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時代的到來，既是對潮湧而來的新媒體的順應，更是對傳統傳播渠道的脫魅。網紅實際上是資本決定論和互聯網風口論的產物，由網紅帶來的商業變現升級，必將催生出更多特征不一的網紅以及聚焦網紅經濟的風險資本。發一條微博可獲得上萬廣告費，上千萬的風投，開網店年總銷售額過億元……這些令人咋舌的數字，便是網紅創造的商業奇跡。
有數據統計，截至2015年年底，國內大大小小的網紅人數已經超過100萬人，相當於一個普通地級市的全部人口數。無論身在何處，我們隨手翻翻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這種新業態的跡象。
在蘇州，我們也不難窺見這一迅速衍生的新業態。江蘇有個叫孟琦的女孩，26歲的她在網上看到一個叫lulu的美妝博主定期推送的微信視頻，視頻中lulu會教大家根據不同場景來塑造自己的妝型，還會對比不同化妝品的好壞。從那以後孟琦開始化妝，並且每期不落地看。很快lulu的方式得到認同，看過視頻的人大多會買lulu推薦的化妝品，不再去門店，而是通過互聯網微信平台挑選自己中意的產品。
另外還有一個“姐姐張”，媒體行業出身，成為朋友圈的活躍人物後，也具有一定影響力。一次公司活動，需要用網紅舉行現場簽售，結果人氣出乎意料的爆滿。“姐姐張”也因此有了很多粉絲，她還利用網紅的號召力為受傷男孩籌集手術費。利用社交平台為社會集資，發動獻愛心也可以如此簡單。互聯網已經深入到了我們生活的本質，我們離不開它，它也不能缺少創業者們源源不斷的活力。
注意力經濟將被迅速效仿
在互聯網時代，傳播能力本身代表了流量，將流量轉化成商業變現，這便是傳播運用於商業的最好詮釋。網紅經濟僅僅指以“網紅”為工具的變現模式和變現能力，與“國民經濟”“資本經濟”等常見詞彙中的“經濟”不是一個概念。
我們應有超越商業本身的社會學思考。基於流量的商業變現是基於注意力基礎上的商業變現，乃至於羅振宇的人格魅力變現，其實核心都是注意力經濟，而與人格魅力無關。真正的人格魅力是經過實踐和歲月的磨礪造就的。很多網紅外在高雅、吐槽或炫富的形象，內在的性格邏輯也具有一定的價值觀。傳播就是傳播，商業就是商業，極致的個體形象和言論，是符合傳播學理論的，不可否認這種現狀正存在著並被很多人所接受。
商業運作模式更加切合人們的心靈感受
網紅經濟的快速到來與當前社會快節奏的生活有關。市場正在高速運轉驅使大眾快速享受娛樂、放鬆心情，極度需要對傳統文化認知去魅，而不是言傳說教。與此同時，微博、微信、短視頻、直播平台等日漸興起，為各種自媒體提供了豐富的展現機會，各色網紅借助平台資源力量成功崛起的可能性迅速增加。網紅經濟的興起與近年來各色奇葩綜藝節目的走紅，其內在邏輯是相通的，甚至是一致的。
網絡紅人的出現，圍繞網紅發生的商業盈利模式也會逐漸浮出水麵，這就是由網紅帶動的網紅經濟。大量粉絲成為資本，而資本決定論的以資本的喜好跟風和投資傾向為轉移則意味著，獲取資本的青睞從而變現成為唯一目的，傳統價值觀中的道德、使命、意義等將被視為糞土。
縱觀網紅的幾段經曆，他們都被賦予了負麵含義。此前，郭美美、鳳姐更多是被人嘲諷和鄙視的笑料，並沒有成為效仿和追捧的對象。今天的網紅人群更為廣泛，從各大女主播到網店業主，大多數人紅起來也是靠大膽裸露、充滿性暗示的影像或圖片吸引粉絲群，還有一類人是利用無底線的言行引爆輿論場等。網紅多少傳遞了一些扭曲的價值觀，但依然有很多人在效仿，當然也有部分是以賣文化知識產業賺取收益。盡管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許多民眾對“網紅”在名氣和金錢上產生了共生性的依賴，此種依賴可以彌補現在社會上眾多人缺失的安全感，人與人之間需要強烈的認同感，這讓網紅的存在具有強大的市場需求。
受眾群體偏重更加年輕的新一代
2016年1月，一份調研報告指出，1995年～1999年出生的“95後”總量約為1億人，從出生就與互聯網為伴，與80後相比可謂是移動互聯網的原住民。業內人士指出，以“95後”為代表的青年是移動互聯網和網絡社交平台最重要的用戶，這類年輕的一代為網紅的成長提供了社會基礎。
網紅經濟是融入互聯網世界的新業態
上班能拚車、在家能看病、一條微信登門洗衣、上門烤全羊……滑動指尖，跟隨網絡紅人的步伐，減少信息的挑選時間，找出自己滿意的服務，網紅經濟從側麵來說是引導我們的生活更新業態化，被稱為“網上一代”的我們正享受著來自互聯網無微不至的“嗬護”。
網紅加入互聯網經濟勢必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優質的東西經得起時間的推敲，曇花一現的事物往往在剝離任何形式上的東西之後，內容的好壞決定了其生存的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