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幾年，孫榮明的伯父、叔父也因生活拮據，先後來長島社活謀生。從此，孫家兄弟相依為命，終於在長島紮根落戶。
孫榮明自幼聰穎，10歲入本村私塾讀書，他學習刻苦，嗜書如命，隻上了四五年學，就讀完了“四書”、“五經”，並通讀了許多經史書籍。當時，島內人多地少，青年人多去東北經商學手藝。孫榮明15歲那年被人帶到沙河子（今屬丹東市），在後聚寶街福隆祥商號當小夥計。在他地異鄉，他年少誌強，忠厚老實，勤學好問，又能吃苦耐勞，深受掌櫃的賞識，並逐步得到信任和提拔重用。福隆祥商號改為恒盛泰後，遷到安東迎江街太古洋行附近，成為經營糧食、木材、煙酒、蠶繭和油坊等的代理店。此間，孫榮明業務逐漸熟練，廣交商界朋友，社會知識日趨豐富。
民國10年（1921年），孫榮明已露頭角，成為吃“身份股”的副經理。民國13年（1924年）他當選為安東總商會的常務理事，民國15年（1926年）當選為安東總商會的副會長，民國17年（1928年）當選為安東總商會會長。
力求進取、博聞強識，使孫榮明年輕得誌，在他任會長期間，曾先後兼任過奉天省委員，奉天省財政廳顧問，熱河省財政廳顧問！東三省商會聯合會副會長，奉天花紗公司董事，以及安東縣實業局局長，安東政記輪船公司董事，安東東邊實業銀行董事，安東大安汽船公司董事，安東木會董事。在籌建與日本電業抗衡的電氣公司時，他是發起人之一，並擔任董事。另外，他還擔任安東商科學校安東同善社、安東貧民醫院的領導職銜。
孫榮明自幼家境貧寒，對饑苦生活深有體會。他在安東身居要職，收入可觀，在商界頗有聲望，可謂“官祿”皆有，但他仍然熱心於濟貧扶危，為國擔憂，替民分愁，把發家致富置之度外。在安東，有些和他隻有業務關係或一般交往的人，隻要對他有求，他從來是慷慨相助，不計得失。一位同界人士其父與孫榮明隻是一般交往，因染急病身故，得到孫榮明兩千銀元的資助。當安東遭受水災時，他不但解囊捐贈，還主動成立賑災組織，向地方各界酬集資金、食品、衣物等救濟災民。有時把物資親自送到災民手中，這在當時安東的市民中是有口皆碑的。
1925-1930年，孫榮明的二弟孫榮修在安東經商發了財，一度是貧窮的家庭，逐漸變成了富有的家庭。此時家鄉的父老，未脫困境，生活所迫，多闖關東。凡島中去安東的，多願找孫會長幫忙，對於鄉親求助，他總是盡力而為。當保人，介紹職業，支付盤纏，解決衣食，使異地同鄉人得以落腳謀生。有時，鄉親們碰到喪事，無錢購置棺材，他知道後，或募集資金或捐款資助，幫其殯葬。他的車夫通曉中醫、針灸，天長日久，孫榮明也略通一些醫術，他常為窮苦百姓無償地看病治病。
民國17年（1928年），國民黨東北海軍第二艦隊駐長島，在此開辟軍港，興辦教育，育林修路，開發海島經濟。此間，孫榮明曾回島探親，見此利民之舉，與艦隊有過來往，並在艦隊集會上發表過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演說。
在家鄉，他親眼看到窮苦的群眾缺吃少穿，曾自己出錢雇船到東北買糧回來，周濟貧鄰。黑石嘴村無避風港口，逢風浪時，漁民往往要冒著生命危險轉口停船，有的船被風浪吞噬。孫榮明見此情景，憂鄉憂民，回安東後主動捐集款項，資助家鄉修建避風港口，許多老年人至今記憶猶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出兵侵占我東北。年末，為加強其統治，派日本人竹內擔任安東總商會“顧問”，其實這個“顧問”是把持會務、總攬商界的太上皇。他監視商會的一切活動，主宰商會的一切事務，積極為日本帝國效勞。孫榮明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他對“顧問”玩弄的伎倆，看的一清二楚，竹內那種專橫跋扈的作風，曾多次遭到孫榮明的諷刺、挖苦與反對。因此，與竹內的矛盾逐步尖銳起來。竹內見孫會長不肯俯首貼耳，甘當日本的應聲蟲，便采取拉攏收買的政策，借以欺騙輿論界。當時日本人組織了社會名流、上層人士到日本去“觀光”，期待他們回國後為日本侵略中國歌功頌德。孫榮明赴日“觀光”，親眼看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實質，聯想到我東北人民遭受塗炭的情景，在思想上更激發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之情。“觀光”回國後，他不僅閉口不談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本”、“教本”和繁榮強大，反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行徑更加仇視，對竹內的陰謀愈加提防。這無疑也遭到竹內的白眼相待。竹內見孫榮明回國後親熱不夠，冷淡有餘，有些要事回避他，更感“內患”潛在，於是，又耍出一套新花招，多次提出要派一名日語翻譯到總商會，以利協調工作。孫榮明早已洞察其陰謀，以節省費用開支，減輕商民負擔，商會外交事務不多，勿需專職翻譯為由，未能采納。竹內吃了閉門羹，暫時還無法置孫榮明於死地，但孫榮明的存在，無疑是他控製商會的最大障礙。竹內認定，這是一個不可馴服“支那人”，於是向上級作了彙報。
“九’一八”事變後，不甘心當亡國奴的軍政各界和知識分子、愛國學生紛紛流亡於華北、京津各地，組織起“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他們奔走呼號，宣傳抗日救國，募集錢物支援抗日武裝，消息傳到安東，首先得到商界學界的秘密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