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不要說我沒有說什麼新話，那些舊材料我卻重新安排過了。我們打網球的時候，雖然雙方同打一個球，但是總有一個人能把那球打到一個較巧妙的地點去。
——Pascal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英國那位瘦棱棱的，臉上有一大片紅胡子的近代傳記學大師齊爾茲·栗董·斯特剌奇病死了。他向來喜歡刻劃人們彌留時的心境，這回他自己也是寄餘命於寸陰了；不知道當時他靈台上有什麼往事的影子徘徊著。也許他會記起三十年前的事情，那時他正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裏念書，假期中某一天的黃昏他同幾位常吵架的朋友——將來執歐洲經濟學界的牛耳，同一代舞星Lopokova結婚的J。M。Keynes，將來豎起新批評家的旗幟，替人們所匿笑的渦卷派同未來派畫家辯護的Clive Bell，將來用細膩的筆調寫出帶有神秘色彩的小說的E。M。Forster——到英國博物院鄰近已故的批評家Sir Leslie Stephen家裏，跟那兩位年輕俏麗，耽於縹緲幻想的小姐——將來提倡描寫意識之流的女小說家Virginia Woolf同她愛好藝術的姐姐——在花園裏把世上的傳統同眼前的權威都扯成粉碎，各自憑著理智的白光去發揮自己新奇的意思，年青的好夢同狂情正罩著這班臨鳳吐萼也似地的大學生。也許他會記起十年前的事情，《維多利亞女王傳》剛剛出版，像這麼嚴重的題材他居然能用輕盈詼諧的文筆寫去，脫下女王的服裝，畫出一個沒主意，心地真摯的老太婆，難怪她的孫子看了之後也深為感動，立刻寫信請他到宮裏去赴宴，他卻回了一封措辭委婉的短簡，敬謝陛下的恩典，可是不幸得很——他已買好船票了，打算到意大利去旅行，所以還是請陛下原諒罷。也許記起他一些零碎的事情，記起他在大學裏寫下的一兩行情詩，記起父親輝煌奪目的軍服，記起他母親正在交際場中雍容閑暇的態度，記起他姊姊寫小說時候的姿勢，也許記起一些瑣事，覺得很可以做他生活的象征……
日常瑣事的確是近代新傳記派這位開山老祖的一件法寶。他曾經說曆史的材料好比一片大海，我們隻好劃船到海上去，這兒那兒放下一個小桶，從深處汲出一些具有特性的標本來，拿到太陽光底下用一種仔細的好奇心去研究一番。他所最反對的是通常那種兩厚冊的傳記，以為無非是用沉悶的恭維口吻把能夠找到的材料亂七八糟堆在一起，作者絕沒有費了什麼熔鑄的苦心。他以為保存相當的簡潔——凡是多餘的全要排斥，隻把有意義的搜羅進來——是寫傳記的人們第一個責任。其次就是維持自己精神上的自由；他的義務不是去恭維，都是把他所認為事實的真相暴露出來。這兩點可說是他這種新傳記的神髓。我們現在先來談這個理論消極方麵的意義罷。寫傳記的動機起先是完全為著紀念去世的人們，因此難免有一味地歌功頌德的毛病；後來作者對於人們的性格漸漸感到趣味，而且覺得大人物的缺點正是他近於人情的地方，百尺竿頭差此一步，賢者到底不是冷若冰霜的完人，我們對於他也可以有同情了，Boswell的Samuel Johnson傳，Moore的Byron傳，Lockhart的Scott傳都是頗能畫出Cromwell的黑痣的忠實記述。不幸得很，十九世紀中來了一位怪傑，就是標出崇拜英雄的Carlyle，他說：人類的曆史就是偉人的曆史，我們應當找出這些偉人，把他們身上的塵土洗去，將他們放在適當的柱礎上頭。經他這麼一鼓吹，供奉偶像那出老把戲又演出來了，結果是此人隻應天上有，塵寰中的讀者對於這些同荷馬史詩裏古英雄差不多的人物絕不能有貼切的同情，也無從得到深刻的了解了。原來也是血肉之軀，經作者一烘染，好像從娘胎墜地時就是這麼一個馨香的木乃伊，充其量也不過是呆呆地站在柱礎上的雕像罷。斯特剌奇正像Maurois所說的，卻是個英雄破壞者，一個打倒偶像的人。他用輕描淡寫的冷諷吹散偉人頭上的光輪，同時卻使我們好像跟他們握手言歡了，從友誼上領略出他們真正的好處。從前的傳記還有一個大缺點，就是作者常站在道學的立場上來說話。他不但隱惡揚善，而且將別人的生平拿來遷就自己倫理上的主張，結果把一個生龍活虎的人物化為幾個幹燥無味的道德概念，既然失掉了描狀性格的意義，而且不能博得讀者的信仰，因為稍微經些世變的人都會知道天下事絕沒有這樣黑白分明，人們的動機也不會這樣簡單得可笑。Dean Stanley所著的Arnold傳雖然充滿老友的同情，卻患了這個削足入履的毛病，終成白玉之玷，H。L。A。Fausset的Keats評傳也帶了這種色彩，一個雲中鶴也似的浪漫派詩人給他用一兩個倫理的公式就分析完了。其實這種抬出道德的觀念來做天平是維多利亞時代作家的習氣，Macaulay，Matthew Arnold以及Walter Bagehot的短篇評傳都是采取將詩人，小說家，政治家裝在玻璃瓶裏，外麵貼上一個紙條的辦法。有的人不拿出道德家的麵孔，卻擺起曆史家的架子來，每說到一個人，就牽連到時代精神，前因後果，以及並世的賢豪，於是越說越多，離題越遠，好幾千頁裏我們隻稍稍看到主人公的影子而已。這種傳記給我們一個非常詳細的背境，使我們能夠看見所描狀的人物在當時當地特別的空氣裏活動著，假使處處能夠顧到跟主要人物的關係，同時背麵敷粉，烘托出一個有厚薄的人形，那也是個很好的辦法。Carlyle的Frederick The Great傳，Spedding的Bacon傳，Masson的Milton傳都是良好的例子。可是這樣很容易變成一部無聊的時代史，充量隻能算做這類傳記惟一的特色了。還有些作家並沒有這些先見，不過想編一部內容豐富的傳記，於是把能夠抓到手的事實擱進去，有時還自誇這才算做科學的，客觀的態度，可是讀者掩卷之後隻有個駁雜的印象，目迷五色，始終理不出一個頭緒來，通常那種兩巨冊的Life and Letters大概要屬於這一類罷。
斯特剌奇的方法跟這些卻截然不同，他先把他所能找到的一切文獻搜集起來，下一番扒羅剔括的工夫，選出比較重要的，可以映出性格的材料，然後再從一個客觀的立場來批評，來分析這些砂礫裏淘出的散金，最後他對於所要描寫的人物的性格得到一個栩栩有生氣的明了概念了，他就拿這個概念來做標準，到原來的材料裏去找出幾個最能照亮這個概念的軼事同言論，末了用微酸的筆調將這幾段百煉成鋼的意思綜合地，演繹地娓娓說出，成了一本薄薄的小書，我們讀起來隻覺得巧妙有趣的故事像雨點滴到荷池上那麼自然地紛至遝來，同時也正跟蓮葉上的小水珠滾成一粒大圓珠一樣，這些零碎的話兒一刹那裏變得成個靈活生姿的畫像了，簡直是天衣無縫，渾然一體，誰會想到作者經過無窮的推敲，費了不盡的苦心呢？他所寫的傳記沒有含了道學的氣味，這大概因為他對於人們的性格太感到趣味了。而且真真徹底地抓到一個人靈魂的核心時候，對於那個人所有的行動都能尋出原始的動機，生出無限的同情和原諒，將自己也擲到裏頭去了，怎麼還會去扮個局外人，袖著手來下個無聊的是非判斷呢。Carlyle在他論Burns那篇文章裏主張我們應當從作品本身上去找個標準來批評那篇作品，拿作者有沒有完美地表現了所要表現的意思做個批評的指南針，卻不該先立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抽象主張，把每篇作品都拿來稱一稱，那是不懂得文學的有機性的傻人們幹的傻事。當代批評家Spingarn所主張的表現主義也是同樣的意思。斯特剌奇對於所描狀的人物可說持了同一的批評態度，他隻注意這些不世的英才沒有充分發揮他們特有的性格，卻不去理世俗的人們對於那些言行該下一個什麼判詞。這種尊重個人性格自由的開展的寬容態度也就是曆來真懂得人性，具有博愛精神的教育家所提倡的，從Montaigne一直到Betrand Russell都是如此；這樣兼容並包的氣概可說是懷疑主義者的特權，我們這位寫傳記的天才就從他的懷疑癖性裏得到這個純粹觀照的樂趣了。他又反對那班迷醉於時代精神的人們那樣把人完全當作時間怒潮上的微波，卻以為人這個動物太重要了，不該隻當作過去的現象看待。他相信人們的性格有個永久的價值，不應當跟瞬刻的光陰混在一起，因此仿佛也染上了時間性，弄到隨逝波而俱亡。其實他何嚐注意時代精神呢，不過他總忘不了中心的人物，所以當他談到那時的潮流的時候，他所留心的是這些跟個人性格互相影響的地方，結果還是利用做闡明性格的工具。他撇開這許多方便的法門，拈起一枝筆來素描，寫傳記自然要變成一件非常費勁的勾當了，怪不得他說把別人生活寫得好也許同自己生活過得好一樣地困難。我們現在來欣賞一下他在世上五十二年裏辛苦寫成的幾部書的內容罷。
他第一部出版的書是《法國文學的界石》（Landmarks in French Literature），屬於《家庭大學叢書》，所以照老例篇幅隻能有二百五十六頁。這書是於一九一二年與世人見麵的，當時他已經三十二歲了。文學批評本來不是他的專長處，他真是太喜歡研究人物了，每說到微妙的性格就有滔滔的談鋒，無窮的雋語，可是一敘述文學潮流的演進興致立刻差得多了。所以這本書不能算做第一流的文學史，遠不如Saintsbury的A Short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同Dowden的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他們對於各代的風格感到濃厚的趣味，探討起來有說不盡的欣歡，因此就是幹燥得像韻律這類的問題經他們一陳述，讀起來也會覺得是怪好玩的。可是這本素人編的文學史也有特別的好處，通常這類書多半偏重於作品；對於作家除生死年月同入學經過外也許就不讚一詞，因為未曾念過多少作品的讀者有時像聽楚人說夢，給一大堆書名弄糊塗了，這本古怪的文學史卻不大談這些內行的話，單是粗枝大葉地將個個文學家刻劃出來，所以我們念完後關於法國文學的演變雖然沒有什麼心得，可是心裏印上了幾個鮮明的畫像，此後永遠忘不了那個徘徊歧路，同時具有科學家和中古僧侶精神的Pascal，那個住在日內瓦湖畔，總是快死去樣子，可是每天不斷地寫出萬分刻毒的文章的老頭子Voltaire，以及帶有近世感傷色彩，卻生於唯理主義盛行的時代，一生裏到處碰釘子的Rousseau。所以這本文學史簡直可說是一部文苑傳，從此我們也可以窺見作者才氣的趨向。還有從作者敘述各時代文學所用的篇幅，我們也可以猜出作者的偏好。假使我們將這本小史同Maurice Baring編的French Literature一比較，他這本書十七世紀文學占全書三分之一，十八世紀文學占全書四分之一，十九世紀隻占全書七分之一，Baring的書十七世紀不過占四分之一，十八世隻六分之一，十九世紀卻占三分之一了，這個比例分明告訴我們斯特剌奇是同情於古典主義的，他苦口婆心向英國同胞解釋Corneille，Racine，Le Fontaine的好處。為著替三一律辯護，他不惜把伊利沙伯時代戲劇的方式說得漏洞叢生，他詳論Boussett同Fontenelles，整本書裏卻沒有提起Zola的名字！這種主張最少可以使迷醉於浪漫派同寫實主義的人們喝了一服清涼散。假使本來不大念法國作品的讀者想懂得一點法國文學的演進，那麼這本書恐怕要算做最可口的入門，因為作者絕沒有排出那種拒人於千裏之外的學究架子，卻好像一位親密的老師爐旁燈下閑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