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時期，農民的田賦、徭役負擔很重，辛勞一年所得無幾，常常不得溫飽。司馬光作過多年的地方官，輾轉各地，對下層百姓的貧困生活是有相當了解的。他有一首《道傍田家》詩，是這樣描述農民悲慘生活的：道傍田家，翁嫗俱垂白，敗屋蕭條無壯息。
翁攜鐮索嫗攜箕，自向薄田收黍稷。
靜夜偷春避債家，比明門外已如麻。
筋疲力弊不入腹，未議縣官租稅促。
白發蒼蒼的老翁老婦，住的是破敗草屋，薄田收割，夜半偷春，天明門外討債者齊至。官租私債，把這一農家逼得家破人亡，這是何等淒涼的景象啊！
正常年景下尚且這樣，遇到水旱災荒又該如何呢？他在《苦雨》詩中是這樣寫的：今春尤亢陽，引領望雨族。
首夏忽滂沱，意為蒼生福。
自爾無虛日，高原亦沾足。
連年因饑饉，此際庶和熟。
如何涉秋序，沉陰仍慘黷。
長簷瀉潺瑗，晝夜浩相續。
……
汙萊閔下田，漏濕憐破屋。
喬木失端杪，饑鳥下無投。
黍稷沉黃泥，圭舍安可收？
嗟予乏技能，無以易糠糧。
販鬻固所昧，敢托市井遊？
欲依盜賊群，懦不嫻戈矛。
已哉任天地，無益徒為愁。
一身無死所，況為妻兒謀？
之美愛物者，淒然涕沾裘。
一夫有不獲，伊尹為深羞。
何當富斯民，此屋禾倉稠。
惜哉祿秩卑，此誌終宜酬。
這家災民春天青黃不接播種時，種子和口糧都是借的，指望秋天有個好的收成，沒想到陰雨成災，黍稷盡沉於黃，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終於產生了“依盜賊”的念頭，這不就是農民起義的原因麼！司馬光對災民深懷同情，可惜位低職卑，無能為力，“富斯民”、“禾倉稠”的壯誌何日能酬？
農民生活困苦，閭井市民的光景同樣也不好過。他在另外一首詩中這樣寫道：
因思閭井民，糊口仰執技。
束手已連旬，妻兒日憔悴。
囊錢與盎米，薪木同時匱。
敗衣不足準，搏手坐相視。
市民們靠技藝養家糊口，但市場蕭條，無活可幹，缺錢、缺米、缺柴燒，破爛衣裳無法變賣，妻兒麵目憔悴，坐視無言。如此拮據，日子過得何等艱難呀！
黎民百姓的疾苦引起司馬光的深切同情。自幼受儒家的思想教育，愛民、養民、利民的觀念在他頭腦中是紮了根的，總想實實在在地為百姓們謀點利益。
擔任諫職後，司馬光飾三品官服，有權向皇帝直接進言，議論國家的大政方針，他理所當然要為解除百姓苦難，改善人民生活盡自己的責任。他向朝廷進呈《論晏飲狀》和《荒政劄子》，指出“宮中宴飲，微為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這不是“承天憂民，輔養聖躬”的正道。勸皇帝不可“上忽天戒，下忘病民”，應該“悉罷燕飲，常賚有節”。淮南、兩浙暴雨成災，百姓們沒有吃的，違犯國家禁令賣私鹽，“以救朝夕”。司馬光建議朝廷放鬆鹽禁，廢除捕私鹽之賞。他說：“今赤子凍餒，濱於溝壑，奈何當與之爭錙銖之利，豈為民父母之意哉！”
嘉佑七年七月，司馬光向朝廷進呈了一封長達5000多字的疏狀，題為《論財利疏》，專門就如何緩解國家的財政困難提出建議。他以為國家存在的問題很多：戎狄乘間窺邊，平民窮困為盜，軍旅數起卻未獲功，府庫積存已竭，百姓生業已盡。凡此種種，最根本的問題還是財政拮據。他說：“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它，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怎樣扭轉這種積貧積弱的局麵呢？司馬光提出應以三個方麵著手：一是選拔像孔謹、桑弘羊那樣懂錢穀的人掌管財利。他以為財利之事是一項專門的學問，應該由專門人員來管理。主管的人要相對穩定，不能“出入遷徒，有如郵舍”。他舉太宗朝的陳恕為例，說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人們還稱其為治財專家，沒有人比得上他，最好的辦法是“隨材用人而久任之，養其本原而徐取之，減損浮沉而省用之”。
二是減輕人民負擔。司馬光說，農工商是財利的本源。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工盡巧，則器物堅固而用有作；商賈流通，則貿易暢順而貨有餘。農工商都能夠安居樂業，國家還有什麼求不到的呢？三業之中農要放在首位。現在的問題是農民生活最窮苦而又最為人所輕視。他提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解除其它一切負擔；要減輕農民的徭役，在各級衙門當差的，要“募人”為之，不足者則派城鎮“上戶”充當；豐年由官府平糴農民餘糧，災年則先按籍周贍，而後再救濟浮食者。他以養根伐薪的道理開導皇帝重視減輕人民負擔。他說：“伐薪者刈其條枚，養其根本，則薪不絕矣。若並根本而伐之，其得薪豈能多哉？”
三是提倡儉約，反對揮霍。司馬光以為當今華靡成風，“比與先朝，何啻十倍！”而現在的財力與數十年前卻大不能比。他說，祖宗的積存，近年來“窮於賜予，困於浮費”，已耗去十之七八。內藏已空，浸淫左藏。府庫的積存是“聚天下之財以為民，非以奉一人之私”；祖宗儲蓄的內藏，是“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要扭轉這種腐敗的風氣，必須先從宮廷作起，從管吏作起。“宮掖者，風俗之原了；貴近者，眾庶之法了。”馬光提出：今後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奉給賜予，皆循舊規，違犯者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宮中所陳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海裏；內自妃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誇眩相高，或者是貢獻賄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要“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銷除奸蠹，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而已，常抓不懈。
嘉佑七年十月，朝廷下詔特賜寺觀名額。對此，司馬光堅決反對。他以為釋老之教無益治世，反而“聚匿遊惰，耗蠹良民”。他說，以前國家已有明令，禁止新建寺觀，蓋因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朝廷“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讓人民怎麼相信和服從國家的號令？現在百姓貧困，饑無食，寒無衣，作為人君豈可複唱釋老之教，勞民傷財，而不憂心百姓？
仁宗在世時，曾在幫星觀畫了一幅壽星圖。仁宗死後，管理道觀的內臣妄稱這是“先帝禦容”，奏請將壽星觀改名“崇先觀”，英宗準其奏。對此，司馬光極不讚成。他以為這是內臣欲借此“大張事體，廣有興修，自為效勞，別圖恩賞”。這樣一來，土木之用又要耗費幾千萬。對於仁宗的遺留物品，照慣例要頒賜君臣，司馬光自己所得，即值近5000緡，況名位越高，賜贈愈厚，這樣下來，所費何止巨萬。他上書英宗，以為國家用度不足，祖宗的積累幾乎消失迨盡。為了滿足賞賜，必然重斂於民，州縣官吏鞭撻百姓，逼取錢物。民為饑寒所迫，流為盜賊，這將威脅國家的安全。他請求英宗深思遠慮，不可忽視這些小事，應以國家虛實緩急的不同時期、不同情況，對舊例進行更改。在這份奏狀的封麵，司馬光貼黃（宋代大臣奏狀封麵貼黃，表示所奏事情急迫）寫道“臣今來劄子，乞降中書省商量施行”，以催促朝廷急速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