開人世去了天堂，便能在一起了——李小娟說到這裏，淚水湧上來，我看到她鼻子紅紅的似乎要哭出來。她說，母親臨走前，懇求全家答應她，信奉主。“隻有主知道我們的疾苦。”李小娟兄妹蹲在母親跟前，一一發誓。從此之後，他們一家便都成了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