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錢說，我的學生管德華（Edward Gunn）博士論文寫抗戰期間的上海文學和北平文學，不僅有專節討論他的小說，也有專節討論楊絳的劇本，對她推崇備至。他翻看論文的目錄，十分高興。論文將由哥大出版所出版，另加正標題《不受歡迎的繆思》（Unwele Muse）。那天下午管君特地從康乃爾大學趕來看錢，請教了不少有關上海當年文壇的問題。
我在給錢的那封信上，就提到了《追念》文，表示道歉。在長桌上我放了六本自己的著作，他隻拿了《小說史》、《人的文學》兩種，餘書他要我郵寄。他對《追念》文興趣卻極大，當場讀了，反正他一目十行，不費多少時刻。事後，我說另一《勸學篇——專複顏元叔教授》也提到他，不妨一讀，他也看了，顯然對台灣文壇的近況極感興趣。我順便說，《談藝錄》論李賀那一節提到德國詩人、劇作家赫貝兒（Friedrich Hebbel），錢誤寫成赫貝兒斯（Hebbels），不知他有沒有留意到。他當然早已覺察到了，可見任何博學大儒，粗心的地方還是有的。想來當年錢也僅翻看了一本論赫貝兒詩的德文專著，並未精讀赫詩，德國詩人這樣多，哪能讀遍？
事實上，三十年來錢讀書更多，自感對《談藝錄》不太滿意。他說有些嘲笑洋人的地方是不應該的。當年他看不起意大利哲學家兼文評家克魯齊（Croce），現在把克魯齊全集讀了，對他的學識見解大為佩服。講起克魯齊，他連帶講起十九世紀意大利首席文學史家狄桑克惕斯（Franceseo de Sanctis，一八一七年至一九八三），因為他的巨著《意大利文學史》錢也讀了。我知道克魯齊極端推崇狄桑克惕斯，威來克（René Wellek）也如此，曾在《近代文藝批評史》專論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第四冊裏專章論他。該章我也粗略翻過，但意大利文學我隻讀過《神曲》、《十日談》這類古典名著的譯本，十八、十九世紀的作品一本也沒有讀過，狄桑克惕斯再精彩，我也無法領會。自知精力有限，要在中國文學研究上有所建樹，更不能像在少年時期這樣廣讀雜書。錢鍾書天賦厚，本錢足，讀書精而又博，五十年來，神交了不知多少中西古今的碩儒文豪。至今雖身不由己，在他書齋內，照樣作其鯤鵬式的逍遙遊，自感樂趣無窮。
在“文革”期間，錢鍾書告訴我，他也過了七個月的勞改生活。每天早晨到馬列研究所（？）研讀那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文件，也做些勞動體力的粗工，晚上才回家。但錢的求知欲是壓抑不住的，馬克思原是十九世紀的大思想家，既然天天在馬列研究所，他就找出一部德文原文的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來閱讀，讀得津津有味，自稱對馬克思的性生活有所發現。可惜我對馬克思所知極淺，沒有追問下去，究竟發現了些什麼。
比起其他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來，錢鍾書僅勞改七個月，所受的懲罰算是最輕的了。他能輕易逃過關，據他自己分析，主要是他非共產黨員，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麼人，捧過什麼人，所以也沒有什麼“劣跡”給人抓住。一九四九年以來，多少學人爭先恐後要入黨，表示自己“前進”，這些人在鬥爭會議上，罵起被鬥爭的對象（往往是自己的朋友）來，比別人更凶，惟恐自己落後。錢鍾書也參加過鬥爭大會，但他在會場上從不發言，人家也拿他沒辦法。在大陸，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無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錢自稱多少享受了“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並不這樣簡單，很可能上麵有人包庇他，不讓當代第一博學鴻儒，卷入無謂的鬥爭之中。
在今日大陸，好多歐美出版的漢學新書看不到，但代表西歐最新潮流的文學作品、學術專著，錢倒看到了一些，這可能是“四人幫”垮台後學術界的新氣象。錢自稱讀過這些法人羅勃·葛利葉（Alain Robbe Grillet）、德人畢爾（Heinrich B ll）的小說，結構派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文學評析家巴特（Roland Barthes）的著述。大陸學人、文藝工作者，其知識之淺陋，眾所共知；但錢鍾書的確是鵬立雞群（鶴比雞大不了多少），隻要歐美新書來源不斷，他即可足不出戶地神遊竹幕之外。
雖然如此，三十年來錢鍾書真正關注的對象是中國古代的文化和文學。他原先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內研究西洋文學，旋即調任“中國文學史編寫組”，就表示他作了個明智的決定。研究西洋文學，非得人在國外，用西文書寫研究成果，才能博得國際性的重視。大陸學人，在中文期刊上發表些研究報告，批評觀點逃不出馬列主義，人家根本不會理睬的。在今日大陸，西洋文學研究者隻有一條路可走：翻譯名著。楊絳去年譯著了兩厚冊《堂吉訶德》，譯自西班牙原文，就代表了即在閉塞的環境下一個不甘自暴自棄的西洋文學研究者所能做的工作。假如楊絳的譯筆忠實傳神，她這部譯著也可一直流傳下去。
錢鍾書的《談藝錄》是他早年研究唐宋以來的詩和詩評的成績。一九四九年以後，他編著的書隻有兩種，發表的零星文章也極少，寫《追念》文時，我真以為他人在北京，隻能讀書自娛，不便把研究心得寫下來。去歲看到《管錐編》即將出版的預告，還以為是本讀書劄記式小書，絕想不到是部“百萬言”的巨著。澳洲大學柳存仁兄最近來信告我，錢采用“管錐”此詞為書名帶有自嘲的意味，即“以管窺天，以錐測地也”。存仁兄的解釋一定是對的，至今我們謙稱自己的意見為“管見”。
三、三十年的心血——《管錐編》
目今中國文學研究者，將中國文學分成詩詞、戲劇、小說、散文諸類，再憑各人興趣去分工研究。過去中國讀書人，把所有的書籍分成經史子集四大類，未把文學跟哲學、史學嚴格分開。個別文人的詩詞、散文、詩話、小說筆記都屬於“集”這一門，《談藝錄》研究的對象也就是“集”。《管錐編》研討十部書，《易經》、《詩經》、《莊子》、《列子》、《史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太平廣記》等七部書皆在內（另三部書可能是《左傳》、《論語》、《文選》，但我記憶有誤，不敢確定）。也就是說，錢鍾書不僅是文學研究者，也是個道地的漢學家，把十部經史子集的代表作逐一加以研究。除了《太平廣記》裏錄有唐人小說外，這十部書都可說是唐代以前著述，同《談藝錄》研討唐代以還的詩，時代恰好一前一後。
去秋香港《大公報》出版了《大公報在港複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兩卷。下卷彙集了香港同海外學人、作家的論文和作品，內容較雜；上卷則收集了大陸“文革”以來沉默了好多年的著名學者加上少數文藝工作者（秦牧、戈寶權）的論文，內容相當紮實，可視為大陸借以向香港、海外讀者炫耀的人文學科方麵的研究成績。《管錐編》也被選錄了五則。可惜友人自港寄我這部紀念文集，上卷給郵政局弄丟了，一直未見到。那天上午錢鍾書即對我略述他的新書內容，並自稱該書文體比《談藝錄》更古奧，一時看不到“紀念文集”上卷，自覺心癢難熬。現在，我已把友人寄我的五則“選錄”影印本拜讀了，真覺得錢鍾書為古代經籍作訓詁義理方麵的整理，直承鄭玄、朱熹諸大儒的傳統；同時他仍旁征博引西方曆代哲理、文學名著，也給“漢學”打開了一個比較研究的新局麵。剛去世的屈萬裏先生，也是我敬愛的學人。他治古代經典，頗有發明，隻可惜他對西方經典所知極淺，治學氣魄自然不夠大。目今在台港治比較文學的年輕學者，他們讀過些西洋名著，對歐美近人的文學理論頗知借鑒，但他們的漢學根底當然是遠比不上屈先生的。今秋《管錐編》出版，雖然在大陸不可能有多少讀者，但應該是漢學界、比較文學界曆年來所未逢的最大盛事。
錢鍾書中西兼通的大學問，讀過《談藝錄》的都知道，不必再舉例子。在這裏，我倒要引一段錢氏訓“衣”的文字，借以證明錢氏今日的漢學造詣不僅遠勝三十年前，且能把各種經典有關“衣”字的注釋，融會貫通，而對該字本身“相成相反”的涵義作了最精密的例證：
《禮記·樂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玄注：“廣譬喻也，‘依’或為‘衣’”。《說文》：“衣，依也”；《白虎通·衣裳》，“衣者隱也，裳者障也”。夫隱為顯之反，不顯言直道而曲喻罕譬；《呂覽·重言》：“成公賈曰：‘願與君王’”，《史記·楚世家》作：“伍舉曰：‘願有進隱’”，裴駰集解：“謂隱藏其意”；《史記·滑稽列傳》：“淳於髡喜隱”，正此之謂，《漢書·東方朔傳·讚》：“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如淳注：“依違朝隱”，不曉“依隱”而強釋耳。《文心雕龍·諧隱》之“內怨為俳”，常州派論詞之“意內言外”（參見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集卷五），皆隱之屬也。《禮記》之“曲禮”及“內則”均有“不以隱疾”之語，鄭注均曰：“衣中之疾”，蓋衣者，所以隱障。然而衣亦可資炫飾，《禮記·表記》：“衣服以移之”，鄭注：“‘移’猶廣大也”，孔疏：“使之尊嚴也。”是衣者，“移”也，故“服為身之章”。《詩·候人》譏“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中庸》：“衣錦尚，惡其文之著也”，鄭注：“為其文章露見”；《孟子·告子》：“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趙岐注：“繡衣服也”；《論衡·書解》：“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且舉鳳羽虎毛之五色紛綸為比。則隱身適成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相反相成，同體歧用。詩廣譬喻，托物寓誌：其意恍兮躍如，衣之隱也、障也；其詞煥乎斐然，衣之引也、彰也。一“衣”字而兼概沉思翰藻，此背出分訓之同時合訓也，談藝者或有取歟。《唐摭言》卷一〇稱趙牧效李賀詩，“可謂蹙金結繡”，又稱劉光遠效李賀詩，“尤能埋沒意緒”，恰可分詁“衣”之兩義矣。
英國詩評家燕卜蓀（William Empson）寫過一本書，討論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好多英語常用的字眼，如wit，sense，看來意義十分簡單，卻是涵義極複雜的“結構”。燕卜蓀把這類字逐章討論，詳引莎士比亞、密爾頓、蒲伯、華茲華斯等曆代英國大詩人而細析每字因時代變遷而添增的涵義，當年讀來，甚感興味。錢鍾書所訓的“衣”字，顯然也是同類的“複義字”，他也盡可以把這段訓詁寫成一篇極長的論文，但錢鍾書寫這部百萬言的巨著，要提供的讀書心得實在太多了，隻好把這段文字緊縮，讓內行讀者自己去體會他學問的博大精深。借用“衣”字來點明古人對“詩”“文”二概念之認識，道前人所未道，實在令人心折。
錢鍾書能善用時間，三十年間寫出這樣一部大書，可謂此生無憾。但錢不僅是中西兼通的漢學大師，他也是位卓越的小說家，三十年來他不可能再從事小說創作，乃是國家莫大的損失。《圍城》出版後，錢策劃了一部長篇小說，自稱可比《圍城》寫得更精彩。書題《百合心》，典出波德萊爾“Le Coeur d’Artichaut”一辭：涵義是人的心像百合花的鱗莖一樣，一瓣一瓣剝掉，到最後一無所有。同《圍城》一樣，《百合心》同樣是個悲觀的人生象征。那天晚上錢對我說，他的處世態度是：“long-term pessimism，short-term optimism”——目光放遠，萬事皆悲，目光放近，則自應樂觀，以求振作。一九四九年前，《百合心》已寫了三萬四千字，接著錢受聘清華大學，自滬北上，手稿憑郵寄竟遭遺失。一般作家、學者，逃難也好，搬家也好，總把尚未完成的書稿放在身邊。錢鍾書這樣大意，倒出我意料之外。可是時局變了，從此錢鍾書再沒有心思把《百合心》補寫、續寫了。